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军
南北朝时期宋朝名将沈攸之，其貌不扬却胸怀大志，历事刘宋六帝，大起大落，一代乱世枭雄。他任荆州刺史期间，以责赕钱逼死“酉溪蛮王”田头拟，导致湘西一次大骚乱。
那么，何谓赕钱?其对湘西后来产生何种影响?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以赕钱逼反“五溪蛮”
逼死“酉溪蛮王”
沈攸之以赕钱逼反“五溪蛮”、逼死“酉溪蛮王”田头拟是湘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据《豫章文献王嶷》记载，“时沈攸之责赕，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平民，至郡城下。嶷遣队主张莫儿率将吏击破之，命田都继其父，蛮众乃安。”
在传统社会，食盐是商品流通与国家财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朝占有丰富的盐铁资源，沿海一带盛产海盐，西南盛产井盐。但东晋、南朝是世族豪强势力膨胀的时期，世家大族广占园地，经营屯、传、邸、冶，将大量山泽资源据为己有，他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实现对地方乃至国家政治的影响，如孔灵符的庄园土地、部曲以千计，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南朝实行盐业放任政策，食盐政策不是专卖，只是征收盐业税。
沈攸之就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叔叔沈庆之的庄园与田园广袤，奴耕于田，婢织于庭，“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农工齐备。泰豫元年(公元年)七月，沈攸之为都督荆、襄、雍、益、梁、宁、南北秦等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他自恃才略过人，心怀异志，以讨伐少数民族为名，征收重税，修缮兵甲，养马两千余匹，造船近千艘，疯狂扩军备战，生活奢侈无度。他以禁止捕鱼与食盐供应相威胁，逼迫五溪少数民族缴纳赕钱，导致五溪地区人们的愤怒，酉溪部族首领田头拟处死了他派来催缴赕钱的使者，他要田头拟交罚金一千万。田头拟缴纳了五百万，十分郁闷，忧愤而死。田头拟弟弟娄侯篡位，头拟的儿子田都逃往僚人部落。于是五溪大乱，发动起义，攻至武陵郡城下。武陵太守萧嶷派遣张莫儿率兵镇压，赶走了田娄侯，命田都为五溪部族首领，五溪才重新安定下来。
赕钱最早见于秦昭襄王与西南夷的一个盟约。如《华阳国志》载：“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雇死赕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唐李贤引南朝宋何承天《纂文》：“赕，蛮夷赎罪货也。”《魏书·刘彧传》：“凡蛮夷不受鞭刑，输财赎罪谓之赕。”可知赕钱为赎刑的另一种说法。
赕钱还是南北朝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向朝廷纳赋的专有名词。如《南齐书·裴叔业传》：“顷世以来，绥驭乖术，地惟形势，居之者异姓，国实武用，镇之者无民，致寇掠充斥，赎税不断。”赎税可以是实物。如《晋书·食货志》：“元后渡江，军事草创，蛮陬赕布。”《隋书·食货志》：“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
南北朝时期的梁朝，钱币开始论贯，一贯为一千文，千万文为一万贯。此时家财达到四十万贯才能号称富户，国家要征财产税。田头拟能输五百万文赕钱，即五千贯，合今天人民币74万左右，虽不能称富户，但称得上小康人家，时湘西比我们想象的富庶。
赕钱与里耶秦简赀赎文书
古代司法实践中允许犯罪的人缴纳一定的财物抵免刑罚，这个制度就是赎刑。所谓赎刑，即以财物赎罪，赎刑始于上古。如《尚书·舜典》：“金作赎刑。”历朝历代用于赎罪的财物不同，汉代以前是用铜，汉时用以黄金计价的粟、缣(细绢)，晋、宋、齐用金、绢，北齐、北周用绢，唐、宋用铜、金以及牛马杂物，元用中统钞，明用钞、钱，间或纳米，甚至可用工作抵偿;清用银。
秦国以严刑峻法著称，但根据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国存在赎刑制度。在秦律中，赀刑比较普遍，有赀甲、赀盾、赀徭、赀戍。犯罪都可以用金钱赎免，主要有赎黥(脸上刺字)、赎耐(刮胡须)、赎迁(流放)、赎鬼薪鋈足(罚砍柴与戴脚镣)、赎宫(阉割)、赎死，称赀刑或赎刑。与严苛的夏商周律法比，秦律体现了一种宽刑主义。
年龙山里耶出土的三万六千多枚秦简，就有十二枚涉及赎刑与赀刑的问题，称赀赎文书，所记为追讨赀赎欠款，由阳陵县呈交洞庭郡再转发迁陵县的文书办理记录。
如九-三正面：“卅三年三月辛未朔戊戌，司空腾敢言之：阳陵下里士五不识有赀余钱千七百廿八，不识戍洞庭郡，不智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署所县责以受阳陵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付署计年名为报。已訾责其家，贫弗能入有物，故弗服，毋听流辞，以环书道远报署主责发，敢言之。四月壬寅，阳陵守丞恬敢言之，写上谒报署金布发，敢言之，堪手。”
