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战争中，强大的辽军铁骑一直令宋军很不适应。
由于宋军缺乏骑兵，机动力不足，不仅屡屡陷入被动，而且即便打了胜仗也歼敌不多。
不过，在满城之战中，宋军却取得了斩首一万余级，俘虏数万的战绩。
此战中，宋军将领们很好地对“践墨随敌”做出了注解。
严峻的国防形势
年7月，大宋在高梁河之战中大败。
此时，大宋的形势非常危险。
1、大宋元气大伤。
高梁河之战，大宋死者万余人，粮秣辎重悉数损失。
要知道，宋太宗为了收复幽州，发起作战时所率者多是周世宗、宋太祖留下的精锐。
2、无险阻可依。
自古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对峙，多以阴山、燕山山脉为天然险阻，辅之以长城。
可是，由于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宋辽之间只能以拒马河等处为界。
这些险阻不是没有迟滞、阻击的作用，但显然不能像燕山、长城那样起到战略阻隔的作用。
3、辽军反击的黄金时间已近。
自古北方游牧骑兵南下，黄金时间正是九月到十二月。
这个时节，秋高马肥，正是骑兵战力最强的时候！后来，辽国的《兵卫志》干脆规定，南下作战，“出兵不过九月，回师不过十二月”。
而且，高梁河之战时，辽军精骑已经云集幽州，而宋军粮秣尽为辽军所掳，辽军趁势南下不需要再刻意征调、准备。
元气大伤、敌攻已近、无险可依，大宋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突出部
这种情况下，预判敌军进攻目标，选择重点防御区域，成了大宋部署防御的关键。
还好，当时的情势下，判断这个重点不难。
辽军攻宋，可能的方向有三个。
雄州-易州一线是可预期的辽军进犯区域。
西面的山后方向，辽军进攻需翻越太行山，宋军在雁门等处为险，辽军进攻不论是组织、调度还是攻坚难度都颇大。
东面，霸州以东，是河网、湖泊纵横地带，尤其是遇到大雨及海潮泛滥时，这里会成为“泽地”。这里，对双方来说，都不是用武之地。
而中部的易州-雄州一线，则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区域。
对大宋来说，在此处用兵，可依太行山掩护左翼，沿着太行山东麓北上，则可控制军都山、燕山，切断山后与幽州联系。
大宋两次北伐，都是企图在这个区域作文章。
而对辽来说，一则这一带的地势利于发挥骑兵优势，二则一旦控制这个突出部，则可自徐河，同时威胁保州、长城口、北平寨等处，完全掌握河北战场的主动权。（后辽控制该区域后，宋虽精心部署防御仍极为被动）
因此，宋太宗判断：易州-雄州一段，是当时最有可能发生大规模作战的地方。
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此后，辽10次在河北攻宋，其中8次攻略方向放在该方向。
如此，处于这个突出部南端的满城，成为一个可预期的战地！
宋太宗的部署：精心，却有硬伤。
宋太宗回汴梁前，即进行了部署。
殿前都虞侯崔翰与定武节度使孟玄喆屯兵定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屯关南，云州观察使刘廷翰为都钤辖与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便宜行事。
宋太宗的指示是：辽必南犯，你们应该会兵设伏以夹击。
宋太宗会兵设伏计划。
可以说，宋太宗采取的一个弹性防御策略。
即不单纯防御于前沿一线，而是将军队纵深配置，待敌军来攻时，各路协调，“会兵设伏”歼敌。
可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防御思想，在方向上是正确的。
但是，弹性防御需要两个条件，而当时的大宋并不完全具备。
1、前线将帅的高度自主权。
弹性防御时，防守方即使能预测对方的大致方向，但对对方的统帅、规模、军队构成，开战时的气象、人心均难以准确预测。
