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神思》篇「杼軸獻功」說疑義辨析
《神思》篇「杼軸獻功」說作為「視布於麻」這一譬喻的延伸性喻體，強調的是作為經線的「巧義」、「新意」與作為緯線的、經過加工提煉的「拙辭」、「庸事」交互為用、相得益彰。由於在單純的義理層面難以斷定「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確切之所指，「於」字用法又靈活多樣，再充分考量「拙辭、庸事」二句與「情數詭雜，體變遷貿」間的內在聯繫，則「拙辭、庸事」二句在釋義上最好的處理辦法是博采眾家之長。從《神思》篇義脈特點、「文思」與「辭令」如影隨形之關係，以及劉勰舉以為例之作家寫作實際等角度看，所謂「杼軸獻功」，既關乎尚未形諸語言文字階段的構思、組織、命意、鎔裁等環節，也涉及「篇成」之後的修改完善之功。《文心雕龍》；杼軸獻功；「杼軸」本義；「於」字訓釋；寫作環節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曰：「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1]這裡以「布／麻」關係以及織布器具「杼軸」為喻體，說明作者如何像織工一樣，通過「杼軸」編織出「煥然乃珍」的作品。就其字面意義而言，本無特別費解之處。但是，就「杼軸獻功」說的具體理論內涵而論，則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因此，「杼軸獻功」說迄今依然是《文心雕龍》研究中尚待進一步討論的疑難問題之一。如果將諸論家關於「杼軸獻功」之喻意的闡釋予以梳理，其主要觀點則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類：第一類：「刊改乃工」說。最早對《神思》篇「杼軸獻功」說內涵予以評論的，是清代學者紀昀，認為此乃「補出刊改乃工一層」，且為「神思之理」[2]題中應有之義。這一看法提出之後，直接啓發了近現代《文心雕龍》研究者的思路，因此，「杼軸獻功」主要指「刊改乃工」，也就成了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認識。其中影響比較深遠的，無疑是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對《神思》篇「杼軸獻功」要義的闡發：此言文貴修飾潤色。拙辭孕巧義，修飾則巧義顯；庸事萌新意，潤色則新意出。凡言文不加點，文如宿構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練術既熟，斯疵累漸除，非生而能然者也。[3]黃侃的認識與紀昀相一致，但更具體地指明「刊改之功」即「修飾潤色」。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亦同此說，故其《神思》篇第條注釋直接引用黃氏《札記》意見，以為「布之於麻，雖云質量相若，然既加杼軸，則煥然可珍矣」[4]。此所謂「既加杼軸」，也就是「修飾潤色」之義。第二類：「藝術想象」說。將《神思》篇「杼軸獻功」說與「藝術想象」理論直接聯繫起來，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出現的新認識。比如初版於年、經「較大修改、增補」[5]後於年重新出版的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就持這種看法：《神思》列為創作論之首，具有總綱性質，涉及到創作論各方面問題，而作為這些問題的核心則是藝術的想像……本篇提出的「思理為妙，神與物游」，可說是劉勰想像論的重要綱領。它一方面說明想像活動必須扎根於現實，一旦脫離了現實，想像活動也就失去了依據。這一點，在本篇下文中有著更明確的表白：「視布於麻……煥然乃珍。」（麻是原料，布是成品）這裡以麻、布為喻，形象地說明瞭想像活動就是作家對現實生活素材進行藝術加工。[6]又，王元化先生在-年所撰初稿的基礎上[7]，於年修訂出版了《文心雕龍創作論》，其中專列《釋〈神思篇〉杼軸獻功說——關於藝術想象》一篇，討論「杼軸獻功」說之義理：注釋家往往把這裡說的「杼軸獻功」一語解釋為「文貴修飾」……我以為這種看法是不能解釋劉勰在這段話里所提出的「視布於麻」的比喻的……用「杼軸」一詞來表示文學的想象活動，原出於陸機……不過，陸機說的「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是把重點放在想象的獨創性上面，而劉勰說的「視布於麻，雖云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則是把重點放在想象和現實的關係上面……作家並不需要把看起來樸訥的「拙辭」變成花言巧語，並不需要把大家熟悉的「庸事」變成怪談奇聞……他只是憑借想象作用去揭示其中為人所忽略的「巧義」，為人所未見的「新意」罷了。[8]
隨著《文心雕龍創作論》在學術界地位的日漸提升，「杼軸獻功」乃重點闡明「想象和現實的關係」這一說法，也自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已然成為與「刊改乃工」說並駕齊驅的一種觀點。第三類：「藝術再加工」說。這一說法之提出，可以馮春田《文心雕龍釋義》為代表。他既不同意黃侃的「文貴修飾潤色」說，也不認可王元化的「藝術想象」說，認為「劉勰的『杼軸獻功』說，是關於構思的藝術再創造（或加工）的理論」[9]。文中指出：「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中的「於」字，其作用是介紹出動詞（「孕」、「萌」）所涉及的對象（「巧義」、「新意」）……所以，「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即「拙辭或孕巧義，庸事或萌新意」。這兩句話，是說構思的結晶有義巧而辭拙、意新而事庸的情況……如果象用機杼將麻織作成布那樣，將「義巧」、「辭拙」和「意新」、「事庸」的構思進行一番經營或再加工，發揮文思的構思組織作用（「杼軸獻功」），使它在「辭」和「義」、「事」和「意」兩方面得到完美統一，也還是會成為素帛錦繡般煥然可珍（「煥然乃珍」）的藝術成品。[10]
這一說法的獨特之處，在於一反黃、王二氏的基本思路，認為「巧義」、「新意」並非來自「刊改」、「想象」之功，而是「構思的結晶」中本來就是「拙辭-巧義」並存、「庸事-新意」同在，因而「杼軸獻功」主要是「發揮文思的構思組織作用」，達到「辭／義」、「事／意」之間的「完美統一」。第四類：融「刊改」與「想象」於一體之「折衷」說。祖保泉先生在《文心雕龍解說》中明確指出：《神思》篇「『拙辭或孕於巧義』以下六句，近世學人解說不一」，而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三家：（一）黃侃《札記》『杼軸獻功』條曰……（二）劉永濟《校釋》曰……（三）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神思》『說明』曰……按黃、劉兩家都認為『拙辭』以下六句，談的是文章修改潤色問題，郭編《神思》『說明』則認為這六句談的是通過想象如何對寫作素材進行加工問題。我認為，這兩種解釋，合之則全，離之則偏」[11]。因此，他主張應當將這兩種不同的說法綜合起來：初稿寫成，需要修改，乃是常情。辭粗拙而義巧妙的句子有之，事平庸而意新鮮的語句亦有之，要修改，就不得不借助於想象。「拙辭」之所以拙，因為缺乏形象化；「庸事」之所以庸，因為作家未能從平常事物的背後看到不平常的新意象。改掉這些缺陷，不僅是修辭問題，也是想象問題。
劉勰論創作想象，指出修改文章也離不開想象，是有道理的。他又用「麻」與「布」來比喻創作素材與作品關係，意在說明那平平常常的「麻」，能變成「煥然乃珍」的「布」，是想象「杼軸獻功」的結果……我們把黃、劉之見與郭編「說明」合起來看，應該是符合創作思維活動實際的；也是符合《神思》全文主旨的。[12]
