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梳理《三国志》时，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记载。
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士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甲胄一般放在“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书中相关记载极多，远非一例。可知是惯常习俗。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甚至可能出现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推而论之，大抵可以归因如下。其一是减少对体能的损耗，其二是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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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的“人甲分置”
在固有认知中，古代军队出征，既然肩负作战任务，无论是行军还是临阵，似乎都应该顶盔掼甲。
但实际操作中，行军时大多兵士都是“轻装”状态，甚至进入战区之后亦如此。
略举数例。
（1）斩蹋顿
建安十二年（）征讨辽西乌丸时，曹操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魏书武帝纪》
可知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而二袁勾结乌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实际战况是相当危险的。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魏书张辽传》
曹纯督虎豹骑、阵斩蹋顿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也可看到，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负责保护主帅；曹操遣之出击，可见战况凶险，孤注一掷。
（2）宛城之变
建安二年（）张绣初降。曹操纳绣叔母，又勾结张绣侍卫（胡车儿），阴怀奸计。绣遂反。
张绣变乱前夜，谎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
（张）绣降，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傅子》
可知“车”平日确实有“装载甲胄”的功能，而张绣以“车少而重”（存储空间不足）的理由，使部曲披甲，一举破曹。
侧面也可看出，进驻宛县以后，执勤站岗的曹军士兵应该是不披甲的。因此张绣才能一击得手。
（3）关中之乱
建安十六年（）曹操征调关中军民赴汉中助战，结果激起变乱。彼时关中护军（即监军）赵俨，正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外，听闻叛乱四起，惊得“被甲持兵、不复自安”。
（赵）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可见在行军途中，士兵不仅不披甲，恐怕连刀杖都放在车中，很可能是“空手徒步”。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三国志》记载中，经常有靠着“邀击”（半途截杀）以弱胜强的案例。毕竟拳头再硬，也硬不过钢铁，腿脚再快，也快不过战马。
行军途中的军队，既无甲胄、又无兵器，无异俎上鱼肉。
（4）兖州之乱
兴平元年（）陈留太守张邈叛迎吕布，趁着曹操东征徐州，“煽动豪强，百城皆叛”。
彼时曹操的家眷均在鄄城（属济阴郡）。东郡太守夏侯惇听闻乱起，迅速前往鄄城。
夏侯惇的行军方式是“轻军往赴”。
轻军可以指“无甲兵”，也可以指“轻锐敢战之士”。从后文的“吕布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可知，此处的轻兵，说的就是无甲兵。
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夏侯）惇轻军往赴，適与（吕）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魏书夏侯惇传》
夏侯惇轻军往赴，驰援鄄城换言之，因为急于去鄄城保护曹操家眷，夏侯惇不得不舍弃防护性，换取机动性，疾行赶赴鄄城，与荀彧会师。
彼时千钧一发。按《荀彧传》记载，夏侯惇冲刺到鄄城的当夜，叛乱便起，斩杀数十个奸细之后，才稳住局面。
（荀彧）驰召东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诸城皆应（吕）布矣。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魏书荀彧传》
当然，舍弃甲胄，轻兵出动，也有后患。比如吕布之后遣人诈降，居然能当众劫持夏侯惇。
（吕布）袭得惇军辎重。遣将伪降，共执持惇，责以宝货，惇军中震恐。--《魏书夏侯惇传》
