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魏对峙
东晋末年，东晋权臣刘裕兴兵北伐，收复河南，山东，关中地区（关中不久沦陷），使得南方局势大为好转，达到东晋南朝以来的最大疆域，凭借北伐获得的巨大威望，年，刘裕废晋自立，建立南朝第一个政权——刘宋政权，年，刘裕病死，由子刘义符即位，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为专权，以“无德”为借口，废杀刘义符，拥立刘裕三子刘义隆为帝，即著名的宋文帝刘义隆，实权为徐，谢等人控制，刘义隆上台后不久，即在亲信到彦之等的帮助下，起兵诛杀徐羡之等人，稳固了其统治地位，刘义隆上台之后，较为注重“休养生息”，史载““三十年间，氓庶蕃息......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然而，宋文帝刘义隆以藩王继承大统，为权臣拥立，名不正言不顺，刘义隆决心，发动北伐，以北伐的胜利，稳定自己的权势。
宋文帝
与此同时，北方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开始强大起来，致力于统一北方，由于北魏崛起于代北，起先与南朝并不接壤，故除刘裕北伐期间双方曾爆发小规模冲突（刘裕大摆却月阵）之外，双方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对彼此也缺乏了解，然而，随着北魏政权的强大，北魏开始致力于统一北方，不断与刘宋政权爆发冲突，刘裕永初末和宋少帝刘义符景平中，北魏开始大规模用兵河南、山东等地，蚕食黄河以南之宋境。《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载永初三年底北魏攻河南虎牢，“镇北将军檀道济率水军北救”。《宋书·少帝纪》载景平元年二月“初虏自河北之败，请修和亲;及闻高祖崩，因复侵扰，河、洛之地骚然矣”。尽管刘宋守军艰苦奋战，但面对北魏的攻势，河南重镇滑台、陈留、虎牢等城一度失陷。在刘义隆即位的同年，魏主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拓跋焘小名佛狸，自幼即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英图武略，事驾前古”，“壮健鹫勇，临城对阵，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威尽死力”“性残忍，果于杀戮”他精通军事，善于骑兵作战。上台之后，即发动对周边政权如柔然，胡夏，北燕等的战争，同时，拓跋焘也注重团结北方汉族士大夫，重用汉臣崔浩等人。致力于统一北方。宋魏之间的战争在所难免。
影视作品中的拓跋焘
二南北朝的军队
北魏在进入中原之前，其军队几乎全部为骑兵，采用典型的游牧民族战法，来去如风，不擅长攻城。如在年代，前秦苻坚与代国（北魏）使者燕风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坚曰："卿辈北人，无刚甲利兵，敌弱则进，敌强则退，安能并兼邪？"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隽，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胜也。"坚曰："彼国人马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见马一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则可，说马太多。"凤曰："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犹未尽。"凤还，坚厚加赠遗。”《后魏书》。在与刘裕的战争中，北魏亦派出大将长孙嵩“率三万骑迎敌”，在北魏政权进入中原后，最为倚重的兵种仍是骑兵，特别是精锐的甲骑具装，但是，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有组织的政权架构开始建立。北方政权在中原化过程中步兵比例迅速提高,李硕先生认为，在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起对中原的稳定统治之后,步兵和骑兵的比例会维持在2比1到3比1之间。