按照這一看法，則其所謂「修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在「修辭」層面去除「拙辭」，二是在「想象」層面從「庸事」中「看到不平常的新意象」，以及從作為「麻」的「創作素材」中「想象」出「煥然乃珍」的「布」來[13]。以上大致按照學術研究歷史進程，歸納總結了四類比較有代表性的關於「杼軸獻功」說理論喻意的不同解說，從中可見這一理論命題如何在認真嚴謹的學術探討中逐步深化的軌跡。同時，通過仔細研讀、比較，也有助於進一步發現同一段文字材料、同一個理論命題為何能夠引發不同的思考並得出不盡一致的論斷。一、關於「杼軸」之本義首先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關於「杼軸」一詞喻義的理解：以黃侃為代表的「刊改乃工」說，直接將「杼軸」解釋為「修飾潤色」；以王元化為代表的「藝術想象」說，則將「杼軸」理解為「憑借想象作用」，將蘊含於「現實」中的「巧義」與「新意」揭示出來，並非對「拙辭」、「庸事」本身的刊改；以馮春田為代表的「藝術再加工」說，又認為「杼軸」重點是指「文思的構思組織作用」；以祖保泉為代表的「折衷」說，強調了「杼軸」兼具「修辭」與「想象」雙重內涵的「修改」。由此可見四類論家共有的一種思路，即不約而同地傾向於將「杼軸」視如動詞，闡釋其理論要義。按，「杼軸」確可用如動詞，如陸機《文賦》：「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文心雕龍·書記》篇：「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14]但是《神思》篇「杼軸」之說，情況似與此不同。為了更好地說明此一不同，宜先明其所在文句之前後關係：劉勰說由於「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所以有時可能出現「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的情況，緊接著就說：「視布於麻，雖云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這一小節文字，有三點值得仔細研磨：第一，「煥然乃珍」顯然是指經由織具「杼軸」加工織造而成的「布」，說明「杼軸」首先是作為名物存在。第二，就「杼軸獻功」四字本身而言，屬常規句法，即主-謂-賓結構：「杼軸」為名詞，作主語；「獻」為動詞，當謂語；「功」是名詞，作賓語。因此，「杼軸獻功」講的是織具上的兩個部件——「杼」、「軸」各司其職、交相為用，如此方可「獻」其「功」，得以完成最終成果——布。其義與《淮南子·說林訓》「黼黻之美，在於杼軸」之「杼軸」比較接近。第三，「杼軸獻功」是緊承「視布於麻」這一比喻而來，其中作為第一喻體的，應該是「布、麻」，而不是「杼軸」；換言之，「杼軸」無非是第一喻體「布、麻」的自然延伸物，重點說明由「麻」成「布」所必須借助的工具、環節及其加工對象與成品之關係。因此，「杼軸」之義，應當在「麻」與「布」關係中予以理解。當我們明確了「杼軸獻功」之「杼軸」首先應當定位為名詞而不宜直接將其視如動詞時，「杼軸」之本義就值得重新考慮。「杼軸」亦作「杼柚」，統稱之即機杼，細言之則持緯者曰杼、承經者曰軸。故《詩·小雅·大東》「杼柚其空」朱熹集傳曰：「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15]而「杼軸」本自涉及兩種要素之關係，即經、緯相配。在《文心雕龍》中，劉勰也正是從經、緯關係的角度談文章寫作問題，此即《情采》篇所言：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在劉勰看來，「情、理」宛如經線，「文、辭」則似緯線，經緯相交方可成布，情文相生、辭理交織方可構成篇章。經、緯之喻，又見於《正緯》篇：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
按，以「絲」成「帛」，或以「麻」成「布」，作為素材之「絲」或「麻」皆應「不雜」。以此為參照，則《神思》篇所謂「視布於麻」之「布」，是指經由「杼軸獻功」而得之成品，「麻」則為素材，而此素材之中，有「經」有「緯」，缺一難以成「布」。按照《情采》篇「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這一「立文本源」之觀念，則《神思》篇「拙辭、庸事」宜歸之「緯」，隸屬於「杼」；「巧義、新意」則為「經」，與「軸」相應。一經一緯，配合無間，「杼軸」方可「獻功」，成品則為「煥然乃珍」之「布」。而「拙辭」、「庸事」作為織布素材之一，顯然與「巧義」、「新意」構不成和諧匹配關係，故需對作為緯線的「拙辭」、「庸事」予以刪汰、錘鍊，使之成為「不雜」之「麻」，如此方能與作為經線的「巧義」、「新意」交相為用，「杼軸」也才能織之綜之，最後成就「煥然乃珍」之篇章。由此可見，在《神思》篇「視布於麻」這一小節中，「杼軸」的作用不是直接體現在對「拙辭」、「庸事」的修飾潤色或「想象」、「構思組織」方面，而是指將修改、提煉之後的「拙辭」、「庸事」與「巧義」、「新意」編織成「煥然乃珍」之篇章。實際上，在具體的研究實踐中，雖然有的學者並未針對「杼軸」一詞的本義詳加深究，但在解析過程中，卻也提出了有助於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的意見，如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就指出：包蘊「巧義」之「辭」必奇，而今為「拙」；產生「新意」之「事」必異，而今為「庸」，彼此既已失調，故宜改造，以求其和諧，下文譬喻言之……當麻尚為布原料，沒有加工，則賤於布，猶「辭」「事」未經提煉，則「拙」「庸」，與「巧義」「新意」不相稱也……情理、法術固然有許多變化，文辭也變化無常，比如包蘊巧義的文辭既可以由「拙」變化為奇，產生「新意」的事物也能夠從「庸」變化為異……作品的藝術加工的效驗，無不如此。實際上，劉勰強調作者以其靈活的法術，從事情理、文辭的修煉。[16]
這一說法接近於黃侃「文貴修飾潤色」說，但也有不同之處：黃侃強調的是「修飾則巧義顯」、「潤色則新意出」，而吳林伯突出的，則是「拙辭」、「庸事」經由「改造」、「加工」而「從『拙』變化為奇」、「從『庸』變化為異」，使「拙辭／巧義」、「庸事／新意」的「失調」狀態轉變為「和諧」關係。顯然，這種看法，與通常所理解的「刊改乃工」說，在內涵上並不完全一致。從《文心雕龍》中可以看出，因一些文體自身的特點，劉勰也肯定辭氣質素之作，如《議對》篇：「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不過，大凡能夠稱之為「煥然乃珍」的作品，當劉勰以錦繡、織物比擬之時，則多經緯兼顧、情辭並重，如《總術》篇云：「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眾喻之中，就有「錦繪」之譬，而只有「義味」與「辭氣」同時存在，且相得益彰，才有可能構成「錦繪」之美。其他如《風骨》篇所說的「輝光乃新」的作品，也應具備「孚甲新意，雕畫奇辭」之兩大要素。至於以「鋪采摛文，體物寫志」見長的賦體，劉勰在《詮賦》篇更明確提出：「義必明雅」而「詞必巧麗」。因為只有「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才能使作品「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這與《徵聖》篇樹以為典範的「聖文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以及「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的「秉文之金科」，顯然是一脈相承的。凡此皆有助於說明：僅僅將「視布於麻」之「布」單方面理解為「巧義、新意」，或僅僅把「麻」片面地解釋為「拙辭、庸事」而不包括作為「經線」的「巧義、新意」，顯然都離劉勰「銜華而佩實」這一美文理想甚遠。綜上可知，「視布於麻，雖云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這一小節確是針對「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情況而發，「布、麻」之喻，也確實含有修改潤色、構思組織雙重涵義，但「杼軸」所強調的，則是作為經線的「巧義」、「新意」與作為緯線的、經過加工提煉的「拙辭」、「庸事」交互為用。唯有如此，「杼軸」方可「獻」其「功」，也才能編織成「煥然乃珍」的篇章。這或許就是將「杼軸」首先當作名詞對待並強調其交織經緯之本義給我們帶來的一點新認識。