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至正之道”
——读曾巩《书魏郑公传》随感
文/郭英德
明代嘉靖年间，江苏昆山人归有光（—）与弟子们同乘骡车，风尘仆仆，进京赶考。旅途漫长，为了打发时光，归有光翻检书卷，偶然读到宋代散文家曾巩（—）的《书魏郑公传后》一文。曾巩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归有光，他痴迷地捧着书册，高声朗诵，翻来覆去地诵读了五十多遍。弟子们都听腻了，打着呵欠，昏昏欲睡，归有光仍然“沉吟讽咏，犹有余味”（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题归太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页）。
《书魏郑公传后》原题《书魏郑公传》（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五一《南丰先生集外文》卷上，中华书局，，—页）。这篇文章没有收入曾巩弟子裒辑的《元丰类稿》五十卷，可能见于《续元丰类稿》或《外集》，但是因为在南宋时期收入总集和选本中，如《圣宋文选》、《国朝文鉴》、《曾南丰先生文粹》等，流传甚广，此后一直成为曾巩经典文章之一。
“魏郑公”即唐代初年著名的政治家魏徵（—），辅佐唐太宗李世民拨乱反正，成就“贞观之治”。李世民对群臣称赞道：“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页）李世民与魏徵君臣相得的故事，后代广为传诵。
曾巩阅读的《魏郑公传》，应该不是刘昫（—）监修的《唐书》（后人称《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中华书局，—页），而是宋祁（—）、欧阳修（—）等合撰的《新唐书》卷九七《魏徵列传》（中华书局，，—页），虽然这两篇传记前后相承，渊源颇深。因为《书魏郑公传》中写道：“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所谓“辽东之败”，《旧唐书》未加记载，而见于《新唐书》：“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李勣等力战破之。军还，怅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同时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记载：贞观十八年（），即魏徵去世后的第二年，李世民不顾大臣劝阻，决定亲征高丽。虽然连战连捷，但是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中华书局，年，页）《新唐书》修成于宋仁宗嘉祐五年（），这一年曾巩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有机会读到刚刚修成的《新唐书·魏徵列传》。《书魏郑公传》应该就是他任职期间撰写的一篇“读书笔记”。
这篇文章的第一段，首先从正、反两个方面，扼要概述《魏徵列传》中所叙述的太宗与魏徵的君臣关系，并由此生发阅读史传的感想。
从正面落笔，文章写道：“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魏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新唐书·魏徵列传》不厌其详地记载诸多魏徵进谏与李世民纳谏的故事，并称道：“徵状貌不逾中人，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为霁怒。议者谓贲、育不能过。”有一次设宴丹霄楼，李世民“酒后吐真言”，对妻舅兼宰相长孙无忌（—）抱怨道：“我对魏徵，能做到弃怨用才，无羞古人。但是每次魏徵进谏而我不接纳时，我跟他说话，他偏不立即答应，这是为什么呢？”魏徵听到后，回答说：“臣因为事情有不对的地方，所以进谏。如果您不接纳，我还答应，恐怕您就那么做了。”李世民说：“你就暂且答应，等有机会再次申说，难道这也不行吗？”魏徵回答说：“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如果当面听从进谏，这才可以再加申说的。怎么可以当面答应您，事后又加以纠正呢？”李世民大笑道：“人言徵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魏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页）也许正是读到君臣二人这种掏心掏肺、坦诚相见的对话，曾巩才深有感触地说：“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
从反面立说，《读魏郑公传》写道：“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新唐书·魏徵列传》记载，魏徵曾将自己记录的与李世民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交付负责编写起居录的史官褚遂良做参考。李世民听说此事后，怀疑魏徵借此博取清正的名声，心中很不高兴。所以魏徵去世不久，他就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还愤怒地下令毁掉魏徵的墓碑（页）。曾巩批评这种做法是“失终始之义”，用的是《尚书》的语典。《尚书·太甲下》说：“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伪孔安国传曰：“明慎其所与治乱之机，则为明王明君。”古人认为，为了保证长治久安，明君是应该慎始慎终的。读史至此，曾巩又不禁深致感慨，说：“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当然，无论是正面的记叙与议论，还是反面的记叙与议论，曾巩这篇文章想要着重说明的，并不仅仅是李世民与魏徵的“君臣相得”与“君臣相失”，而是“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正是有赖于史书的明文记载，才能使后人见其得失，有所启发。换句话说，这篇文章要表达的真正主旨，是史书必须如实地记载朝廷中君臣的谏诤言行。
那么，为什么要如实地记载朝廷中君臣的谏诤言行呢？曾巩在文章中说明了两层意思：第一，从根本上看，君臣的谏诤言行是符合“大公至正之道”的。太宗以“贞观”为年号，原本就出自《易·系辞下》所谓“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含有以正道示人的意思。而如果君主“灭人言以掩己过”而扼杀谏诤之举，人臣“取小亮以私其君”而放弃谏诤之举，那都是违背“大公至正之道”的，实不可取。第二，从历史上看，如果史官掩盖君臣谏诤言行，不如实地加以记载，其中隐含的意思就是认为臣子谏诤君主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好的。这种做法，一来无法启迪后世的谏诤之臣，二来也使后世的君主疏慢、甚至忌惮人臣的谏言，从而“不知天下之得失”。
