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信者目，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而心犹不足恃。知人固不易也。
曹操“唯才是举”，群贤归命，人所共知。
其在世时，曾三次颁布“求贤令”，广招天下奇才，以为羽翼。然而仔细观察“求贤令”的发布时间，会发现异常端倪。
三次“求贤令”均颁布于建安十三年（）之后。分别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及二十二年。
注：建安十三年即赤壁之战同年。
赤壁之战爆发前夕，曹操已基本统一黄河流域，被时人称作“十分天下有其八”。
晔进曰：“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魏书十四刘晔传》
且建安十二年（）郭嘉葬礼上，曹操亲口说出：“天下事竟，欲以家事托付诸君”的悖逆之语；亦可窥见异志。
（魏武）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魏书十四郭嘉传》
既然建安十三年（）曹操麾下已经“名将云聚、谋士雨集”，之后的三次“求贤”，又所求何贤？
本文结合多方材料，大胆作出推断：
建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的三次“求贤”，与“唯才是举”毫无关系。实际是曹操图谋篡汉、营建家门的行为。
所求者非“贤”，反而恰恰是“不贤”。
原因无他：
唯有“不贤之人”，才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改换门庭，完成“从汉臣到魏臣”的身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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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求贤令”的大背景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客观评价，曹操创业初期，确实做到了“唯才是举”。
拔于禁、乐进于行阵、收张辽、徐晃于亡虏；陈登、臧霸稽首归附，割地委之；荀彧、钟繇颍川名士，倚作腹心。
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彧别传》
问题关键也恰恰在这里。
建安十三年（）赤壁鏖兵，也是刘表病卒，曹操南取荆襄同年。
对傅巽、韩嵩为代表的“荆楚名士”及“客籍侨姓”的大肆封赏，实际是曹魏建国（）前最后一次大规模针对“名士”分赐爵位。
太祖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嵩，大鸿胪；羲，侍中；先，尚书令；其馀多至大官。--《魏书六刘表传》
注：建安二十年（）分封张鲁君臣，规模不大，仅针对张鲁父子和谋主阎圃。且与“求贤”无关，仅仅是对降臣的笼络，故不算在内。
魏武“求贤令”三下，却均在赤壁之后因此，建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的三次“求贤令”，也就显得尤其可疑。
彼时天下大势明朗，鼎足而立不可逆转，各路名士、早被曹刘孙三家尽数延揽。又何来“放在民间的至德之人”可求？
可知，求贤是假，借“求贤之名”收揽人心才是真。至于收揽人心所为何事，无外乎易姓嬗代之事。
三次“求贤令”大同小异，仅以条例叙述最详细、且最具代表性的建安二十二年《举贤勿拘品行令》为范例，进行剖析。
②“至德之人”的双重含义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先放上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贤令原文，以供参考。
注：原文过长，本处节选后半部分。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
《举贤勿拘品行令》开篇以管仲、韩信、吴起等“有才无德”的历史人物为范例，之后依次察举“至德之人”、“军旅之才”、“文俗之吏”以及“不仁不孝而有异才”者。
后三类、即指挥官、文俗吏、有才无德者；属曹魏阵营常见人物。
如郭嘉不修德业；陈矫近亲乱伦；满宠酷吏、王忠食人、程昱乃至屠其本县（兖州东郡）以“人脯为粮”。至于郗虑、王必、万潜一类“望风承旨”之徒，更是多如牛毛，不可胜数。
类似上述“有才无德”之人，早被曹操搜罗殆尽。甚至还有“孤尽收天下奸雄，独不得川蜀法正”的叹息。
曹公曰：“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正邪？”--《华阳国志》
可知，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贤”，与后三类无关，核心还是在“至德之人”。
“至德之人”是一个双关语。
其一指代“名士”，即所谓地方豪强、门阀权贵。其二隐喻汉魏嬗代、易姓篡立。
先说名士问题。
“德”是一个相当“玄”的标准，实际在东汉中后期，已经沦为地方门阀操纵选举的手段。
魏武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也侧面反映出“德”所代表的群体。
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王沈《魏书》
即“德”专指“名士”，是太平时节（所谓“治平”）权贵阶层的专利；而“事功者”则是“丧乱之世”的优先人选，即所谓“有事赏功能”。
看《王昶传》引注，即可知魏武征召“海内至德”为诸子门客，以壮声势，营建家门。
会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菑侯庶子、相国东曹属、尚书郎。--《任嘏别传》
这些替魏武子嗣们“贴金”的“至德之人”，其本质与“垂手拱立”刘盈身后的“商山四皓”并无二致；均是海内名流的代称。
由此可知，所谓“至德之人”，字面含义就是指名士。
换言之，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贤”，求的不是“被褐怀玉”的寒门子弟，彼时寒士的好日子早过去了。
暮年的曹操，为了汉魏嬗代，已经开始向门阀权贵寻求妥协。虽然曹魏与门阀媾合的高潮，是文帝时的“九品官人法”；滥觞之源，却始自曹操晚年。
再说“至德之人”的第二个隐喻。即汉魏嬗代。
“至德”除指代“地方冠盖”之外，还有书籍经典为托庇。其一指泰伯，其二指文王。
子曰：泰伯，可谓至德矣。--《论语泰伯》
泰伯即太伯，史失其名，以行辈字代称。泰伯与其弟雍（即仲雍）并为周朝始祖“季历”的兄长。以“禅让”闻名天下。
诸：季历即周文王之父。
