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的古文》，商伟编注，中信出版社，年4月出版，页，58.00元
由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系列”丛书，最近又推出了一本《给孩子的古文》
（中信出版社，年）
，承担编注重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商伟。与历代诸多文章选本相较，这个新读本确实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以选目而言，为了适应现代人尤其是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就将不少虽有定评却略嫌古奥艰深的作品悉数黜落，以免读者甫一开卷便望而生畏。最终入选的篇章既包括传诵已久的名篇佳制，又不拘泥于狭义的“古文”，而是四部兼赅，骈散并收，甚至不拘一格地将寓言笑话、笔记杂谈、书画题跋、信札尺牍、小说评点等也纳入其中。如果对照一下传统古文家的批评意见，诸如“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
，或是“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就不难发现这个读本迥异于前人的新颖视角和独特标准。正如编注者在序言中所期盼的那样，这样确实尽可能做到了“展示古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再辅以精心结撰的导读和反复推敲的注释，足以让初学者通过不同的体裁、题材、技法和风格，对古代散文鲜活灵动的特性产生真切而充分的体认。
全书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编注者在斟酌取舍之际也煞费苦心。书中各篇并非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有不少彼此衔接照应，存在各种微妙的内在关联。有时是围绕特定的人物或事件，比如既节选了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的片段，又收录了苏轼的《留侯论》。导读中特意提起，“我们在前面读了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圯下受书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苏轼读过之后，写了这篇《留侯论》。他没有全面评价张良的生平和功过是非，而是以这一情节为中心，强调了张良‘能忍’的过人气度”，很自然地引导读者回溯自己的阅读体验来加以印证。有时是彰显同一时期的风尚流变，比如在谢赫《〈古画品录〉序》的导读中，联系到前面选录的《世说新语》，提醒读者留意“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语言如何延伸进了文学艺术的领域，赋予了文学、书法和绘画作品以人体生命的特质”，而谢书中“所用的术语，也基本上来自对人物的体貌骨相和风姿气度的观察、描述和评价”，悉心指点读者沿波讨源，体会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的交融贯通。有时是同类型作品的比较参证，比如在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的导读中预先告知，“本书还收录了晚明袁中道的《寄四五弟》和《寄八舅》，也同样是邀请亲友开春入山同游。可以跟王维的这封信对照来读，看一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吸引读者仔细比勘这些作品的同工异曲。通过大量线索的串接整合，使不同篇章之间建构起纵横交错、前后勾连的有机联系，从而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积极性，对古文的承传嬗变也能产生更丰富、更完整的体认。
苏轼《留侯论》文前导语，梳理司马迁《史记·留侯论》与苏轼《留侯论》的文脉关联。
各篇选文前都冠有要言不烦的导读，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从创作主旨、语言技巧、篇章布局、风神情韵等角度予以评说阐发。正如编注者所欣赏的清代批评家金圣叹一样，这些言简意赅的点拨也“往往能知微见著，在作者似不经意处，别有一番体会”，为初学者的研读欣赏提供不少启示和借鉴。比如在评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就强调“这不是一篇循规蹈矩的作品”，因为作者在落笔时“并没有亲临洞庭湖畔，也没有见到重修的岳阳楼”，完全是通过想象来凭空悬拟。但正因如此才“打破了同类文章的范式”，并通过篇末议论“将全文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编注者藉此引申发挥，“面对熟读过的名篇，我们应该尽量消除习惯所造成的惰性，恢复第一次读到它的那种新鲜感和陌生感，这样才有可能在我们自以为熟悉的文字中，发现它们不同寻常的奥秘”。希望读者能够举一反三，沉潜往复，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即便是围绕细节问题的评议，也并不流于饾饤琐屑，而是竭力提升到更高的层面来加以考察。比如在介绍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时，称道这两位作者“善于使用动词，甚至常常把名词和形容词当作动词来用”，由此形成特殊的表达效果，“第一是省去臃肿的字词，造成明快醒目的风格；第二是把重心放在了动词化的名词上，用它来支撑整个句子，同时也可以变静态为动态，让句子更有生气；第三是为原本稀松平常的一个句子带来新奇感和陌生感，从而化腐朽为神奇”。随即进一步指出古汉语中并无词性的严格区分，词性的判别主要取决于该词在句中所处的位置，“这在日益标准化的现代汉语中，已经不易做到了，欧洲文字做起来就更不容易。而在古文中却不难，偶一为之，令人耳目一新”，启发读者从遣词造语入手，逐步感知文章体貌形成的缘由，乃至古今中西语言表达的差异所在。
《给孩子的古文》中所选金圣叹《快事》
有些导读并不拘囿于文章本身，还能引譬连类，时有出人意表却又耐人寻味的“出位之思”。比如在分析《战国策》中“鹬蚌相争”的寓言时，强调鹬、蚌间的对话“各不相让，针锋相对，但听上去却又一唱一和，彼此呼应，就像是一出喜剧中的台词”，接着又兴致勃勃地追问，“大家都读过伊索寓言吧？还记得其中那些相似的对话吗？寓言的智慧往往跨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而彼此相通，未必就是谁受了谁的影响”，让读者略窥中西文化的殊途同归。在评述《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拜将的始末时，特别指出“这些跌宕起伏的精彩情节，后来经过改写，又进入了民间说书和章回小说，也活跃在戏曲的舞台上。从文人、官僚，到乡野间不识字的农夫，甚至老幼妇孺，几乎家喻户晓”，展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在阐发欧阳修《秋声赋》的主旨时，则娓娓谈起“在中国文学史上，‘悲秋’是一个不断重奏的旋律”，“经过了多少代文人词客的创造与积累，悲秋的情怀久已积淀为中华文化的遗传基因”，将其置于相同母题的谱系中，呈现出深远丰厚的意蕴。在介绍文震亨《长物志》的内容时，顺便评说当时的社会风尚，“晚明是一个日益奢侈的时代，文人在消费文化的领域里，面临来自商人的巨大挑战。如果一味攀比财富，他们哪里是商人的对手？但就趣味和风格而言，他们却占了上风，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鉴定者和评赏家”，揭示出作者津津乐道的闲适风雅并非无源之水，自有其现实针对性。在剖析袁宏道《满井游记》的片段时，突发奇想地提起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儿时记忆，“最令他难忘的是，站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观看河上冰裂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尽管北京近郊的初春景象“没有那么壮观，但微妙之处过之”，“而用文字来捕捉这些微妙的变化，当首推袁宏道的这篇游记”，通过比较来展现作家的匠心独运以及不同的地域风情。在评赏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时，则指出“张岱不是小说家，可他写西湖游览人看人的本领，后来被吴敬梓学了去，写进了《儒林外史》中的马二游西湖那一段，不信可以拿来比比看”，提示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