二、「於」字訓釋與「拙辭／巧義」、「庸事／新意」之關係在上引四類主要觀點中，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將「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直接理解為「拙辭孕巧義」、「庸事萌新意」，其間之關鍵，是省略各句中的「或」、「於」二字。「或」字之省，暫且勿論，為何省「於」字，黃侃未作說明。不過，由於黃侃既是近代「選學」名家、駢文高手[17]，對六朝文研究有素，而且在《說文》方面造詣精深，撰有《說文略說》、《說文說解常用字》等，並批點過王引之《經傳釋詞》，因此他對「于（於）」字基本用法之理解[18]，似不宜輕易否定。實際上，不少學者雖然具體持論與黃侃相左，但對「於」字之理解，大體上與黃侃思路相同。如馮春田《文心雕龍釋義》特別指出：我們雖然不很贊成黃侃認為「杼軸獻功」即「文貴修飾潤色」的意見，但他釋「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為「拙辭孕巧義」、「庸事萌新意」卻是對的。「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中的「於」字，其作用是介紹出動詞（「孕」、「萌」）所涉及的對象（「巧義」、「新意」），與《荀子·天論》「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柳宗元《送李判官往桂州序》「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同例。所以「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即「拙辭或孕巧義，庸事或萌新意」。[19]
由此可見，儘管對於「視布於麻」、「杼軸獻功」所指涉的理論要義解釋不同，但在「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可直接等同於「拙辭或孕巧義，庸事或萌新意」這一點上，則持相同看法。王元化雖然認為「杼軸獻功」喻指「藝術想象」，但其潛在的理論基礎，也依然參照黃侃的理解，即「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等同於「拙辭孕巧義」、「庸事萌新意」，因此，他說：「作家並不需要把看起來樸訥的『拙辭』變成花言巧語，並不需要把大家熟悉的『庸事』變成怪談奇聞……他只是憑借想象作用去揭示其中為人所忽略的『巧義』，為人所未見的『新意』罷了。」很顯然，他也是認為「拙辭」中孕育著「巧義」、「庸事」中萌生出「新意」[20]。從《文心雕龍》駢句中的「於」字用例看，「於」字可省去不譯的情況確實存在，如：《徵聖》：是以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
《辨騷》：體憲於三代，而風雜於戰國。
《樂府》：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
《神思》：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
《通變》：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
以上數例，雖然情況未必完全一致，但若省去其「於」字，對於文義之理解，似無甚明顯影響。劉勰《章句》中說：「之而於以者，乃札句之舊體。」句中之「於」字，有時主要就是起著語助作用，令文氣更完足。此外，《文心雕龍·原道》篇有言：「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此「乎」即「於」[21]，所謂「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實即「河圖孕八卦，洛書韞九疇」。《神思》篇「……孕於……，……萌於……」，與《原道》篇「……孕乎……，……蘊乎……」，措辭、句法頗為相類，可作為重要參照。但是，由於古漢語中「于（於）」字含義豐富、用法靈活，很難一概而論。所以，「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中的「於」字究竟是否可以省去，直接理解為「拙辭或孕巧義，庸事或萌新意」，自然也容易引起爭議。其中較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年李逸津發表的《〈文心雕龍·神思〉篇「杼軸獻功」說辨正》一文，他指出：我認為，在劉勰的原話中，有一個字很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的「於」字。從黃侃以至王元化，許多注家論者在引述這段話時，都把這個字漏去了，而這個字恰恰是理解劉勰原意的關鍵……「於」訓「在」，介詞。由於它的存在，「拙辭」與「巧義」、「庸事」與「新意」之間的關係，就與王元化以及黃侃的說法全然翻了個個兒。不是「在拙辭中孕育著巧義」、「在庸事中萌生出新意」，恰恰相反，是「拙辭孕育在巧義之中」，「庸事萌生在新意之中」。也就是說，作家有時構思的意義很「巧」，卻選用了「拙辭」來表達，意思很「新」，卻採用了「庸事」來說明……這樣看來，黃侃說「杼軸獻功」是講文章修改，還是不錯的。只不過他在引述原文時，忽略了一個「於」字，因而招來後人的誤解和指責……總之，我認為，《神思》篇「杼軸獻功」說講的是修改文章。理由就在於對「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這句話的理解。這句話直譯應該是：「拙劣的文辭有時產生於巧妙的義理之中，平庸的事典有時萌生在新穎的意思之上。」[22]
這裡的關鍵，就在於不贊成直接省去「於」字，並訓作「在」。如此理解，則「拙辭」、「庸事」與「巧義」、「新意」的關係，就截然不同[23]。按，《文心雕龍·徵聖》篇曰：「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在」、「於」為互文，「於」即「在」義。又《聲律》篇：「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滋味流於下句，氣力窮於和韻。」此間之「於」，亦有「在」義。其他相關用例如：《通變》：齷齪於偏解，矜激於一致。
《情采》：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
《事類》：或微言美事，置於閒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
《時序》：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
《序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
這些文例中的「於」字，亦可訓「在」。因此，以為「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之「於」字「是理解劉勰原意的關鍵」，不宜省略，而應訓「在」，同樣有其合理性。面對這樣一種持論完全對立的學術爭議，在缺乏更為充分、確鑿依據的情況下，實在很難評其立論之高下，無妨多種意見並存。但是，完全對立的學術爭議中，也可能喻示著研究對象本身的複雜性，而各家攻其一端，看似針鋒相對，若深入仔細探究，或許會發現爭議各方其實不無兼容、會通之處。劉勰之《辨騷》，以為「舉以方經」者和「謂不合傳」者，觀點看似相悖，其實在「褒貶任聲，抑揚過實」這一點上，如出一轍。這實際上為我們解決《文心雕龍》研究中一些學術爭議，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從實際情況看，採取兩種理解並存的態度，或許也更接近於劉勰的本意，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即使暫不考慮「於」字的訓釋，由於「孕」字既可以理解為「孕育出」，也可以理解為「孕育在……里」；同理，「萌」字既可以理解為「萌發出」，也可以理解為「萌生在……中」，所以，如果僅僅就《神思》篇「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本身而言，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者理解為「拙辭有時可能會孕育出巧義，庸事有時可能會萌生出新意」；二者理解為「拙辭有時可能孕育在巧義中，庸事有時可能萌生於新意里」。