情况多变，也就要求赋予前线将帅统一、便宜之权。
可是，自宋太祖立国，宋廷即吸取五代教训，集中各种军事权力，宋太宗虽赋予各将便宜之权，但无论方略、阵图都作了安排。（排兵布阵都安排好了，人家还有什么便宜之权呢？）
各将“依从则未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很难防守调整。
2、较强的机动力。
弹性防御，尤其反击时，需要军队有较强的机动力。
战马的稀缺，使宋军机动力长期不足。
可是，当时宋军骑兵比例虽然很可能胜过北宋中后期，但与辽军相比则相形见绌。
因此，宋军一则战前难以抢占要点，占据主动，二则即便取胜，也难以通过追击扩大战果。
可以说，宋太宗的部署，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隐患不少。
如何打赢此战？这需要宋军前线将帅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战术素养。
先手之争：序战
很快，辽军来了。
尽管宋军是防守方，但镇、定、关南各军距此仍有一段距离，到达需要时间，抵达战场后列阵也需要时间。
因此，能否为大军赢得时间，赢得“先处战地”的优势，重任就落在了率先抵达的刘廷翰身上。
此时，“先处战地”的关键，是能否控制漕河上的桥梁。
一旦辽军控制桥梁，大军过河，那么，宋军将难以布阵，根本无法抵御。
刘廷翰夺取桥梁，为后续大军列阵赢得了空间与时间。
刘廷翰率军与辽军前锋展开夺桥之战。
夺桥这样的作战，宋军还是不怵辽人的，宋军击败了对手，夺取了桥梁的控制权。
漕河不是长江，只能迟滞敌人，不能阻隔对方大军，不过，由于宋军控制桥梁，达到了迟滞敌军的目的，也就为后续宋军赢得了时间，也为宋军布阵提高了“容错率”。
阵型之争1：八阵
不久，宋军的镇、定军抵达了战场。
他们按照宋太宗的部署，准备列出八阵迎敌。
史书未详载此战宋太宗所列八阵的具体部署，不过，按照宋太宗的尿性，这应该类似于宋军的“平戎万全阵”，毕竟，这是宋太宗一直“信仰”的“万全阵型”。
此时，所谓的“平戎万全图”尚未问世，但有理由认为：宋太宗的八阵总体方向应当与后来的“平戎万全阵”类似。
“平戎万全阵”简要
常阵简要。
这类阵型的特点是：大！正面大、纵深大、间隔大！
“平戎万全阵”，中军大阵正面宽17里，每个方阵正面与纵深各5里，方阵间隔1里，前后两阵每队正面65步，正面共约11里，左右两阵，每队占地50步，正面共17里步。（以上摘自《中国军事通史》）
宋太宗的逻辑是：只要我保护住侧翼和后背，我就不会乱，只要我不乱，你就奈何不了我！
以高梁河之战为例。
高梁河之战，耶律休哥的侧翼攻击令宋太宗刻骨铭心。
当时，宋军与耶律沙作战，占据优势。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的骑兵攻击宋军两翼，导致了宋军的崩溃。
或许，宋太宗想：如果我两翼和侧后有保护，我就不会乱，而只要我不乱，我就能干掉耶律沙的“正兵”，那样，辽军就“有奇无正”，就“虽锐无恃，难以控御”了。
这个逻辑的本质是：以“处处设备”防止敌军抄袭，以大军稳步推进攻击敌军。
可是，每一次战役都是不同的。
当宋军兵力占优时，大正面、大纵深、诚然可以有效防备辽军对侧翼、背部的威胁，而当宋军占据优势时，也不必过于担心被敌军分割包围。
如此，辽军只能“成列不战”，或后退待机或远程奔袭宋军粮道（后来辽军即多用此法），但对大阵本身难以直接构成威胁了。
但是，当敌军骑兵规模极大时，被拆开的各作战单元均没有抵抗力防御敌军，而其中的大间隔，正好利于敌军穿插、分割包围，这简直就是给对方送人头！
阵型之争2：前后两阵
幸好，宋太宗留下的这几位将领经过统一战争的磨砺，还都是比较有经验、有魄力的。
辽军大军赶来时，赵延进登山望去，只见辽军骑兵一眼看不到头，兵力雄厚。
赵延进知道大事不妙，马上找到崔翰：主上让我们来这里，交代了便宜行事，是为了歼敌。现在敌骑这么多，而我军星罗棋布，各阵相隔百步，大家彼此分割，士卒惊恐，怎么打？不如收拢部队，合而击之！