北魏进攻后燕时,慕容宝集结起“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迎战,步、骑比例约1比3.北魏孝文帝初,大臣髙闾曾建议组建一支防范柔然人人侵的部队,他提出其各兵种数量是：“二万人专习弓射,二万人专习戈盾,二万人专习骑槊”,这里用骑槊的是骑兵,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步骑比例是1比2。这一切，导致骑兵的作战方式发生转变：不再是初入中原时纯粹的骑兵部队,而是注重步、骑兵种的协同。在大会战中,北朝军队多以骑兵首先冲击敌主力军阵(往往也是以步兵为主体),给敌军阵造成混乱,然后步兵、骑兵同时发起总攻,将敌彻底击溃。值得注意的是,先期投入进攻的骑兵数量往往都不太大,常是数百人甚至数十人规模。北魏军队具有浓厚的部族性质，其本本部落鲜卑成员，（被称为“国人”），通常是精锐的甲骑具装，部分附庸或联盟部落（如高车）充当轻骑兵，中原的非本部落成员（以汉人为主）组成的杂牌军往往只能充任装备较为劣弱的的轻装刀盾步兵，并且担负战损率较高的先锋陷阵、肉薄攻城等任务，实际上成为其发动战争的炮灰。由于骑兵不擅长攻城，北魏鲜卑骑兵在攻城作战时，常常在后压阵，驱赶北方各族人民在前充当炮灰，稍有后退，即纵马踩死。战术十分残忍，野蛮。
壁画中的北朝骑兵
与北方军队相比，南朝军队产马地不多，以步兵，水师为主，骑兵数量不多。李硕先生认为，南朝的骑兵比例大致为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左右，例如，在本文马上就要提到的元嘉北伐时，宋军北伐兵力十万，其中“精骑八千”，已属较高比例，由于南朝以步兵为主，善于水战，因此，在北伐中，往往利用舟船河道进行机动，特别是利用天然或人工开凿的南北向河流或运河（也因为此，南方军队往往北伐最远只能达到黄河，因为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南北向的河流，而且黄河冬季会结冰，无法构成防线），这种依托河道的战术已经成为晋军和南朝军队北伐惯例，不仅是因为舰队可以携带大量后勤辎重，而且依托河道和舰船，可以抵消北方军队的骑兵优势，刘裕北伐时，即沿着河流进军，在大摆却月阵时，依托黄河掩护，取得胜利，相反，桓温北伐前燕时，在弃舟步行时遭遇敌骑兵的惨重打击，损失三万多人。
南朝军队
南朝军队
三第一次元嘉北伐
元嘉七年（），乘北魏对胡夏，柔然用兵，宋文帝决议北伐，收复河南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曾经是，在刘裕末年和刘义符期间被北魏占领，且洛阳为汉魏西晋旧都，在政治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宋书·索虏传》载文帝派使臣告魏主拓跋焘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拓跋焘则怒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同年三月，宋文帝下诏北伐，宋军部署如下
——右将军到彦之率步兵五万，携麾下将领王仲德，竺灵秀等率舟师入黄河，进攻被北魏军队占领的滑台
——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八千，豫州刺史刘德武率步兵一万，直驱虎牢关
——长沙王刘义欣（宋文帝的堂弟）率军三万坐镇彭城，作为预备队和主帅
在人事任免上，宋文帝弃老将檀道济不用，而启用到彦之为主帅，主要原因是宋文帝猜忌在军中素有威望，又曾为顾命大臣的檀道济，而到彦之出身贫寒，曾以挑粪为生，被刘裕一手提拔，系嫡系心腹，很早就追随刘裕，刘义隆作战，其忠诚度毋庸置疑，但是否具有军事才能要打个问号，宋文帝此次北伐，也有提升到彦之个人权力的企图，“上于彦之恩厚，将加开府，欲先令立功”