這種情況，在《文心雕龍》中也並非獨此一例。除了《神思》篇，其他篇章也有「孕、萌」二字之用例。其中「孕」字用例的語義尚較統一，如前引《原道》篇「河圖孕乎八卦」，又《正緯》篇「榮河溫洛，是孕圖緯」，這兩處「孕」之為義，都是指「孕育出」，即篇中所引《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不過，「萌」字用例，情況就不同了——有時指「萌發出」，如《章句》篇：「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物色》：「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而《聲律》篇「響在彼弦，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之「萌」，則指「聲萌生在我心裡」。由於在單純的義理層面很難斷定「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確切之所指，且兩種解釋各有理據，所以採取兩說並存的態度，或許更為妥當。第二，在《神思》篇中，又有「神思方運，萬塗競萌」，「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的說法。「萬塗競萌」、「萌芽比興」之「萌」，顯然指「萌發出」、「萌生出」，而「情變所孕」之「孕」也是指因「情變」而「孕育出」神思、意象。總之，此處之「萌、孕」二字，皆不宜解釋為「萌生在……中」或者「孕育在……里」。參照《神思》篇章之內的「萌、孕」二字使用情況，似可大致明瞭「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中「孕、萌」二字的取義傾向。但是，由於其中「於」字的語法功能和語義功能存在歧解，且都不違背「於」字的訓詁原則，在無法進一步明確判斷劉勰此處之「於」字具體用意的情況下，還是歧說兩存為宜。第三，「拙辭、庸事」二句緊承「情數詭雜，體變遷貿」而來，主要是舉例說明寫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詭雜」、「遷貿」之具體情況，也就是各種「變數」，而「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所呈現的語義分歧，恰恰說明瞭這種「變數」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既可能從「拙辭」出「巧義」、因「庸事」生「新意」，也有可能「巧義」表之以「辭拙」、「新意」達之以「庸事」，甚至還有可能「拙辭」出「巧義」，而「新意」卻達之以「庸事」；或者「巧義」表之以「辭拙」，而「庸事」則萌生出「新意」。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則「……或孕於……或萌於……」之措辭、句法與表達方式之特點，實在是對「詭雜」且「遷貿」不定之寫作活動中「變數」情形的最恰切的一種呈現。我們沒有確切依據證明劉勰就是如此運思構詞，但兩「或」字所表達的或然性，兩介詞「於」字以及動詞「孕、萌」客觀存在的多義性，都無形中凸顯了這種「變數」的複雜多樣性。因此，如果充分注意到「拙辭、庸事」二句與「情數詭雜，體變遷貿」之間的內在聯繫，則「拙辭、庸事」二句在釋義上最好的處理辦法不是只此一家，而是應該博采眾家之長，如此方足以體現劉勰的真正用心——文章寫作過程中存在太多的變數，需要寫作者認真對待、細緻琢磨。三、關於「杼軸獻功」說所指涉的寫作環節問題從前面簡要列舉的四類不同說法中可以看出，關於「杼軸獻功」說釋義的重要分歧點之一，乃在於「杼軸獻功」說所指涉的寫作環節問題。大致而論，持「文貴修飾潤色」論者，側重於作品初成之刪改，「藝術想象」以及「藝術再加工」論者更側重於未形諸語言文字的「文思」運行階段。故有論者明確指出：「視布於麻」、「杼軸獻功」之譬喻，要在承上文措思之變化以明作文形式之必須也，並非言已作或已作成也。蓋言作文，自須及於題材。題材有似原料，須經嚴密之構思、組織，始能成為一井然有序，首尾圓合，形式完美之內容。而此亦即「杼軸獻功」之喻也。[24]
而另有學者則持相反看法：劉勰所謂「麻」，正是指有「巧義」卻選用了「拙辭」來表達，有「新意」卻採用了「庸事」來說明的初創草成的文章，而他所謂「布」，則是通過「杼軸獻功」的加工製作工夫，剪除了這些「拙辭」、「庸事」，使文章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煥然乃珍」的最後定稿。這樣看來，黃侃說「杼軸獻功」是講文章修改，還是不錯的。[25]
如此看來，把「杼軸獻功」之喻意解釋為「初創草成的文章」修改潤色，自有其道理；而理解為文章寫作過程中「構思、組織」之事，也未嘗不可。這種兩說並存且未必相悖現象的出現，主要原因大概有二：第一，儘管都是面對「杼軸獻功」這一喻體，但由於現代文學理論固有的倚重分析、區劃的思維偏好，往往將寫作過程人為地分成構思、表達、修改等若干環節。這種劃分是必要的，有助於在理論認識層面更好地分析寫作活動特點及其不同環節重點之所在；但有時也難免將複雜情況簡單化，容易忽略寫作各環節相互交叉、滲透等問題。當人們運用這樣的「理論武器」剖析古代文論時，此類弊端可能顯現得更突出，也更容易因「理論武器」自身問題而導致學術爭議。《神思》篇「杼軸獻功」說的不同理解，就是一個較為典型的個案。第二，從劉勰對「視布於麻」、「杼軸獻功」的表述情況看，很難確定其理論言說所針對的究竟是構思環節還是草稿初成階段，而作為一種譬喻，其基本喻意既可通乎構思階段的組織、提煉、加工之事，也同樣適用於文稿草成後的刪改修飾之舉。因此，這一喻體所具有的喻意有一定的普適性，出現各執一端的學術見解，又是再正常不過了。當然，以上兩點原因的存在，也同時給我們這樣一種啓發：如果我們暫時擱置現代文學理論過分偏好區劃的思維習慣，綜合考量「杼軸獻功」說諸家看法之間的相容性問題，是否可以在更高的一個層面，對「杼軸獻功」說的理論要義予以更全面、更合理的詮釋？這一理論探索設想之提出，主要基於如下四個方面的相關依據。（一）從《神思》篇章法結構看，「杼軸獻功」一段既有可能指「綴慮」構思之事，也有可能針對文稿初成階段而言。在「杼軸獻功」說理論要義的相關研究中，儘管爭議不少，但有一點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那就是「杼軸獻功」說所在的這一小節文字與《神思》篇整體文脈的關聯性。如果從這種關聯性的角度出發，就不難發現：「杼軸獻功」說既可能涉及構思、組織環節，也可能指涉文成之後的修改潤色。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將《神思》篇「杼軸獻功」說所在段落之前的基本思路簡要梳理如下：（1）「陶鈞文思」階段：「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2）「神思方運」階段：「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3）「臨篇綴慮」階段：「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從以上表述可以看出，劉勰在《神思》篇中，首先關注如何避免「神有遁心」之現象，提出了「陶鈞文思」之術；接著描述「神思方運」之狀以及容易出現的問題和具體解決辦法，即「秉心養術」、「含章司契」；然後再討論「臨篇綴慮」環節容易出現的兩大問題，即「理郁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相應的解決之道有二：一是「博見」，二是「貫一」。由此可見《神思》篇的重要思路之一，就是討論「為文之用心」的整個過程、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其具體的解決辦法。其間主要涉及文章寫作的三個階段：一是虛靜以醖釀文思，二是展開神思，三是綴慮構篇。