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津云
五大道的小洋楼里藏着很多历史，浓缩在一栋栋风格各异的建筑里。
天津近代历史风云际会，非但政治、经济风生水起，文化方面也可圈可点，尤其是私家藏书在中国藏书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丰富着这座城市的底蕴。
完成父亲遗志“恢复藏书”的胡宗楙、六代世守藏书的翁氏家族、雅玩无数的“上第二子”袁克文……他们的藏书楼和藏书故事就隐藏在五大道里。文化学者、天津师范大学王振良教授通过文献稽考和田野调查，考证出了五大道的至少13座藏书楼。
袁克文的“百宋书藏”
芷江路魁德里9号。
魁德里是一排二层楼的老宅，9号在巷子的最深处，老砖、木窗、铁门紧锁，院子里堆放着很多杂物。
魁德里9号
老居民张大爷在魁德里生活了60多年，他说，魁德里9号有两层六间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民宅，多年前已无人居住。
记者采访时询问，附近的居民都不知道这栋破旧的空宅曾是袁克文的藏书楼“百宋书藏”。“‘宋’是指宋版书，‘藏’其实就是藏书的地方。”藏书楼的考证者王振良介绍说，袁克文不只是藏书家，还是钱币收藏家，也是集邮家。
袁克文自幼聪慧，15岁来津。年袁世凯死后，袁克文分得16万元。袁克文虽然家在天津，但有钱就到上海花，没钱再回天津想办法。
袁克文
王振良介绍，袁克文在津居所已知至少3处：他早年随家人住在大营门，旧迹今已无存；后来常居地纬路袁家花园，其子女多在这里出生；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袁克文搬到了当时的英租界两宜里（今芷江路魁德里9号）。
虽说藏书总量不是很大，但袁克文的收藏却能以精而胜他人。“由于他的身份和超强的经济实力，袁克文遇到宋元本古籍，无论贵贱一律收购，一跃成为北方藏书名家。”王振良介绍说，袁克文喜欢收藏宋版书，有部之多，很多都是孤本，他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百宋书藏”，“说得有些谦虚，他不想压过他崇拜的清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百宋一廛’”。
但是，袁克文的收藏只是贵公子的一种消遣。他花钱如流水，从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遗产很快用光。生活困窘之时，他就拿藏书来换钱或者易物，再后来，他甚至不得不靠卖字维持生活。
年正月，袁克文病逝于魁德里，终年42岁。在他去世后，家人仅在他桌上的笔筒里发现了20块钱。
胡宗楙的“琅嬛胜处”
南海路永健里。
一栋泛黄的白色欧式建筑，外延雕梁画柱，院外挂着“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的牌匾。90多年前，这个院子名为“颐园”，主楼一角则是藏书楼“琅嬛胜处”，它的主人是胡宗楙。
胡宗楙
胡宗楙，晚清著名藏书家胡凤丹的第四子。年，胡宗楙来到天津，后任中国银行天津行长。
年，胡宗楙购地建颐园。颐园占地一亩半，设有起居室、盥洗室、餐厅、厨房、家塾、书房等，后来又增建了专门的藏书楼。
建成颐园后，胡宗楙又完成了父亲的两大遗愿之一——恢复藏书。
颐园
“胡氏是藏书之家，胡宗楙的祖父一辈开始藏书，家中建有书屋五间，遗书数千卷。胡宗楙的父亲胡凤丹藏书10万卷，胡凤丹去世时最放心不下的竟是藏书和自己的书稿。”王振良介绍说，胡宗楙的颐园内建有独立的藏书楼“琅嬛胜处”，这是五大道地区已知的唯一一栋独立藏书楼。胡宗楙有藏书16万卷，比其父胡凤丹还多出6万卷。
琅嬛胜处
年，胡宗楙病逝于天津寓所。“据胡宗楙的儿孙回忆，他的藏书有的捐给了天津崇化学会，有的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也有特殊时期的流失。”王振良介绍，胡宗楙的部分藏书目前保存在天津图书馆。
翁氏六代守藏书
新华路号。
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的牌子给了这栋小楼“特殊”的保护，小楼翻新过，红色的屋顶、复古的墙砖，安静地坐落在五大道上。鲜为人知的是，这栋小楼隐藏的藏书故事。
