内容提要
作为类传的一种，“佞幸传”由《史记》首创，《汉书》则奠定了后世佞幸书写的基调。《宋书》《南齐书》在“何为佞幸”上设立了全新的标准，收录的人物均为担任中书舍人的寒人。南朝正史“佞幸传”的此项特质与魏晋以来中书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魏晋时期，皇帝出于集权需要而新设的中书机构曾激起朝臣的普遍不满，中书监、令在舆论中常常遭受佞幸之讥。南朝皇帝以寒人任中书舍人典掌机要，又让作为官僚集团主体、引领社会文化的士人感到不可接受，代表这一阶层立场的《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梁史·权幸传》由此诞生。中央官制的演进以及士族政治的终结，是初唐官修《梁书》《陈书》不立“佞幸传”的原因。“制度性佞幸”现象展现了新制度被社会认可之前的曲折过程，也为观察中古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线索。
作者简介：
黄桢，男，年生，四川威远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
一 引言
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一般由本纪、列传、志、表等几个部分组成。作为列传的一种编写形式，“类传”依据行迹与形象的相似性对人物进行归类，将其分别置于“儒林”、“文学”、“孝友”、“良吏”、“隐逸”等主题之下。关于如何在历史学的视野下把握类传，《义门读书记》围绕《后汉书·宦者传》的一段评论颇具启发性：
董贤负乘，莽得窃柄，故西京佞幸关系存亡。东都则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废马班佞幸前例，独著宦官，庶乎识变。[1]
何焯指出，佞幸关乎西汉存亡，故马、班于《史记》《汉书》立《佞幸传》，范晔用《宦者传》取而代之，则与东汉崩溃肇自宦官的史实相符。何氏的深层认识是，类传篇目的立与不立，是史家根据历史大势做出的选择。近代学者梁启超也强调类传与社会形势的紧密联系，他提到，类传所呈现的是某团体或某阶级在各朝代的情状，其重点并非传中的个人，而在于说明社会的趋势。[2]基于这样的理解，一些研究者亦从类传的篇目设置出发，挖掘历史书写背后的社会景象。比如徐冲透过两晋南朝时期“隐逸传”的兴起，细致地描绘“隐逸内化于皇帝权力结构”的现象，揭示了政治秩序在汉晋之际的一大转折。[3]该研究的切入点在于一种新型类传的出现，实际上，在诸史书沿袭不改的篇目之下也往往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变化。这方面可以举出余英时的精彩研究，他在详细对比《史》、《汉》“循吏传”的基础上，剖析了史家立场的差异，同时为观察汉代吏治、政风的演变提供了新线索。[4]
作为讨论皇权政治、门阀制度的重要材料，南朝正史的“佞幸传”一直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