而「杼軸獻功」說，就是緊接第三個階段而來，所以，在「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之後，劉勰又指出：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貴，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于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若情數詭雜」之「若」，宜解作轉接連詞[26]，表示前文雖然在理論上先後解決了「神有遁心」、「疏則千里」以及「臨篇綴慮」之「二患」等問題，但依然無法確保作者一定能夠寫出優秀的篇章，因為在具體寫作實踐中，還存在很多複雜的變數——「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根據上文的思路，其中「若情數詭雜……煥然乃珍」這一小節的基本文意是：雖然「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但寫作過程中「情數詭雜，體變遷貿」，還有可能出現「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這類情況，而解決的辦法，就是「視布於麻」、「杼軸獻功」。因此，這一小節的基本思路，與前文所列舉的三個環節如出一轍，都是強調文章寫作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而「至于思表纖旨……」一層則承上而來，依然是說寫作過程中「變數」太多，其中有可言說者，如「杼軸獻功」之努力，但還有很多無法言說的微妙之處，得倚賴作者不斷實踐、心領神會[27]，恰如《附會》篇所言：若能「懸識腠理」，則可臻於「節文自會」之境。所謂「懸識」，就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之義。如此即可「去留隨心，修短在手」。當我們明確了《神思》篇這四層內容漸次、遞進的關係之後，實際上可以進一步將劉勰解決問題的辦法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強調任自然，包括第一階段的「貴在虛靜」和第二階段的「秉心養術」、「含章司契」；另一類是強調人為努力，包括第三階段的「並資博練」和第四階段的「杼軸獻功」。其思理之明晰，昭昭若日月之行。其中後兩個階段的內在聯繫，除了同屬於「人為努力」這一範疇外，還有其他的前後呼應關係，如第四階段提出的「情數詭雜」主要對應前一段提到的「人之稟才，遲速異分」，都是就寫作者主觀方面的才情因素而言；「體變遷貿」則與前一段「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呼應，都屬於客觀方面的篇體問題。如果細加分析，這兩段之間的內在聯繫，還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一段雖然「稟才、制體」相提並論，但側重點實際上落在與「神思」直接相關的「稟才」一端，所以，劉勰一則曰：「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二則曰：「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重點顯然在於「思」之「緩、速」，而不在「體」之「巨、短」。更重要的是，在列舉了「思之緩」與「思之速」的作家例證之後，劉勰已經全然拋開「文之制體」問題，而專力討論「駿發之士」、「覃思之人」的思維特點及寫作速度問題，進而提出有助於提高「心力」的「博見」與「貫一」的辦法，而所謂「心力」，則與「人之稟才」問題相關，與「文之制體」問題無甚關係。同理，在「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這一小節中，劉勰依照前一段落的思路，雖然也是「情數、體變」二者並提，以呼應前文之「稟才、制體」，但其論述重點，顯然也是落在「情數」一端，幾未涉及「體變」之事，所以，「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都與「情數詭雜」相關，而與「體變遷貿」未嘗有何關聯。明乎此，則「視布於麻」、「杼軸獻功」之喻意，顯然應當限定在「稟才」、「情數」範圍內予以闡釋，這也合乎《神思》篇重點討論作者才性、文思之宗旨。其次，根據「若情數詭雜」一節與前文「人之稟才」一段的內在關聯性看，劉勰提出「臨篇綴慮」之「二患」及其解決辦法之後，重點討論的問題不外「臨篇綴慮」的兩種具體成果：一是基本完成全文的具體構思以及對這一構思的進一步完善，二是以構思為基礎，初成文稿並予以修改潤色。劉勰並沒有直接說明「情數詭雜」一節究竟是就「完成構思」而言，還是針對「初成文稿」而論，因此，作為兩種並存的可能性情況，顯然都可以納入「情數詭雜」一節所討論的範圍。況且，前文提到「駿發之士」與「覃思之人」的寫作思維特點，也只有將這兩種可能性都納入其中，方可凸顯「情數詭雜」之情形——具體地說，對於「駿發之士」而言，對「拙辭／巧義」、「庸事／新意」施以「杼軸」之功，主要完成於「構思」階段；而對於「覃思之人」而論，「構思」階段固然需要「研慮方定」，即使文稿初成，同樣需要多方刪改、潤色。因此，我們認為劉勰所說的「杼軸獻功」之事，實際上同時適用於構思組織階段的思路調整以及文稿初成後的修改潤色。這既符合寫作實際情形，也符合「情數詭雜」一節與前段文意的邏輯關聯性，而且足以涵括「駿發之士」、「覃思之人」兩種類型寫作者的思維特性。（二）從《神思》篇中可以看出，在具體寫作實踐中，整個「文思」開展的過程無不伴隨著語言，而形諸語言文字的傳達過程以及文稿初成後的修改潤色，又無不伴隨著「文思」的多方參與。總而言之，整個寫作過程，始終貫穿著「文思」活動，而「文思」則統管「情意」、「辭令」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同時也難免「情意／辭令」之間的失調現象。比如，《神思》篇討論如何「陶鈞文思」問題時，就提到：「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遁心。」從這裡可以看出，影響文章寫作是否能夠取得成功的要素有二：一是「志氣」，二是「辭令」。只有「志氣」滂沛通暢，才有可能神思飛揚，「神與物游」；同時還得具備「辭令」如流這一條件，才有可能獲得「物無隱貌」的表達效果。反過來說，「志氣」、「辭令」二者之中任一環節出現問題，都難以收取「物無隱貌」之成效。由此可見，劉勰提出以「虛靜」助成「陶鈞文思」，主要目的還是為瞭解決如何保持「志氣」充沛、「辭令」不竭這一問題。這裡既涉及文章「情意」因素，也涉及表達「情意」的「辭令」的經營與組織。故《事類》篇有「屬意立文，心與筆謀」之說，「心」與情意相連，「筆」與辭令相關。又如，《神思》篇討論「神思方運，萬塗競萌」情狀時，也提到「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的語言運用問題，而且進一步指出：「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這裡不僅從「意」之「翻空易奇」和「言」之「徵實難巧」兩個角度，說明「篇成」之後為何容易出現「半折心始」現象，而且指出「方其搦翰」之際「氣倍辭前」的狀態，同樣未離「辭」這一要素。這更足以說明：在劉勰的觀念里，「暨乎篇成」之時固然可能出現「言／意」失調現象，「神思方運」階段同樣可能面臨「言／意」難合之困境。所以，劉勰緊接著就明確指出：「是以意授于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在此，無論是「密則無際」，還是「疏則千里」，都同時針對「意授于思」、「言授於意」兩個階段而言。劉勰論「文思」兼及構思、傳達、篇成諸環節，其意顯而易見。再如，《神思》篇討論「臨篇綴慮」之「二患」，雙管齊下，既關注「理郁者苦貧」問題，又重視「辭溺者傷亂」問題，提出「博而能一」的解決之道，目的就是為了確保「理／辭」並茂、情采兼備。綜上所論，可以看出：劉勰論「陶鈞文思」、「神思方運」和「臨篇綴慮」諸環節之利害得失，都圍繞一個中心問題——如何確保「志氣／辭令」、「思／意／言」、「理／辭」之間的和諧統一。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既涉及今人所謂「構思」階段——如「神思方運」、「臨篇綴慮」之說；也涉及語言文字表達和文稿初成環節——如「方其搦翰」和「暨乎篇成」。依照這一思路，不難推知：劉勰談因「情數詭雜，體變遷貿」而可能導致的「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之情形，既不宜一概歸之於「構思」階段，也不宜簡單限定在「篇成」這一範圍，符合實情的處理辦法，顯然是合而觀之——這種「言／義」、「事／意」失調現象可能同時存在於「構思」和「篇成」環節。