宋军发现辽军规模超出预计，必须换阵。
崔翰犹豫：如果我们没打赢，天子怪罪怎么办？
赵延进表示：如果输了，我独自承担责任！
崔翰还是犹豫。
此时，李继隆发话：打仗贵在变化，怎么可以预定阵法呢？如果输了，我承担全责！
崔翰这才下定决心：变阵！
史书只说宋军变成了前后两阵，未再多作介绍。
不过，我们或许可以参考后来宋琪介绍的两阵作战法。
《宋书.宋琪列传》中提到，宋琪后来给宋太宗提到了对辽作战的最佳列阵法。
分前、后两阵，前阵步骑3万，后阵步骑8万人。前后两阵间隔3-5里。
前阵又分三列：最前方是骑兵；阵身是步骑（全部“解镫排之”，即无论步骑皆下马步战）；后方步骑。
开战后，不论敌军阵型厚薄，只顾奋力向前作战。但是，必须保持阵型，以防遭到侧击而陷入混乱。
后阵8万人，摆开常山之势，以为根本。即便前阵取胜，后阵也不得轻率前进，以防止敌军骑兵反击。
宋辽战争初期，这种前后两重阵被宋军广泛采纳。因此，有理由认为宋琪所言的两重阵与此战中宋军的两重阵大底是差不多的。
这个阵法至少有2处”合乎时宜“之处。
1、简单。
宋太宗悉心布置阵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队伍混乱，集中力量歼敌。
可是，作战单元越多，战斗程式越复杂，反而更容易混乱。
宋琪的“前后阵”示意，其中数字仅为比例参考。
宋军本就是从各镇临时集结到一起的，彼此配合谈不上默契。所以，组成越是简单，越不容易乱。
2、具有较高弹性。
前阵3万人在前方作战，指挥官统御8万人在后方。指挥官可以根据战场形势从容调度，掌握战局主动。
果断变阵，是宋军取胜的一处关键。
变阵的本质是：将预先“处处设备”改为“争取主动”。前部猛攻，以步骑协同对抗敌军骑兵优势；后部控扼大军，以随时调整应变。
但是，阵法从来都只是作战胜负的一个环节而已。后来宋军以前后阵作战，遭遇大败的也不少！
所以，我们不应因为此战激烈的“阵法之争”而一叶障目。
要想胜利，宋军要做的事情，比变阵要多得多。
诈降，赢取先机。
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孙子兵法.九地篇》
宋军变阵的同时，向韩匡嗣“请降”。
久经沙场的耶律休哥认为：宋军整而锐，不像是会屈服的样子，应当有诈，应当“严兵以待”。韩匡嗣不听。
韩匡嗣不听，可能有三个原因。
1、自五代以来，将领的忠诚度普遍不高，将领们降来降去很正常。
后来的君子馆之战中，耶律休哥也是用诈降忽悠了宋将贺令图。
此时，辽军阵势惊人，韩匡嗣有理由认为对手真投降。
2、作战成本非常高。
宋辽战争有一个特点：无论胜负，双方的伤亡比例一般都很高。
而此时宋辽两军正面对峙，打起来谁的伤亡都不会小。
3、诈降的政治风险非常高！
自宋太祖建国以来，大宋一直将防备武将“专断”作为国策。
宋军将领连变个阵都要冒杀头的风险，何况是诈降呢？
如此，韩匡嗣应允了宋军的投降请求，宋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许多朋友都认为：宋军诈降，仅仅只是为变阵争取时间。
其实不然。
耶律休哥认为宋军“整而锐”，说明此时他正面的宋军至少已经严阵以待了，否则，耶律休哥应当主张趁机猛攻，不会只是建议“严阵以待”。
再者，如果宋军先请降再在辽军面前列阵，那是把辽军当傻子了：你是列阵投降还是列阵作战，难道对方看不出来吗？
相反，我认为：宋军不是因为“诈降”而获得了变阵的时间，而是因为变阵而使对方有受降的必要。
宋军诈降，不是为了简单的布阵，而是为了把握战场节奏。这一点，我们下面结合战事再说。
阵法从来不能决定胜负，取胜的一方，往往是把握节奏的一方。
节奏1：开战
自始至终，宋军都把握了战场节奏！
“始如处女，敌人开户”的任务已经达到，接下来是“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了。
部署妥当后，宋军迅速发起了进攻。
一般来说，掌握骑兵优势的一方，会是先下手为强，掌握节奏的一方。
如果不能发挥机动优势，则骑兵威力将大打折扣。