曾巩一生具有非常强烈的“历史意识”。他说：“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曾巩集》卷一五《上欧阳学士第一书》，页）。对“圣人之心”，不仅要“口讲”、“身行”，而且要“书存之”，即著录于书史之中，以昭示后代。所以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曾巩集》卷一一《南齐书目录序》，页）而他自己正是以这样的“良史”自励、自许的，并且对于古代的史事娴熟于心。
因此，在充分地展开论述时，《读魏郑公传》信手拈来地列举《尚书》、《史记》等史书为例证，进一步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君臣的谏诤言行必须如实地书之于史。
正面的例证是商朝大臣伊尹和周朝大臣周公。据《尚书》的《伊训》、《太甲》篇及《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挈，以尧、舜之道辅佐商汤，战败夏桀，建立商朝。历事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君主，辅政五十余年。尤其当太甲暴虐乱德时，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与诸大臣一起代为执政。三年后，太甲悔过反善，伊尹才将他迎归复位。据《尚书》的《无逸》篇和《史记》的《鲁周公世家》、《周本纪》记载，周公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辅佐武王伐纣即位，后来又不畏谗毁，辅佐成王，开创盛世。伊尹和周公之所以堪称贤良，是因为有史书记载，昭昭可见。如果当时的史官删削了他们谏诤的言行，“成区区之小让”，后世怎么能得知他们的贤良，又怎么能以他们为榜样呢？
反面的例证也极有说服力。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秦始皇等君主，因为残酷暴虐而相继灭亡，但在史书中却几乎看不到当时臣子进谏的记载。曾巩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历史记载的遗失，而是因为当时“天下不敢言而然也”。既然“不敢言”，哪还有什么臣子的谏诤言行可以记载呢？进一步看，也正是因为没有留传下来臣子的谏诤言行，恰恰足以证明“此数君”当时的暴虐，并且让后世更加清楚“此数君”之恶。
由此看来，如实地记载君臣的谏诤言行，恰足以彰显君主纳谏的美德，激励臣子进谏的自觉，从而垂范后世；反之，不记载君臣的谏诤言行，则足以暴露君主拒谏的恶德，遏止臣子进谏的决心，从而贻误后人。
人孰无过。孔子弟子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君子的过错，如同日蚀、月蚀一样，他犯了过错，人们都看得见；他改正了过错，人们都敬仰他。人们都能够看到君子的过错，不是因为他大肆宣扬过错，而是因为他不刻意隐藏过错，就像日月无隐，盈亏在天一样。同样的，人们敬仰君子，也是因为君子勇于认错，而且知错必改。因此，史书如实地记载君主的过失与臣下的谏诤，这不仅无损于君主的美德，反而更有利于彰显君主从谏如流、知错必改的风范。
行文至此，就史书是否必须如实地记载君臣谏诤言行这一点而言，仿佛已经是“题无剩义”了。但是曾巩却并未就此收笔，而是再进一层，转而阐释记载者应该怎样保存君臣的谏诤言行。同时，曾巩不再像前文一样采用正反面立论的论述方式，而是采用设问作答的论述方式，用笔更加委婉有致。宋人吕本中曾评价道：“文章纡余委曲，说尽事理，惟欧阳公为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无遗恨矣。”（张镃《仕学规范》卷三四引《童蒙诗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页）既纡余委曲，又法度井然，曾文用力，正在此处。近人唐文治批评《读魏郑公传》，就说：“俯仰进退者，犹人生揖让周旋之礼，宜行徐而不宜迫促，宜周到而不宜疏略，专以态度胜者也。子固最为擅长，后来惟朱子能得其传。此文后半曲折夷犹，尽从容委婉之妙。”（《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卷六，无锡国学专修馆，，页）
曾巩的第一层设问是：“《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在古代传统中，既然是历史书写，就应遵循《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要旨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据说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倘若如实地记载君臣的谏诤言行，岂不是违背了《春秋》“笔法”？这个质问有理有据，实在不易辩驳。曾巩只能乖巧地回答道：“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其实，曾巩的这一辩驳相当苍白无力。君主“纳谏诤”固然不是“恶”，但君主之所以“被谏诤”难道不是因其过失甚至恶行吗？记载君臣的谏诤言行，也就连带着记载了君主的过失甚至恶行，而这不是本来应该隐瞒掩盖，而不应书之于史书的吗？
看来曾巩是不由自主地把自身逼到“绝路”上去了，实在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只好另辟蹊径，转而从另一角度提出与“讳”相关的设问：“然则焚稿者非欤？”这一设问显然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针对的是“近世”的谏官与史官之所为，曾巩说：“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他举西汉大臣孔光为例，孔光历成帝、哀帝、平帝三世，“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汉书》卷八一《孔光传》，中华书局，，—页）曾巩对此作“诛心之论”，认为孔光的焚毁谏稿，无非是别有用心，图谋私利：“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这种“荡开一笔”，避重就轻的写法，的确颇具“从容委婉之妙”。难怪明人茅坤称道：“借魏郑公以讽世之焚稿者之非，而议论甚圆畅可诵。”（《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六）