因此，「視布於麻」、「杼軸獻功」之譬喻，也應當在兼顧「構思」、「篇成」兩個環節的語境中予以闡釋[28]。（三）從劉勰所列舉的作家寫作實例來看，無論是「博而能一」還是「杼軸獻功」，實際上也都涉及「構思」與「篇成」兩個環節。其中一類屬於「思之速」的「駿發之士」，另一類屬於「思之緩」的「覃思之人」。但不管哪一種情況，在劉勰看來，要想在寫作上取得成功，都應當共同遵循一條原則，這就是「並資博練」；換言之，「若學淺而空遲，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此間所謂「博練」，顯然主要是針對下文「博見」和「貫一」之功而言，但未嘗不可引申一步，泛指「構思」和「篇成」環節的組織、調整乃至刪改完善之功。關於這一點，也可以分別從「思之速」與「思之緩」兩類作者的情況得到說明。劉勰指出：「思之速」者，往往「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故造次而成功」。這一類作者，文成如宿構，一揮而就，無煩刪削修改，而實際情況不過是將此刪削修改之功提前至構思階段，或平日操練既熟，養成了勤加構思組織、成文無待點定的寫作習慣。故黃侃在解釋「杼軸獻功」之義時特別指出：「凡言文不加點，文如宿構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練術既熟，斯疵累漸除，非生而能然者也。」錢鍾書《談藝錄》亦如實而論：「畫以心不以手」，立說似新。實則王子安「腹稿」，文與可「胸有成竹」之類，乃不在紙上起草，而在胸中打稿耳……胸中所位置安排、刪削增改者，亦即紙上文字筆墨，何嘗能超越跡象、廢除技巧。紙上起草，本非全盤由手；胸中打稿，亦豈一切唯心哉。[29]
如果說這些論家主要還是著重從理論層面揭示這一實踐特性，那麼，一些作家的經驗之言，則有助於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成這一道理，如《三國志》王粲傳載：（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殫思，亦不能加也。[30]
這一條文字雖然指出「正復精意殫思亦不能加」，但同時也指出「無所改定」寫作佳境之獲得，又未必跟形諸文字之前的「宿構」功夫無關。這種構思階段即施以刪削改定之功的例子並不鮮見，梁代裴子野亦是典型一例，《梁書》本傳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31]
這說明「刊改」之事，本自有兩種情形：可「見」者乃「成於手」，也就是通常所謂的「篇成」後的潤色完善；不可「見」者「成於心」，指的是構思組織階段的刪削修訂，即常言所謂「宿構」者。但不論哪一種情況，「其於刊改一也」。這或許有助於更好地闡明劉勰「杼軸獻功」說與「構思」、「篇成」兩個階段的內在聯繫，而不必各執一詞，非得將「杼軸獻功」之喻意限定於一端。否則，反而無助於突出劉勰所說的「情數詭雜，體變遷貿」之情形。一般而言，才思敏捷，文成如宿構，多見於短篇的寫作實踐中；而長篇巨製，則頗費時日，構思與篇章修改之事，往往交互進行，很難機械地劃分何時為「構思」，又何時為「修改」。《西京雜記》說司馬相如作《子虛賦》、《上林賦》「幾百日而後成」，故劉勰以為「相如含筆而腐毫」；桓譚《新論·祛蔽》謂揚雄受詔作賦，「思慮精苦」，故劉勰稱其「輟翰而驚夢」。劉勰之述評，突出了臨文寫作階段，故多用「筆、毫、翰」一類的詞語，而事典之出處，則多突出作家之構思，故每與「思慮」相關。合而觀之，則此類作家「思慮」之時每借助毫翰形諸文字，形諸文字之時亦多「精苦」之「思慮」，兩者之間，缺一不可，交相為用，如轆轤之往還。沈約《宋書·志序》可助明此理：「雖斟酌前史，備睹妍嗤，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32]此所謂「含毫握簡，杼軸忘飡」，就很形象生動地描繪了精思綴慮與文字表達同步展開的具體情狀，其間顯然離不開「杼軸」之事。至於王充《論衡》巨作之成功，張衡《二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以及左思《三都賦》「構思十年」，顯然都是批改增刪與精思研慮並行，不可能將「構思」與「篇成」之修改區分得那麼涇渭分明。後代巨著如《紅樓夢》者，在「披閱十載，增刪五次」[33]過程中，情況同樣如此。更何況文思常速者，有時也難免遭遇「思之緩」的境況，同樣離不開增刪、構思並存的寫作常態，如《宋書》列傳第六十《自序》沈璞傳載：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浚與璞疏曰：「卿嘗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曰：「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瑰麗之美，信同在昔……」[34]
可見，對於同一個作家而言，時而「速藻」，時而「淹思踰歲」、「研慮數旬」，原本也是正常現象[35]，當後一種情況出現時，即使平日以文不加點見長的作者，也難免「情繞歧路」、「研慮方定」。此時，「杼軸」之功自然同時作用於「構思」與「篇成」兩個環節。（四）《神思》篇提出的、與「杼軸獻功」說相聯繫的「情數詭雜，體變遷貿」問題，其實也是《文心雕龍》討論重點之一，分別從寫作者與文體多樣化的角度，強調寫作過程之複雜、「變數」之多方。如《體性》篇曰：「筆區雲譎，文苑波詭……才性異區，文辭繁詭……」這顯然與「八體屢遷」直接相關。又如《定勢》篇謂：「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這又形成了「契會相參，節文互雜」的紛繁局面。在《風骨》篇中，劉勰指出：「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這說明寫作者只有充分認識到自身才性、情思的特點，以及各種文體的相關要求，才可能在「曉變」、「昭體」的基礎上，創造「意新而不亂」、「辭奇而不黷」的優秀作品。反之，則難免「雖獲巧意，危敗亦多」之窘境。這種現象之出現，固然與寫作者「跨略舊規，馳騖新作」，一味求新逐奇心理有關，在此心理支配下形成的「思不環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直接後果，則往往表現為「辭／義」不諧、「事／意」失調等「危敗」之筆。此即《總術》篇所言：「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這類因「精慮」之偏差而造成的「義華而聲悴」、「理拙而文澤」之弊，顯然屬於寫作主體方面「情數詭雜」表現之一，與《神思》篇所說的「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情況頗為相似。當然，「情數詭雜」不僅與「各競新麗」的思維偏向有關，而且跟文思「無定」這一特性直接相連，《明詩》篇「思無定檢」、《總術》篇「思無定契」、《物色》篇「思無定檢」，諸如此類，都如實道出這一特性。因此也就可能出現《神思》篇所講的「意／思」之間、「思／言」之間的「疏則千里」之狀況。對於這類問題，劉勰提出了不少解決辦法，目的都是為了發揮「杼軸」之「功」，以收「煥然乃珍」之效。這種「杼軸」之功，顯然涉及尚未形諸文字的構思組織階段。其典型者如《鎔裁》篇：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准：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余於終，則撮辭以舉要。
「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就是「神思方運，萬塗競萌」的表現之一，在構思階段就應該注意「設情位體」、「酌事取類」以及「撮辭舉要」。故黃侃謂：「草創鴻筆已下八語，亦設言命意謀篇之事，有此經營。總之意定而後敷辭，體具而後取勢，則其文自有條理。」[36]又如《附會》篇：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蓋寡，接附者甚眾。