骑兵往往会发挥其机动力优势，或小部诱敌，或绕敌侧翼，或袭其粮道，多方骚扰、疲惫、削弱敌军。
可是，由于韩匡嗣接受了诈降，束缚住了辽军的手脚，故宋军掌握了先手。
骑兵之利，在于机动性。
以骑兵为主的部队遭遇近战攻击时，站在原地打是找死，他们必须运动起来！
可是，在大战中，骑兵如何运动，需要指挥官明确、精准的指挥，否则，就会像肥水之战中的苻坚一样，陷入大乱！
此时，韩匡嗣“仓促不知所为”，没有及时下达指令。相反，翰匡嗣的旗鼓部队也散乱了！
指挥官没有统一指挥，各部只好自己行动了。
节奏2：伏击
辽军会如何运动？辽军主帅未必知道，但宋军将领可以已经预料到了！
战场北面是河、西面是山谷，东面的遂城方向是唯一适合骑兵运动的地方。
于是，大股辽军向遂城方向运动。
此时，辽军虽乱，但损失不大。辽军作战，向来“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如果辽军拉开距离，重新整顿，胜负仍未可知也！
可是，辽军没有机会重整了。
满城之战示意。
因为，那里早已有一支宋军埋伏着，准备给辽军致命一击！
原来，早在开战前，宋军已经以崔彦进率军自黑芦堤北，缘长城口（古赵燕分界长城），潜师辽军侧后。
崔彦进在开战之初未出击（否则还怎么伏击呢），可见宋军部署之严密、有序，绝非仓促变阵一决生死！
崔彦进此时突然杀出，彻底粉碎了辽军！
众即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弃旗鼓遁，其众走易州山。——《辽史.列传第四》
敌众崩溃，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续资治通鉴》
崔彦进的突然杀出，使辽军遭遇夹击，发生了总崩溃，逃到西面山谷，死伤无数。
此战，宋军“斩首万三千级，获三将，马万匹”。宋军大获全胜！
总论：践墨随敌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孙子兵法.九地篇》
此战，由于史家不惜笔墨地描述了“变阵”一事，因此，人们的注意力多在阵法上。
11人对11人的足球比赛，阵型也只是决定胜负的一个环节，何况十万人的大战呢？
其实，阵法只是决定胜负的一个环节而已。
如上文所言，此战宋军的胜利，还在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做到了“践墨随敌”。
此战，宋军将领们的表现，很好地解读了“践墨随敌”。
1、知己知彼。
既然要“随敌”，自然要了解彼此情势了。
赵延进登高一望，发现敌军规模与预计反差较大，找出了不合理之处。
以一形胜万形，不可。——《孙膑兵法》
我们所有的预先部署，都是根据预先的判断来制定的。
可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旦出现超出我们预料的事情，就需要“践墨随敌”，进行调整了。
2、从系统着眼，进行总体调整。
找出局部不合理，谁都会。
球迷看出局部问题，就可以嚷嚷：谁谁该下，该换谁谁上场了！但教练，则必须通盘考虑各种问题才能做出调整，否则，可能只会徒增混乱而已。
如果只是“变阵”，却不通过诈降争取先机，通过与崔彦进协调调整出击顺序，那么，单纯靠“变阵”，宋军恐怕也是赢不下来的。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从通盘去考虑问题，仅仅只是指出不合理之处，那不是践墨随敌，而是发牢骚。
3、顶住压力，承担责任。
“践墨随敌”最大的困难，往往不在专业能力，而在来自内部的各方面的压力。
如果不能坚持以胜利为导向，顶住压力，恐怕虽有好主意，也只能发发牢骚了。
发现局部问题，从通盘考虑调整计划，顶住各种压力，做到这三点，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践墨随敌，以决战事”！
祝君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