泰伯与仲雍自知才干不及幼弟，便“断发文身”，自我放逐于江左。传说春秋时吴国先祖，即仲雍子孙。吴王夫差争霸中原时，亦自诩为“诸姬之长”。
“至德之人”泰伯，让国于贤者，以此为美。曹操以泰伯暗喻，所指何事，一目了然。
至于文王“至德”，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服侍殷朝”。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周（文）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十三经疏注》
即虽“居皇帝之实”，却以“谦退为美”，自抬身价。亦可见彼时曹操的自恋。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侍殷朝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贤令”，名为求贤，实际所求者，无外乎尚在民间的侨姓名流、与拒绝（同曹氏）合作的地方门阀。
一方面笼络士人之心，另一方面以“至德”的“泰伯让国”典故胁逼汉帝，又以“至德”的西伯昌自诩，自炫声名。
③“求贤令”落幕前夜
有时，“千金买骨”并非“求贤若渴”，而是“大事已毕”前的故作姿态。
建安二十二年（）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
该年不仅是最后一次“求贤令”的颁布年份，同时也是魏武立曹丕为储，将曹魏霸府权力的“内部传递”、昭告天下的年份。
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魏书二文帝纪》
曹丕、曹植二宫之争，人所共知。局势明朗之前，魏武曾“不厌其烦”地为五官将和诸子府邸，不断增设府吏。
典型者，如五官将府有太傅凉茂，少傅何夔。
而凉、何二傅，居然与尚书东曹并典五官将和诸侯府的人员选举，权力之大可见一斑。
文帝为太子，以凉茂为太傅，夔为少傅；特命二傅与尚书东曹并选太子诸侯官属。--《魏书十二何夔传》
须知，东、西曹分别掌相府外、内选举；而西曹已被削除，东曹实际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
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东，月盛於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遂省西曹。--《魏书十二崔琰传》
考虑到曹操的司空府、丞相府、魏王府本质是独立于许县汉廷的“第二朝廷”；那魏武诸子的府邸，大约可以视作依附于大府的“小府”。
曹丕府吏兼职于魏王府核心部门，可见曹氏诸子之“小府”，也有着相当的地位与权力。
注：“幕府”之名源于中国，霍光、袁绍、曹操等人均以官方名义开府。
众军阀虽无开府权力，实际也照猫画虎，有样学样。如刘备称汉中王之前，阵营内部地位高低，不以官职位阶为划分依据，反而以“是否署左将军府事”为判断标准。
二傅与尚书东曹、并选太子诸侯官属有“夺宗之议”的临淄侯，府吏规模也颇为可观。其中佼佼者，有精通律令的邢颙、出身河内大族的司马孚（即司马懿弟）、海内名士任嘏等。
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魏书十二邢颙传》
有趣的是，充任魏武诸子府吏者，多为“清选名士”（即所谓“高选”）。
曹操此举，一方面有借名流提拔曹丕、曹植声望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笼络地方豪强、海内名士的手段。
至于建安二十二年“太子之争”尘埃落定之后，魏武以“至德之人”为选拔标准的“最后一次求贤令”，所“求”何人，也就一目了然。
无外乎遴选、搜罗遗漏民间的侨姓名士，以此笼络人心；同时昭告朝臣，释放“曹氏愿与门阀合作”的态度，以此推进“魏国系统外”的官僚“从汉臣到魏臣”的身份转变。
④小结
所谓的“至德之人”可谓荒悖。德性无关德性，却关乎门第；如同“性欲无关性欲、却关乎权欲”一般。
Everythinginlifeisaboutsex,exceptsex.Sexisaboutpower.
东汉以降，在地方豪门把持话语权的大环境下，提拔“至德之人”（即门阀子弟），与曹操早期奉行的“唯才是举”、“勿拘品第”相比，无疑是开历史的倒车。
原因无他。曹操晚年，智衰力竭，早已无心一统。其寻求与门阀权贵的妥协媾合，恰恰是为“保全家门”的现实举措，即董昭所言“稍建藩卫”。
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魏书十四董昭传》
随着曹操年迈、汉廷衰微，其嬗代野心日盛一日。最终以建安二十二年的“册立太子”，正式昭告天下，要将“最高权力”在曹氏家族进行内部传递。同年也颁布了最后一次“求贤令”。
当然，彼时所求者，与“被褐怀玉的寒士子弟”已毫无关联。试想，以“德行”为标准的选拔，怎可能选得出真才实学之人？
若再结合“至德”背后隐喻的“泰伯让国”与“文王事殷”典故，此时老迈昏聩的曹操，大约已沉浸在“三分天下而臣事先朝”的迷梦之中，难以自拔。
另一方面，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扩充诸子府吏”的政策，所选任者多为地方名士。亦是增进门阀对曹氏的认同感，逐渐完成“汉臣到魏臣”身份的转化。
注：类似手段，“魏晋嬗代”时亦见诸记载。武帝、文帝时的勋旧子孙，到诸少帝时期，已大批倒向司马氏。
典型代表即何夔、何曾父子；贾逵、贾充父子；吴质、吴应父子，以及荀氏祖孙等等。
其中当以贾充性质最为恶劣，文多不载。
曹操最后一次求贤令的真实心思，从开篇所列举的人物范例即可洞见。
所举者，有管仲、韩信、陈平诸人。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举贤勿拘品行令》
韩信叛投汉王，屠灭旧主齐桓杀纠、汉王杀羽。此三子身为人臣、不思尽忠，反而“通达机鉴”，改换门庭；甚至卖主求荣，为虎作伥。
可见，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贤令”，名为求贤，实际所求者，皆为“不贤”。倒更类似“笼络在野名士”的檄文，同时以韩信、陈平等“背主之徒”为典范，劝厉朝臣、改仕新朝。
彼时离“曹丕篡汉”仅剩三年，所谓求贤，不过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魏武虽以“任贤使能”著称，其三次求贤诏令，却恰恰无关乎求贤之事。
这关乎家族生存、关乎权力继承、关乎易姓嬗代，独独不关“贤与不肖”。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权欲之间也。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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