毫无疑问，这与惇军“被甲者少”必定有关。
②行军不披甲的原因
介绍完诸多案例，再谈谈“行军不披甲”的原因。
从现实角度考虑，军队开拔，尤其是进入战区之后，随时可能遭遇敌军。按理应当是时刻披甲。因此“人甲分置”必定有不得已的原因。
我个人倾向，无甲行军，一方面在“节省体能”，另一方面在“节省物资”，尤其减少对鞋袜的磨损。
（1）节省体能
三国的甲胄，大抵沿袭自两汉。从“形制”上说，有玄甲、襦甲、筩袖甲、裲裆甲与盆领甲。
注：关于三国甲胄形制，我之前曾单独撰写文章并配以实物复原图，本文便不再展开。
但从“甲片连缀方式”上说，以上诸多铠甲，实际都是“札甲”或“鳞甲”，即将甲片叠压连缀。因此，单位面积的装甲，实际体积更大，质量更重，穿戴起来也更费体力。
链甲流行于中亚与欧洲，板甲出现的时间则极晚（具装板甲的成熟大约在十六世纪以后，相当于我国明清时期）。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间，所用的都是札甲或鳞甲。即使像明清时代的棉甲，也是外罩棉布、内层连缀铁片、外层以铜泡钉加以固定，实际是“包覆棉布的札甲”。
因此，穿着如此笨重的甲胄，如果要长距离徒步行军，对体能无疑是巨大考验。
札甲与鳞甲形制的“筩袖铠”从《赵俨传》的记载来看，士兵行军时，不仅无甲，连刀戟都扔在辎重车里。完全是空手徒步，节省体能。
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须知赵俨的部队仅有一百五十人，便已如此懈怠；推而广之，情况应该更坏。
（2）减少对鞋袜的磨损
有过负重徒步经历的读者，应该能够体会到鞋袜的重要性。
虽然三国汉季的“鞋”种类繁多，有木尺鞋（屐）、木底鞋（舄）、长筒鞋（靴）、丝麻鞋（履）等，实际上述鞋款，都是贵族的专享。比如“靴”是官员的专利，而“舄”则是帝王的禁脔。
真正能够量产并普及的，就是草鞋。一般称作“屦”或“屩”，南方则戏称为“粗”。
屩，草屦也。出行着之，屩屩轻便，因以为名也。--《释名》
粗者，麻枲杂履之名也。南楚、江、淮之间，通谓之粗。--颜师古注《急就篇》
以农业文明的生产力来看，普及草鞋已然不易，布袜就更别想了。在赤足的情况下，如果上半身负重过大（披甲），无疑会加速对草鞋的损耗，甚至有可能磨损脚掌、导致感染死亡甚至爆发瘟疫。
刘备少孤，与母织席贩履更为不幸的是，在当时的生产力限制下，即使披甲，也不是每个士兵都能做到的。
钢铁是古代的军用物资，手工打制的盔甲则更加稀缺；不可能浪费在“羸兵”或“弱卒”身上。绝大多数兵士，连负重的机会都不会有，就是穿一身粗麻编织的戎服（即军装），被送到前线当炮灰。
棉花传入我国，在宋代以后。三国时代军民百姓的服装，就是麻制粗衣。春冬穿“夹衣”（内填绒絮），夏秋穿“单衣”；凛冬来临之际，条件差的只能等死，条件好的裹个破羊裘，不仅硬如毡垫，防寒效果也乏善可陈。
东汉时并州五原（今内蒙包头、吕布老家）土地贫瘠，人户穷困。百姓别说皮裘，连夹衣都没有，冬天裸身伏在草堆里御寒，见人则“裹草而出”。
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后汉书崔寔传》
因此古代一到冬天就大量减丁，战乱时期更是如此。东汉鼎盛时，全国人口五千余万，三国结束时，全国人口不足一千万。可见乱世对生命的摧残。
③小结
三国时代行军不披甲，确有其不得已。
一方面来自“甲胄的重量”与“体能的分配”，另一方面，就是减少对鞋袜的损耗。实际绝大多数兵士都是步卒，靠双腿支撑机动性，在恶劣的饮食供给下，体能本就存在问题。
古代骑兵相当于现代的装甲部队，人人百里挑一（见《曹纯传》），不仅高大魁梧，还可以经常享受肉食（见《张辽传》）。因此具装骑兵，也就成为左右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曹）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王沈《魏书》
（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魏书张辽传》
比如白狼山之战（），曹操“卒与虏遇”，在“被甲者少、辎重在后”的情况下，张辽与曹纯的突击部队，依然可以大肆冲杀。很明显，他们的部队一定是具装骑兵师，否则根本不可能打得过乌丸这种游牧民族。
曹纯麾下的“虎豹骑”，翻译过来，其实就是重装骑兵部队。
骑兵有骑乘（通常一人不止一马），体能消耗大大降低，自然可以长期披甲。步兵靠双腿，因此连刀杖都得放在辎重车里。
如果还原彼时的行军状况，骑兵与步兵应当是大相径庭：
骑兵依然顶盔掼甲、光彩照人；步兵则面有菜色，穿着单衣空手走路，看上去与逃难无异。
这也能侧面解释，为何高顺“陷阵营”的七百步卒，因为“铠甲斗具精良”，便能威震天下。因为同时代的大部分步兵，都羸弱不堪。
（高顺）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陈营。--《英雄记》
古代的步卒，本就先天不足（选拔标准低），再加上后天失调（饮食供应差），如果披甲行军，只怕撑不到前线便集体缴枪了。
虽然战场危机四伏，军士却不得不“人甲分置”。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大概就是如此吧！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for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