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艺术特点，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并进而影响到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个性。
从时代特征看，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形成原因是截然不同的。魏晋风度可以说是乱世悲歌，长期的战乱与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魏晋名士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动乱的时局和政治高压，又逼迫他们放浪形骸，成天靠清谈、吃药和喝酒打发日子，但骨子里仍然不敢忘掉忧国，当我们诵读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品味阮籍的“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细加体会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在那一份伤感、无奈之中又不得不自觉、主动地放弃，这实在是一种心灵不堪重负之后的超脱与超然。
相反，盛唐气象则可以说是盛世华章，大一统的唐帝国，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再加边塞立功、科举考试乃至有“终南捷径”等广阔的致仕之途，给了文人们以无比的自信和开阔的胸襟，“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这些诗句里喷涌出来的那一股涵天盖地的豪气，即便是千载之后，读来仍能令怯者勇、弱者壮。
盛唐文人也有愁绪，但即便是写愁，也仍然给人以强者之愁的气派，“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这样的诗句与晚唐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相比，要显得豪华、气派得多。因此，盛唐文人不管说什么，都会体现出那一股与众不同的大气磅礴的强者气派来，这就是所谓的盛唐气象。
然而，具体说来，究竟什么是盛唐气象？似乎又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在中国艺术史上，“盛唐气象”的概念最早应该来自于宋代的严羽，他用这一概念来评价盛唐时期的诗歌，却又以书法作比，因而在严羽看来，盛唐诗歌与书法，均是盛唐气象的体现。严羽《沧浪诗话·考证十九》说：“‘迎旦东风骑蹇驴’,决非盛唐人气象，只似白乐天言语。”
那么究竟什么是“盛唐人气象”呢？严羽说：“盛唐之诗，雄深雅健”;“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厚，其不同如此”(《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应该说，宋代苏东坡和黄山谷的诗词、米芾的书法，也是独步艺坛、光耀后世的，但在严羽看来，犹如一个学生站在老师面前，终究多了些依傍，少了些自立门户的气象。而盛唐之诗是“雄深雅健”,盛唐书法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厚”,二者的合一，应该就是盛唐气象。
从时代特征看，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形成原因是截然不同的，但从个性的张扬情况来看，二者则又是神似的。魏晋风度的一大特点，就是“越名教，任自然”,放诞无羁，不事权贵，这在盛唐文人中也有突出的表现，我们只要翻检一下《唐才子传》,就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王勃“倚才陵籍”、杨炯“恃才凭傲”、杜审言“恃高才傲世见疾”、陈子昂“任侠尚气弋博”、王翰“恃才不羁”等等，一代诗仙李白其恃才傲物已达“一醉累月轻王侯”的程度，即便是其思想和行为看起来中规中矩的诗圣杜甫，也是“性偏躁傲诞”……因此，这种恃才傲物，从本质上讲就是对自己个性的张扬，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这是魏晋以来“人的自觉”的继续。
但是，盛唐文人与魏晋名士毕竟又有很大的不同，其差别就在于“情趣”与“情志”的区分。魏晋名士既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更重视审美趣味的寻找，他们一门心思要远离政治，极力回避建功立业，如《南齐书·张岱传》载，张岱之弟有功当升太守，张岱竟反对说：“若以家贫赐禄，臣所不辞；以功推事，臣门之耻。”这说明魏晋名士的性真情纯，俊逸飘洒，常有越礼之举、超常之态，以清谈、药与酒陶冶其趣味，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情趣”。
盛唐文人的“抒情”则是与“言志”相结合的，“建功立业”才是他们念念不忘的人生目标，李白可以“一醉累月轻王侯”,但其志却在“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一生所追求的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便是“风神散朗”、布衣终生的孟浩然，也有“不才明主弃”的牢骚和“徒有羡鱼情”的向往。唐代文人将恃才傲物的个性才情与建功立业的社会志向相结合，并与强大国力相辉映，就形成了“盛唐气象”从物质到精神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