当然，魏徵主动地将谏诤言行交付史官，引发李世民的盛怒，这种行为毕竟彰显出李世民尚未能坚定地持守“大公至正之道”，难免多少透露出他“灭人言以掩己过”的隐蔽机心。所以在铁杆“忠君者”看来，这是一种“非君”的立场，不是人臣应有的立场。所以清雍正二年（）王珻（—）读《书魏郑公传》后，认为：“人臣之事君也，善则称君，故使天下知君之善，不必复知吾之善也。若曰某政善，以吾谏之而行，某政不善，以吾谏之而止，是掩君之善，而以善自予也。不然，是欲与君并其善也。自予则私，并则不让。”所以他批评说：“故谏诤之事，自天下传之则可，太宗自付之史官则可，自郑公付之，则大不可也。”（《王石和文》卷四《读曾子固书魏郑公传（甲辰）》（《山右丛书初编》第六册，山西人民出版社，，—页）应该说，王珻的批评反而昭示出曾巩敢于立说、也巧于立说的胆略。
相比较而言，曾巩的第二层设问更具深意：“‘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穀梁传·文公六年》载：“故士造辟而言，诡辞而出。”范宁《集解》曰：“辟，君也。诡辞而出，不以实告人。”意思是臣子面见君主，有所进言，退避而出，不透露与君主谈话的真实内容。曾巩旗帜鲜明地指出：“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这种形似诡诈的行为，决非圣人的意思。而且，退一万步说，这也只是说明君臣之间的议论，事关政治大事，不可轻易泄漏给同时之人，但并不是说禁止记载于史书，以警诫于后世。
曾巩细读《魏徵列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那么，何谓“诚信持己”呢？在曾巩看来，自觉地坚守“大公至正之道”，即是“诚信持己”。魏徵曾上书太宗说：“臣闻为国基于德礼，保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情；德礼形，则远者来格。故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斯须废也。”（《新唐书·魏徵列传》，页）许慎《说文》以“诚”、“信”二字互训，宋代理学家程颐本此，引申而言：“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五，中华书局，，页）。曾巩也认可《孟子·离娄上》的说法：“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曾巩集》卷一○《洪范传》，页）。而作为“人之道”的“诚信”，又须自求而自足，即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曾巩所说的：“君子之于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曾巩集》卷一八《尹公亭记》，页）用大白话来说，君子就应该像魏徵一样，无所畏惧地秉持“大公至正之道”，坚定不移地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像曾巩这样的表述，这样的议论，的确当得起朱熹的称许：“曾南丰议论平正，耐检点。”（《朱子语类》卷一三○，中华书局，，页）所以朱熹说：“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朱文公文集》卷八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读魏郑公传》这样“词严而理正”的文章，曾巩并没有将它置于书箧、藏之名山，而是将它张布于“公共领域”中，让当时的读书人都能阅读，以此激发士气。林希《墓志》说：“自庆历至嘉祐初，公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曾巩集》附录一《传记资料》，页）。这与北宋士大夫好议政、善议政的风气不无关系。尤其是庆历、元祐之际，“朝廷庶事，微有过差，则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县小吏，皆得尽言极谏，无所讳忌，其议论不已，则至于举国之士，咸出死力而争之。……然而圣君贤相，率善遇而优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气……”（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七六引赵汝愚《皇朝名臣奏议·自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册，页）北宋士人这种以名节道义自守的风气，借助于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曾巩等人的文章得以长存久传。乃至五百年以后，仍然让尚未步入仕途的归有光歆羡不已，高声诵读曾巩《读魏郑公传》一文，至五十余遍，其中蕴含着何等深厚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蕴！
《书魏郑公传》
曾巩
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与？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
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令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
（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五一《南丰先生集外文》卷上，中华书局，，—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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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知识》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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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郭英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国古代戏曲学、中国古代散文史等领域的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近三十部，论文近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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