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咏史》诗，其中二首：一首问到，为什么自古以来才华与命运总是相悖；另一首七言绝句用二十八个字，有声有色地活画出一个历史罪犯的丑恶嘴脸，揭露出残暴帝王血淋淋的罪恶本质。
自古才命真相负
“名士何曾忘义熙，故将山水托游嬉。韩亡秦帝浑闲事，谁续临川内史诗？”。此《咏史》诗写东晋谢灵运的不幸，感慨“高才自古通难显”，喻今之意较为明显，指向当朝对人才的轻视，为怀才不遇、才高招忌而鸣不平。
谢灵运生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年），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享天下盛名。又以山水诗为瑰宝，其对自然景物观察之细微，又有高度艺术修养，在山水诗中独占鳌头。
纳兰性德认为谢灵运的寄情名山大川、自然风水，是因为他的高标见妒和不被知遇之愤。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年），谢灵运任琅琊大司马行军参军，后任太尉参军、中书侍郎等职。
义熙十四年（年），刘裕在彭城建宋国，谢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刘宋王朝一直对谢灵运深怀猜忌，他的恃才傲物又多为权臣所忌恨。
后刘裕代东晋自立，为宋武帝，把谢灵运的爵位由公降为侯，任太子左卫率；到了永初三年（年）被忌恨他的权臣排挤出京城，去任永嘉太守。从此不理政务，纵情山水；一年之后称病返乡隐居。
十年后，至元嘉八年（年），谢灵运再被启用，出任临川内史。但谢灵运仍游放乡间，与在永嘉时一样不理政务。又被流徒广东，写作《自叙》以抒孤愤。
诗文中有张良为报仇雇人刺杀秦始皇，魏国屈从秦昭王为义士所耻、主张联合抗秦，等内容，权臣诬告其有抗拒朝庭谋反之意。因为此诗，谢灵运被杀于广州，时年48岁。
纳兰性德叹道：写诗说刺客在博浪沙击杀秦始皇，忠义感人，这等“浑闲事”与朝廷治国理政有何关系？就至于把一个杰出的诗人杀头！
谢灵运《自叙》诗的几句是：“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因四句诗掉了脑袋，杀人容易，可今后还能有人写出谢灵运那样绝美的山水诗吗？
“临川内史”即谢灵运，“谁续临川内史诗”？这一问，问到了上苍，为什么自古以来才华与命运总是相悖呢？有才华的人总交厄运，是不是“自古才命真相负”呢？这种“天问”，在纳兰性德的词作中有更多、更为强烈的表述。
昏君佞臣别有才
“宝槊金貂别有才，蹋围鸣鼓日千回。老兵不少俞灵韵，亲向营门逐马来。”历代亡国之因，都是有昏君暴政而且还有侫臣相配，不仅昏君侫臣相配，他们还都别才，也就是昏君侫臣特有的才能，不如此就不足以祸国殃民。
纳兰性德读到南齐废帝东昏侯事，以诗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刻画出昏暴皇帝的丑态。
“宝槊金貂”写出东昏侯萧宝卷的穷奢极欲，甚挥霍之才华发挥极致：让他的宠妃潘玉儿“乘臣與。帝骑从后；著织成袴褶，金薄帽，执七宝缚槊，戎装急服，不变寒暑，陵雨冒雪，不避坑阱”。（《南齐书·本纪第七》）
为一个妃子的外出阵仗甚至超过了皇帝东昏侯喜好围猎，“蹋围鸣鼓日千回”，指每月围猎二十余次，边打鼓边驱迫百姓回避如鸡犬，稍有懈慢“应手格杀”。
以至“数十里空家尽室”，“工商因其废业，樵苏由之路断”，病死的人不得殡葬而弃尸道边，产妇甚至遭到剖腹看其男女的暴行。到夜里也不安生，鼓用模吹，之四更中幡戟横路，百姓喧走，无处安身。
东昏侯封的近臣俞灵韵，也是大有别才：东昏侯起初爱马但不敢骑真马。俞灵韵就做了一只非常得体的木马，东昏侯骑木马为戏，学会了骑真马，终日以骑为戏。
俞灵韵被他封为陪从骑马的官职，又“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各，又选营看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睱息。”
东昏侯在俞灵韵的陪伴下骑马玩入了迷，俞灵韵的别才得以充分展示，“置设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障，皆祫以绿红锦，金银镂驽牙玳瑁帖箭，每出，輙与鹰犬队主作令孙、媒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左右争逐之。”（《南史·齐本纪下》）
直到京城被围困，东昏侯沉溺于戏马游乐中，照样在大殿内骑马玩，听到外面鼓声喧叫，还披上大红袍登景阳楼观望，结果被讨伐他的军队以弓箭射死。
一首七言绝句二十八字，笔触凝练、有声有色地活画出一个历史罪犯的丑恶嘴脸，揭露出残暴帝王血淋淋的罪恶本质。作为一个新兴王朝，这种反思镜鉴，是何等之宝贵。这也是当时代的学人诗人，不愿意深入展开地研究纳兰性德诗作成就的一个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