面对宋军进攻，北魏君臣商议对策，许多大臣主张先发制人，迎击宋军，“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甚至主张杀光边境百姓，防止其称为向导，但拓跋焘的谋臣——汉臣崔浩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南方下湿，入夏之后，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气郁蒸，易生疾疠，不可行师。且彼既严备，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则粮运不继；分军四掠，则众力单寡，无以应敌。以今击之，未见其利。彼若果能北来，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认为可以暂时放弃河南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待南朝军队战线过长，疲惫不堪再予以反击，定能取胜，这一意见被拓跋焘所采纳，当宋军接近黄河时，拓跋焘下令河南四镇兵马（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弃城北返，宋军不费吹灰之力占据四城。随即转入防御。到彦之不懂军事，轻敌自大，以为魏军畏惧自己，不战而走，哈哈大笑，自率主力屯于东平（今河南范县）不做严密防御准备，只草草部署防御了事、惟王仲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戈北归，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岂不能为三军之忧”，但没有被到彦之重视。
第一次元嘉北伐
占据四城后，宋军积极联络一向与北魏作对的占据关中的胡夏政权，约定事成之后，以恒山为界瓜分北魏，夏主赫连定令数万大军攻击北魏，兵临鄜城（今陕西富县），配合宋军作战。面对两路夹击的不利局势，许多大臣主张先对抗宋军，回头再对付夏军，而崔浩认为，宋夏双方互相观望，都不会主动进攻，宋军威胁相对有限，且以河南为主要战略目标，以守势为主，不会再往前进，而赫连定跳梁小丑，实力弱小，应该率先将其歼灭“义隆与赫连定遥相招引，以虚声唱和，共大国，义隆望定进，定徒义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连鸡，不得俱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鄴，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儜儿情见，此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勿疑。”拓跋焘于是留下河北诸军对抗宋军，自己亲率军队袭取平凉，转眼到了秋天，河北魏军兵分两路，开始反攻，西路魏军渡河南下直驱金墉，金墉溃败。粮草不足，宋将杜骥弃城而走，魏军追击，斩首五千多人，宋军大败，魏军占领洛阳，又攻打虎牢关，虎牢关宋将尹冲率军投降。
另一路魏军则在主将叔孙建，长孙道生率领下，准备渡河，与到彦之主力作战，到彦之听说魏军忽然来到，魂飞魄散，急令部将王蟠龙袭击魏军渡船，被魏军打败，斩首，这时，到彦之已完全吓破了胆，准备逃走，此时，宋将朱修之仍在坚守滑台，王仲德谏曰：“洛阳既陷，则虎牢不能独全，势使然也，今贼去我千里，滑台犹有强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当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到彦之不听，他不顾众人反对，令竺可秀断后，自率水军退回历城（济南），而后丢盔弃甲，焚烧舟船，逃回彭城，丢弃军用物资无数，断后的竺可秀被魏军追上，大败，被斩首五千多人，魏军逼近彭城，彭城诸将准备弃城逃走，被长沙王刘义欣喝止。魏军追到历城。济南太守萧承之手下只有数百人，他摆下空城计，命部下大开城门，装出毫无戒备的样子。魏军大队人马到了城下，见了这等模样,估计必有伏兵，不敢进城而去。
第一次元嘉北伐
此时，滑台尚未失陷，在守将朱俢之（此人是淝水之战的大功臣朱序的孙子）率领下，宋军曾做好周密防御准备，魏军来到，将城池团团围住，昼夜不停攻打，《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载其“随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回，留修之戍滑台，为虏所围，数月粮尽，将士熏鼠食之，遂陷于虏。”滑台告急，宋文帝这时才启用老将檀道济，檀道济携王仲德，段宏等发起反击，率军迎战魏军，击败魏军先锋乙聃眷，二月进至济南，与魏军大战二十多天，连战连捷，但此时魏将叔孙通等轻骑兵焚毁宋军粮食，宋军乏食，檀道济无法继续前进。魏军终于攻破滑台，屠城，朱俢之被魏军俘虏（后逃回南朝），檀道济粮尽，被迫撤军，魏军追击，檀道济“唱筹量沙”，以沙子冒充米，在夜晚清点军粮，发出声音，故意叫魏军听见，魏军远远看去，以为宋军粮食充足，不敢追击，檀道济得以全军退还，第一次元嘉北伐，宣告失败。