翁宅外景
常熟翁氏家族是清朝末期最为著名的收藏世家之一，藏书历经十几代人，缔造了中国藏书史上的奇迹。
翁家藏书始自晚清大臣翁心存。翁心存之子翁同龢是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翁氏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当时，不少门人和友人知道翁同龢有收藏古籍的爱好，就纷纷从各处搜集过来赠送给他，翁家藏书一度十分辉煌。
翁宅
翁斌孙是翁同龢哥哥翁同书的孙子，其子翁之廉后来过继到翁同龢名下，成为翁同龢的曾孙。
年辛亥革命爆发，翁斌孙来到天津，在当时的英租界红墙道（今新华路号）购宅。年后，其子翁之憙搬至现在的新华路号，老宅在唐山地震时受损拆建，现为富兰特大酒店。
老宅已变成酒店
年，翁同龢病逝，年至年间，翁斌孙回常熟整理翁同龢遗物，将所藏精品转移到天津。至此，翁氏藏书基本都集中在了天津翁宅。
年，翁万戈在天津出生。他本是翁之憙之子，但因过继给了翁之廉，就成了翁同龢的五世孙，也是自翁心存起翁氏家族藏书的第六代传人，从小就背负着藏书传承的责任。
翁万戈
年抗日战争期间，翁万戈远赴美国。年秋天，为避战火，翁万戈和家人把重要的藏书打包，从天津远渡重洋运到了美国。
翁氏家族这批藏书迁移海外半个世纪，0年4月，翁万戈将家藏80种册善本古籍通过拍卖转给上海图书馆，部分翁氏藏书又回到了中国。
年12月9日，翁万戈逝世，享年岁。“我为家藏而活，而家藏也成为了我的人生。”翁万戈的一番话，道尽了他对家藏毕生的守护，也昭示了一个藏书世家继承人所背负的使命。
专家考证出至少13处藏书楼
五大道上有多少藏书楼？王振良考证出了至少13处。
“天津在近代史上辟有九国租界，吸引了众多北洋人物及其他各界名流在此寓居，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小洋楼。寻找这些洋楼曾经的主人，对于推进北洋人物和天津地域文化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王振良介绍，4年，他开始 关于天津藏书楼的历史，王振良教授介绍，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天津私家藏书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中，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藏书家60余人，其中藏书处曾设于天津的竟超过三分之一，如果加上在天津有重要藏书活动者，则几近总量的半数。仅凭这一点，对天津近代藏书家就有深入探讨并重新认识的必要。”王振良表示，事实上，天津的众多藏书家中，除了周叔弢、李盛铎、任凤苞、陶湘、严修等十几人尚能引起研究者注意，整体上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王振良认为，天津近代藏书家之所以被学界忽略，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缺乏系统挖掘整理。王振良嗜好藏书，对天津藏书家的资料颇为留意，在考察天津历史建筑的过程中，他发现藏书家住宅数量可观，而且这些住宅绝大多数也是藏书楼。
历经近20年，王振良实地走访五大道，对藏书家的旧居进行实地调查，对藏书家的后人进行采访，通过他总结的“三重证据法”——相关联者的指认、文献资料的定位、实地考察的补充，不仅考证出每座藏书楼的准确地址，有的还考察出藏书楼的设计者，此外还述及每栋藏书楼的特色及藏书家的身份经历、藏书来源、藏书价值等。
“五大道小洋楼是天津城市的符号或者象征，固然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但建筑的更大价值体现在其深厚的历史人文内涵上，寻找建筑曾经的主人及其历史，就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王振良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