简文说的是阳陵县下里乡士五(乡以下建制，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一个叫不识的犯人还欠赀钱文，他在洞庭郡服刑，但不知在什么县。现发来催交赀钱文书，上报洞庭郡尉，请求调查不识现在洞庭郡下哪个县，并将调查情况告知阳陵司空。过去已向他的家人追讨这笔罚金，但他家里实在困难，追讨无果，只好转到他服刑之处，由他服刑所在地负责追讨。此文告由所在地官长开启，收到后要有回应。
秦始皇三十三年四月壬寅，阳陵守丞名恬的称，已签发至金布(负责财务的单位)负责落实。
文告第二年到了阳陵遬、阳陵守丞欣那里，他们分别表示，还不知结果，需继续追索。如九-三背面：“卅四年七月甲子朔辛卯，阳陵遬敢言之，未得报谒追，敢言之，堪手。”“卅四年八月癸巳朔甲午，阳陵守丞欣敢言之，至今未报谒追，敢言之，堪手。”
文告第三年到了洞庭段尉觿，他指示迁陵丞、阳陵卒要依法办事。“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段尉觿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以律令从事，报之，嘉手，以洞庭司马印行事，敬手。”
该赀赎文书反映了秦代官吏办事认真的态度，表明大秦帝国赎刑制度的存在。
沈攸之以禁断鱼盐相威胁，对五溪地区横征暴敛，逼反了五溪各部族，酉溪部族首领田头拟杀死了沈攸之派来催赕的差役，许攸之责田头拟输赕钱千万文，对田头拟实行的是赎刑。
赕钱与湘西苗疆“苗例”
沈攸之在五溪地区责赕钱的做法对清代湘西苗疆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了所谓的“苗例”。
清湖广总督汪志伊《巡阅苗疆喜而有作》诗云：“牙口一放排纷争，人事因之恒息宁。谁教捞汤分曲直，也能刻木记公评。从知苗性刚且愎，轻性好斗拔山力。仇杀死抵数或多，或索牛马偿其值。”其中的“或索牛马偿其值”涉及清代在湘西苗疆治理的一项法律制度安排。旧时湘西苗区，涉及法律事务，以牛马抵命案，以神判定曲直，这是一种苗族习惯法，俗称“苗例”。
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对五溪地区苗蛮等人习俗记载，已有“(人)或为佣而亡，或以斗而死，约牛牲若干偿还，曰骨价”的说法，可见，南北朝时期责赕钱的做法为宋代所沿袭，演变为五溪地区“杀人以牛偿命”的习惯。
康熙四十三年清廷在湘西设凤凰、乾州(今吉首市)二厅，雍正八年设永绥厅(今花垣县)，试图在苗疆引进统一国家法律制度，但进展并不顺利。雍正十年，镇筸总兵杨凯奏报大清律推广实施中出现的困难，说明赎刑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乾隆二年，湖南巡抚高其倬上奏，要求清廷专门出台一部适合湘西苗疆三厅的法律。
二人奏报引起朝廷重视，乾隆元年清廷将“苗例”正式写进《大清律例》，允许“苗例”作为处理湘西苗疆法律事务的一部地方性法规。乾隆二十八年湖广总督陈宏谋颁布的《乾凤永三厅苗人弹压治罪各条款》则成为该部地方性法规的实施细则。确认“苗例”的法律效力是对大清律的重大变通，体现了清王朝对湘西苗疆“因俗而治”的特点，但有许多条件限制。
首先“苗例”存在着地域限制。除在犯罪主体上必须属于苗人之间的案件以外，还限定了“苗例”的适用地域。如乾隆十年四月，湖南按察使徐德揉在一奏折中称，湖南“三厅所辖地方，仍照乾隆二年奏准之例，湖南苗疆二十余州并未议入，抵请乾州等三厅照苗例完结，亦属因地制宜，不致烦扰苗疆立意”。可见这是一项仅适应湘西苗疆的法律。
其次，即使符合“苗例”限定的地域范围，仍需考虑案情轻重和对统治的危害大小，由官府决定是否准予运用“苗例”。如乾隆二年五月，湖南永绥厅属补毫寨苗民“杨四十赊欠石老毕牛价未清，老毕带领侄孙石把沙等前往牵牛抵事，彼此角斗，老毕当即奔逃，杨老明与杨四十尾后追赶，石把沙随持杆戳，伤杨老明右胁殒命。当经汛防千总将石老毕诱获至营，而石把沙救祖情急，误将营墙推倒背负而去。后经审明，照依苗例，倒追骨价银两给尸亲收领。因有推墙抢犯情事，各拟枷号2月，责四十板。详经前任督抚批准完结”。由于该案情节较轻，所以依“苗例”完结。
又如，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凤凰厅属苗人龙尚保，因妻子被永绥厅属苗人龙老瓦奸淫，不久，其妻与子先后病故，龙尚保因此挟恨纠众二十一人，欲抢龙老瓦妻与子抵数，于黑夜发生争斗，结果造成仇杀三命的惨案。该尸亲龙老潭要求照“苗例”追赔，而该省督抚却要解省审理，不得照“苗例”完结。其后，该案以康熙年间所定条例，将龙尚保刺字后处以斩决，下手杀人之龙求、吴老成等均处绞监候。其余随从同行之十八人具照例分别枷责。清廷对这一案件的处理，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案情轻重的标准是否属于“聚众”。苗民个人之间的仇杀属于轻案，可依“苗例”完结。但如纠众仇杀，可能危及清朝在苗疆的统治秩序，则必须以官法惩治。
再次，是否依“苗例”处理苗人案件，还要看当事人双方是否情愿。清代在运用“苗例”的问题上采取双方自愿原则。苗人命盗案件，在原、被告双方都同意依“苗例”完结的情况下才准予适用。如果其中一方，特别是原告不愿依“苗例”完结时，就必须依清律例的有关规定审理。
“苗例”光绪末年废止。其虽然边界不太清晰，但的确对维护湘西苗区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因俗而治”的成功案例。追溯其源头，当为南北朝时期在五溪地区实行的责赕钱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