第一次元嘉北伐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到彦之轻敌冒进，惊慌失措，不熟悉游牧民族战法，故而大败，假使宋军在河南采纳王仲德的建议，积极做好防御准备，四镇都能如滑台一样坚守，则对于不擅长攻城的游牧民族来说，其胜败难以预料，北伐成果也能保留，此次元嘉失败，给与刘宋政权以较大损失。据《宋书·顾琛传》载：“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到彦之虽然因战败被免职，但因为是文帝心腹，不久就被重新启用，反而是立下功劳的檀道济，因深受文帝猜忌，于元嘉十三年（）被无辜杀害，他被逮时，脱帻投地，怒云：“乃坏汝万里长城！檀道济死后，北魏诸将弹冠相庆，认为南方再无威胁。
四第二次元嘉北伐
此后，北魏致力于统一北方，而刘宋致力于内政，双方没有再爆发大规模战争，在此期间，北魏加紧统一北方的进程，延和元年至太延二年（４３２－４３６年），共发动五次战役灭北燕，太延五年（４３９年）又灭北凉，至此统一北方。宋文帝元嘉七年北伐失利后，北魏进一步加强对河南的经营和对山东的蚕食。宋文帝利用北魏内部民族矛盾与社会危机，加强沿边军镇的部署，谋划恢复河南。《宋书·索虏传》载元嘉二十三年北地泸水胡人盖吴于关中举兵反魏，“诸戎夷普并响应，有众十余万”，并上书刘宋，宋文帝封以官爵，以相呼应。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太平真君七年，４４６年），北魏遣兵侵略刘宋冀青兖三州。大掠而还，此时，刘义隆见国内“大治”，又有“经略中原”之志，重臣王玄谟等纷纷迎合，只有沈庆之，何承天等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
“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再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
然而，宋文帝坚持己见，认为“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决议北伐，拓跋焘闻听南朝北伐，哈哈大笑，热情致信邀请宋文帝前来北魏首都平城“做客”，“今闻彼欲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干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亦往扬州，相与易。”宋文帝大怒。
北魏统一北方
元嘉二十七年()七月,刘宋政权再次发动北伐，部署如下。
东路：王玄谟率沈庆之，申坦等水军由淮泗入黄河，归青，冀二州刺史肖斌节制，进攻碻磝，滑台，武陵王刘骏率部配合行动，江夏王刘义恭驻彭城，为总指挥此路为北伐主力
中路：臧质，王方回率军直驱洛阳，许昌，南平王刘铄自寿阳率部配合作战
西路：刘诞，刘秀之等率部袭扰甘陇，关中地区，配合作战
北魏军队还是老一套，主力退还，待到九月，才在拓跋焘亲自率领下，发起进攻，宋军进展顺利，，东路宋军攻占碻磝，王玄谟令桓护之率军把守枋头黄河渡头，自己亲自率军围攻滑台，河洛人民纷纷夹道欢迎王师，但王玄谟“贪婪好杀”，贪污百姓捐献的军用物资，对前来投军的人民，也不加以任用，而是随意使唤，致使离心离德，许多前来投奔的百姓又纷纷失望而去，宋军久攻滑台不下，中路宋军也取得一定进展，刘铄令部将刘康祖进逼虎牢，西路宋军在柳元景，薛安都（薛仁贵的先祖，后投降北魏）等率领下，出关陇，攻破弘农，陕城，斩魏军三千多人，关中豪杰和汉族地主纷纷举兵响应，形势一片大好。
第二次元嘉北伐
然而，好景不长，十月，拓跋焘亲自率军南下，围攻滑台的宋军听闻魏军南下，请“发车为营”，抵挡北魏骑兵，王玄谟不听，沈庆之请速撤兵，王玄谟亦不从，魏军突然过河，如神兵天降一样发起冲击，宋军猝不及防，大败，死伤万余，残部溃散，军用物资丢弃无数，魏军以所获王玄谟战舰连以三道铁索，拦截黄河，拦截桓护之的归路，桓护之乘迅猛的河水，从中流而下，以斧砍断锁链，得以率部撤退，魏军主力反攻，肖斌留王玄谟守碻磝，申坦，王护之守清口，主力镇守历城。魏军转入全面反攻，准备一口吞掉淮南地区。部署如下：
——拓跋那驱下邳
——拓跋建攻钟离（今安徽凤阳，钟离：你再骂？）
——长孙真攻马头（今安徽怀远）
——拓跋仁攻寿阳
——拓跋焘亲率主力攻彭城