「附會」之重點，是構思要務之一，即命意謀篇，強調作者「務總綱領」，「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不僅要「首尾周密」，而且要「表裡一體」。劉勰一方面提出了這些「命篇之經略」，另一方面也指出，由於「文變無方，意見浮雜」，「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有時還是難免「義孤」、「辭叛」之病，所以需要進一步「齊其步驟」的「總轡」統籌功夫。這就是一種施之於構思階段的「杼軸」之功。至於「篇成」之後，同樣少不了「杼軸」之事，所以，《附會》篇又說：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嘆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
「附會」本身就是一種「杼軸」工作，但由於有人「善附」，有人「拙會」，故構思之結果也就「相去遠哉」。當「拙會」的結果形諸文字之後，自然少不得「改章」、「易字」的修改潤色，這是另一層面的「杼軸」之事。文中所引倪寬為張湯「更草」奏文、鍾會替虞松所撰表文改「定五字」之事例，正說明「篇成」之後再次「杼軸獻功」有助於祛除文章「理事不明」、「詞旨失調」之病，轉而成為「事明」、「辭當」的「煥然乃珍」之佳作。由此可見，《附會》說的「情數稠疊」，《神思》講的「情數詭雜」，確實反映了寫作過程的複雜性，即使作者殫精竭慮，也難以避免「臨篇綴慮」和「篇成」後的各種瑕疵。《物色》篇就論及「思無定檢」所造成的兩種可能：「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神思》篇所說的「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其實都是「精思愈疏」的表現，也都需要施以「杼軸」之功，才能成就傑出的篇章。否則，很容易在既成的作品中，留下各種各樣的弊病。如《雜文》指出：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眾，無所取才矣……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
又如《哀吊》篇：「揚雄吊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膇。」[37]《諸子》篇：「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這些例子中提到的「辭高理疏」、「意榮文悴」、「文麗義暌」、「理粹辭駁」、「意深文略」以及「辭巧理拙」等，具體情況未必一致，但都涉及「辭／理」、「意／文」等兩大要素之間的關係問題，屬於《附會》篇所謂「詞旨失調」之病。對於這類因「情數詭雜」而造成的「詞旨失調」之弊，《神思》篇只是論其大體，以「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以概之。《指瑕》篇則有更詳細之剖析。文中指出：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
按，《神思》篇指出：無論是「敏在慮前」的「駿發之士」，還是「研慮方定」的「覃思之人」，要想獲得寫作之成功，除了「並資博練」外，還應當注意可能出現的「拙辭／巧義」、「庸事／新意」交雜錯置的「詭雜」之「情數」，並施以「杼軸」之功；與此相應，《指瑕》篇則提出：不管是「逸才以爽迅」者，還是「精思以纖密」者，也都可能因為「慮動難圓」而產生各種「瑕病」。其中比較普遍的問題是「拙辭」：「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具體來說，有措辭不當者，如：陳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
有立意紕繆者，如：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
又有「成辭」引用不倫者，如：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
另有比擬失當者，如：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不類甚矣。
在劉勰看來，這些「拙辭」都應當治理修改，經過一番「杼軸」之功，否則，都不可許之為「煥然乃珍」之作。又，《事類》篇也論及文章瑕病：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或微言美事，置於閒散……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所謂「微言美事，置於閒散」，「引事乖謬」以及「改事失真」，顯然都是事類使用之病，故曰「雖千載而為瑕」。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劉勰談寫作中的事類運用，與他論命意謀篇「附會」之術一樣，都強調了「研思」之功，並兼及「構思」與「篇成」的「杼軸獻功」問題[38]。綜合以上論析，大致可得如下三點認識：第一，「視布於麻」作為一種比喻，顯然是針對「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情況而發，「布、麻」之喻，本自含有構思組織、修改潤色雙重義理，由此連帶而出的「杼軸」之說，重點強調的是經線（「巧義」、「新意」）與緯線（經過加工提煉的「拙辭」、「庸事」）交互為用、相得益彰之關係，此即「杼軸」所「獻」之「功」，足令文章如「麻」成「布」，「煥然乃珍」。第二，由於「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意在說明「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所形成的複雜「變數」，「……或孕於……或萌於……」在措辭、句法以及表達方式上又確實提供了多元闡釋之可能，正是對「詭雜」且「遷貿」不定之寫作活動中「變數」情形的最恰切的一種呈現。因此，「拙辭、庸事」二句之釋義，宜以「博觀」、「圓照」之思與「折衷」之法，博采眾家之長。第三，《神思》篇所講的「杼軸獻功」，既關乎尚未形諸語言文字階段的構思、組織、命意、鎔裁等環節，也涉及「篇成」之後的修改完善環節。如果偏執一端，似無助於完整闡釋「杼軸獻功」之理論內涵，也與《神思》所論「文思」貫穿寫作始終這一基本常理相背離，自然也不符合《文心雕龍》其他相關篇章如《鎔裁》、《附會》之實情。[1]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第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年。本文引用《文心雕龍》文字均據周注本，為避繁復，下不出注；如有從別本者，則另行說明。
[2]黃霖編著：《文心雕龍匯評》，第9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3]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第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下冊，第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年。
[5]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前言」，第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6]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第-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7]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初版後記」，第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二版。
[8]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第-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二版。
[9]馮春田：《文心雕龍釋義》，第頁，山東教育出版社，年。
[10]馮春田：《文心雕龍釋義》，第-頁，山東教育出版社，年。