魏军主力全线反攻，宋军见西路柳元景等孤军深入，急令撤回，防御襄阳，拓跋仁攻破悬瓠，项城，宋文帝恐拓跋仁攻破重镇寿阳，令中路刘康祖支援寿阳，刘康祖率八千人返回寿阳时，遭遇拓跋仁所部，刘康祖令部下结车为营，与鲜卑骑兵展开激战，双方混战一天，宋军杀死魏兵万余人，但最终寡不敌众，车营被骑兵冲破，刘康祖被北魏骑兵乱箭射死，所部全军覆没。拓跋仁围攻寿阳，刘铄坚守不出，北魏军队焚毁马头，钟离（钟离：你再骂？）而去，与此同时，拓跋焘亲率主力进逼彭城，刘宋北伐总统刘义恭“欲弃彭城南归”，但在安北长史张畅和武陵王刘骏的劝说之下得以留守。魏军围攻彭城，不克。
拓跋焘见彭城，寿阳无法攻下，决定放弃不管，亲率主力直驱瓜步（今江苏六合即著名的瓜州），准备过江，十二月，魏军进逼盱眙，盱眙守将沈璞，申坦，藏质坚守盱眙，拓跋焘驱使北方各族人民充当炮灰，强攻盱眙城。这些步兵“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死者万计，尸与城平”，极为悲惨，但仍未能攻破盱眙城，拓跋焘见久攻不下，令一部监视盱眙，自己亲率主力直驱瓜步，准备渡江。十二月五日，魏军先锋抵达瓜步，距建康（南京）隔江相望，只有一步之遥，史载魏军临江时，“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宋文帝惊慌失措，令建康内外戒严，征发附近所有丁壮守城，令刘遵率禁军把守重要渡口，水军沿江巡逻，太子刘卲镇守石头城，严阵以待，江北百姓也纷纷坚壁清野，或组织义军袭击北魏军队，拓跋焘见长江水流湍急，望洋兴叹，无船渡江，后有彭城，寿阳，盱眙等坚城未克，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次年正月，只得掳掠江北百姓五万多人，撤军北还。
魏军北还，再次攻打盱眙，拓跋焘向藏质索要美酒，粮食，藏质命手下军士撒尿，送还魏军，拓跋焘大怒，决心攻破盱眙，拓跋焘致信臧质，劝说投降，洋洋得意地宣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鲜卑）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其实主要是汉族）。”。，臧质即将魏太武帝书函送与魏军士卒，并以书信回之，信曰：
尔自恃四脚，屡犯国疆，诸如此事，不可具说。王玄谟退于东，梁坦散于西，尔谓何以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军开饮江之径尔，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生全，飨有桑乾哉！但尔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剿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齑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谢本朝。尔识智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年故尔。斛兰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只马不返，尔岂忆邪？即时春雨已降，四方大众，始就云集，尔但安意攻城莫走。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饴。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无烦多云。”是时虏中童谣曰：“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故质答引之。焘大怒，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镵，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虏众书曰：“示诏虏中诸士庶：狸伐见与书如别，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今写台格如别书，自思之。
臧质晓谕他们不要为之卖命，并出赏格购魏太武帝的首级，以瓦解魏军，拓跋焘大怒，魏军将盱眙从水陆两面团团包围，城内守军只有三千多人，但士气高昂，悍不畏死，宋军组织敢死队主动出击，焚毁魏军浮桥，魏军以钩车钩城楼，城内宋军系以大索，数百人呼喊着一起牵拉，车不能退。至夜晚，用大桶垂卒出城，截其钩，获得钩车。魏军又以冲车攻城，因城坚固，冲车难以奏效。魏军驱赶北方各族人民，肉搏而上，轮番登城，宋军以强弩，木石迎击，杀伤以万计，累尸与城平，魏军连攻3旬未能克，伤亡惨重，时魏军又多染疾疫“疾疫死者甚众”，只得退军，路过彭城，魏军向彭城刘义恭索要粮食，刘义恭不敢不给，魏军怕宋军乘机追击，残杀掳掠百姓数万人，堆尸泗水，泗水为主不流，而刘义恭不敢追击，只得放任魏军离去，此次元嘉北伐，可谓“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立下大功的盱眙守将臧质晚节不保，在宋文帝死后拥立刘义宣为帝，起兵叛乱，被王玄谟讨灭，首级送回建康，不得不说是一个黑色幽默。
从第二次元嘉北伐来看，双方均损失惨重，《宋书》载“二十八年拓跋焘退师，“凡破南兖、徐、兖、青、冀六州，杀略不可称计，而其士马死伤过半，国人并尤之。”，以游牧民族为主力的魏军所到之处，杀略一空，掳掠百姓，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江北一带“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暴行令人发指，因此遭遇淮南，江北人民的顽强抵抗，魏军也蒙受惨重伤亡“魏之士马亦失过半”，得不偿失，由于连年穷兵黩武，激化了北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次年，拓跋焘就被中常侍宗爱所弑，北魏政局陷入混乱。
北魏军队逼近长江，是自东晋，南朝以来的首次，极大地动摇了南朝军民的士气，使得其“畏魏如虎”，而北方则更加肆无忌惮，此次北伐，极大地动摇了宋文帝的威信和统治基础，太子刘卲一贯反对北伐，此次北伐大败，更使得其与父亲的关系极为恶化，《宋书》卷七一《江湛传》载:“上大举北伐，举朝以为不可，唯湛赞成之。索虏至瓜步，领军将军刘遵考率军出江上，以湛兼领军，军事处分，一以委焉。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众并谓宜许，湛曰:‘戎狄无信，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阨，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推之，殆将侧倒。劭又谓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劭后燕集，未尝命湛。常谓上曰:‘江湛佞人，不宜亲也。’上乃为劭长子伟之娉湛之第三女，欲以和之。元嘉二十九年（年），宋文帝得知北魏发生政变，拓跋焘被杀，再次仓卒图谋再次北伐，也称第三次元嘉北伐，此次北伐得北魏降将鲁爽等人支持，鲁爽自愿充当向导，但太子中庶子何偃认为北方数州经历过上一次北伐后还未复原，不是好时机，上一次反对北伐的沈庆之再度进谏试图阻止北伐，但宋文帝都不接纳。五月丙申，宋文帝下诏北伐，命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攻碻磝，鲁爽、鲁秀兄弟与程天祚率四万荆州兵攻许洛，雍州刺史臧质攻潼关，但因魏军顽强抵抗，加之青徐二州歉收，无功而返，元嘉三十年（），太子刘卲终于弑君，自立为帝，遭到各方讨伐，南朝政局也陷入混乱之中。
从宋军的战略部署来看，王玄谟久攻不下滑台，致使魏军反击，进退失据，大败而归，是此次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王玄谟本人也因此失败险些被处死，因沈庆之求情才捡回了一条命。活到八十一岁，历经数代才死。那么，宋军是否因王玄谟的失败就全线崩溃，再无胜机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首先，西路宋军柳元景部进展顺利，且关陇地区也是北魏刚刚从胡夏手中拿下的，守备薄弱，如柳元景部乘势进军，即使不能收复关中，也可从侧翼威胁魏军，减轻东线宋军压力，宋军主力各部，除王玄谟部被击溃外，其余各部主力尚存，仍有一战之力，但却困守彭城，寿阳等地，惧怕鲜卑骑兵，不敢主动出击，全程无所作为，假设在北魏军兵临长江之时，彭城，寿阳等地宋军拦截北魏军退路，则北魏大军很有可能溃散于江北，胜败尚未可知。
参考文献
《宋书》
《魏书》
《资治通鉴》
《北史》
《南史》
《南北战争三百年》李硕
《论刘宋文帝元嘉北伐失败之影响与原因》王永平
《宋魏军事关系研究》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