[11]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第-頁，安徽教育出版社，年。
[12]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第-頁。
[13]與此觀點較接近者，有蔣祖怡《〈神思〉篇中的四個重要問題》：「《神思》篇的最後部分，提出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說明形象思維的過程，應該是一個不斷加工和提高的過程……說明創作要經過不斷的加工和提高才行。這不僅是要消極地把拙辭和庸事去掉，而且是要積極地從中提煉出巧義和新意；也不僅僅是作語言文字方面的修飾，而且更主要的是加強文章的思想內容。」《文心雕龍論叢》，第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14]此二句可與陸機《文賦》「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相參看。
[15]陈拱《文心雕龙本义》第页注（五〇）引汪荣宝《义疏》：“按《说文》：杼，机之持纬者；有，机之持经者。轴，即也。”
[16]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第-頁，武漢大學出版社，年。
[17]參見周勳初《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黃侃撰，周勳初導讀：《文心雕龍札記》，第19-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18]參見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章句》篇「九、詞言通釋」部分。
[19]馮春田：《文心雕龍釋義》，第-頁，山東教育出版社，年。
[20]與此種理解比較接近的，還有陳拱《文心雕龍本義》：「拙辭，謂笨拙之辭。庸事，謂平庸之題材也。二『於』字，皆猶『為』也。」強調在作者「措思過程」中，「拙辭」有「可能孕為巧義」，「庸事」亦有「可能萌為新意」，但原因不在作者刊改或構思組織之功，而是由於「情數詭雜，體變遷貿」之諸多「變數」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可能性，故曰：「唯此所謂變，乃措思過程中之變為善者。」既視之為「變為善者」，顯然不再需要「刊改」或「組織加工」之事。《文心雕龍本義》下冊，第頁，台灣商務印書館，年。
[21]《文心雕龍》中「乎」、「於」常構成駢偶關係，意義相當，如《宗經》：「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哀吊》：「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諧隱》：「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檄移》：「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頌贊》：「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雜文》：「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
[22]李逸津：《〈文心雕龍·神思〉篇「杼軸獻功」說辨正》，《求是學刊》年第5期。
[23]在一些後出的《文心雕龍》譯注本中，雖然基本採納黃侃「杼軸獻功」即「文貴修飾潤色」說，但在處理「於」字時，並未將其省略不譯，而是採取了與李文意見相近的辦法，兼顧到了「於」字在句子中的語義功能。比如周明《文心雕龍校釋譯評》認為《神思》篇第三段「指出修改文章也需要神思……由於構思不夠成熟，巧妙的義理中會出現一些『拙辭』，新穎的文意中會出現某個『庸事』。因而需要加工、修改……劉勰歷來主張文貴精練，因而修改的工作主要是刪削拙辭、庸事，而不是增添藻采，所以他用『視布於麻，雖云未費』來作比喻」。按照這一理解，「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二句則被譯為：「巧妙的義理中會出現某些拙劣的文辭，新穎的立意中會產生某些平庸的事例。」又如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其《神思》篇以為：「第三段說明由於臨文情況複雜多端，有時會出現文不逮意的現象，這還得靠多多琢磨加工。」所謂「多多琢磨加工」，就是刊改潤色之義，其對象則為「拙辭」與「庸事」，通過琢磨加工，令所用之辭、事能夠更好地表達「巧義」和「新意」。其譯文為：「拙劣的辭句有時出於巧妙的構思，平庸的事例有時來自新穎的命意。」
[24]陳拱：《文心雕龍本義》下冊，第頁，台灣商務印書館，年。
[25]李逸津：《〈文心雕龍·神思〉篇「杼軸獻功」說辨正》，《求是學刊》年第5期。
[26]楊樹達《詞詮》卷五「若」字條義項之第⒃：「轉接連詞，說了一事別提一事時用之。」
[27]作為寫作實踐中的複雜「變數」，又分可以「言說」者，與未必能夠「言說」者。可以言說者如「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難以言說者如「思表纖旨，文外曲致」。同類情況如《聲律》篇：「故外聽之易，弦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又，《章句》篇：「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准。」
[28]即此而論，我們更傾向於祖保泉先生的「折衷」之思維，將「修飾潤色」說與「藝術想象」或「藝術再加工」說綜合起來，認為「杼軸獻功」說既涉及文章寫作「構思、組織」之事，也關乎文章初成後的「修改潤色」之功。參見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第-頁，安徽教育出版社，年。
[29]錢鍾書：《談藝錄》（修訂本），第頁，中華書局，年。
[30]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一，第頁，中華書局，年第二版。
[31]姚思廉：《梁書》卷三十，第頁，中華書局，年。
[32]沈約：《宋書》卷十一，第頁，中華書局，年。
[33]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第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年第二版。
[34]沈約：《宋書》卷一百，第-頁，中華書局，年。
[35]陸厥《與沈約書》亦指出：「王粲《初徵》，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
[36]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第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37]「意深文略」，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作「意深反騷」，茲從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本。
[38]實際上，既有的各種說法中，已有不少學者注意到「構思」與「刪改」的相互融合問題，參見詹鍈《文心雕龍義證》，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周明《文心雕龍校釋譯評》，龍必錕《文心雕龍全譯》等。此外，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特別指出「文如宿構」者、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以為劉勰「杼軸獻功」說有助於「作者臨文」之時避免「綴文之通病，運思之微瑕」，亦未嘗不曾涉及這一層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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