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起复，让人首先想到的是丁忧，忠孝不能两全，任何时期，官员都会因为国事需要而被夺情起复。
从原有的守丧习俗，到先秦时期儒家主张的守丧礼制，再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夺情起复时有发生，再到隋唐时期起复制度的确立完善，各个朝代在不同时期，都在为自己的王朝统治做不同政策的调整。
01先秦时期的守丧之制
关于为亲人守丧的习俗源于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后人无从知晓，也无从查起，但将这一习俗定为礼制，的确是从先秦时期开始的。
《中国古代守丧之制述论》中将儒家主张的丧事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礼，即丧葬之礼仪；二是哀，即在丧期内对死去的家人或亲属所表现出的哀戚之情，并且“丧事主哀”
可知儒家将哀放在主要位置，丧事以哀为重，孔子曾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根据孔子的该条言论，再次论证了儒家在礼与哀之间选择以哀为重，除此之外，儒家学者还对丧期的活动进行严格限制，比如“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
以及从官者须解官等内容，并提出“三年之丧，天下达丧也。”自此三年之丧成为经制，随着孔子等人的提倡，守丧习俗逐渐成为逢丧期约束人的行为规范。
而以上儒家所提倡的礼制，为日后丁忧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官员起复恰恰是在守丧期被下诏回朝的，因此守丧之制与起复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是，在那个诸侯割据，列国纷争的大战乱时代，儒家所提倡的守丧之制，并不被其他学派所接受，可以说是对儒者以外的人士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列国各异，儒家的言论仅仅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代表性。
当时各国所推崇的思想各不相同，而处于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需要人才为国效力。
如若国家实行三年之丧，那么国家如何与其他国家抗衡，所以儒家所提倡的守丧制度并不受各国统治者的青睐，守丧之制很难得以推行。
守丧之制不仅不被统治者所接受，同时也受到了其他学派的抨击，其中最为激烈的当属墨家学派，提出“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伪辅情也。”
认为三年之丧不符人情，是强人所难，摧残身心，从而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可以说儒墨两家的主张完全是相对立的，儒家倡导厚葬并守丧三年，强调以礼育人，以礼治国。
而墨家则是节葬，不必守丧，丧事完毕即可回归到生产劳动中去，墨子主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的是解决社会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是强烈反对儒家的守丧之制。
总之，儒家所提倡的守丧之制并不能在当时推行，故而守丧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那么先秦时期的夺情起复，也无从查起。
但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夺情的现象是有发生的，比如在《事物纪原》中记载“《礼·曾子问》云：‘子夏问曰：‘三年之丧，金革之事，无避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注云：鲁徐戎作难，丧，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纪晋襄公墨缞之事，汉、唐以来遂有起复之礼，盖自伯禽始也。”
该则材料中提到的《礼记·曾子问》和《春秋》均为儒家经典之作，故其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是不用质疑的，因此这也足以说明在先秦时期是有夺情起复发生的。
但当时并不直接称为起复，而是“墨衰而从政”，但起复之礼真正出现是在汉唐时期，同时该则材料，也是论证先秦时期存在金革夺情这一情况存在的重要史料。
总之，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得知在先秦时期，虽然守丧习俗逐渐向礼制过渡，但并不被人所接受，儒家所倡导的守丧之制也并未真正推行，而这也不意味着金革夺情的现象不存在。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需要，儒家思想定被统治者认同，被大众所接受，因此三年之丧的普及与推行只是一个时机问题，而汉唐的大一统便为其提供了这个机会。
02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夺情起复
秦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各项制度的确立并不完备，仍处于草创阶段，存在诸多弊端，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众多方面都有所涉及，其所创的制度为历朝历代沿袭运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秦朝推崇的是法家的专制思想，所以在思想文化上自然也是要求专制的，以展示统治者的权威，对儒家所推崇的礼必然持反对的态度，进而实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使儒家所倡导的礼制更加难以实现。
再加上秦朝的短命，仅到二世便在农民起义中灭亡，因此，有关秦朝的守丧情况，以及夺情起复的现象均未在现存史料中看到相关记载。
与秦朝不同的是，汉朝虽承袭秦制，但逐渐将丁忧制度进一步的法律化，汉武帝时期更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进而将儒家思想推向了主导地位，因此当时的统治者，自然是十分重视儒家所倡导的礼制，三年之丧也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进入政坛。
但在西汉时期，虽重视儒家思想，并鼓励官员为亲人守丧，比如汉哀帝时期“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
从中可以得知，西汉时期由于对守丧三年并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只看个人意愿执行，但只要有人守丧，政府便会给予赏赐，加以弘扬。
因为西汉时期只有少数人愿意遵守丧之礼，所以政府对官员夺情，也并未有具体的实践，而政府的鼓励守丧，却为东汉丁忧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到王莽时期，曾倡导行三年之丧，但还是仅局限于言语上，并没有制度规范，而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为巩固新生政权，而“绝告宁之典”不允许官员回家守丧。
然而这项规定，也说明了西汉政府所鼓励的守亲丧礼，让东汉的一些官员深受影响，东汉初年是存在众多官员愿意遵守三年丧礼的，丁忧制度的法律化进程，也是不容阻挡的。
关于丁忧制度的真正确立下来，是在东汉汉安帝时期，其下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阙还职。”从而三年之丧正式合法化，丁忧制度由此确立。
有了丁忧制度的确立，那么夺情起复的发生定是必然的，但在东汉时期，将夺情起复称之为夺服，即官员应诏脱去丧服，回朝任职，比如汉顺帝时桓焉因遭母丧而辞官，却被下诏“诏使者赐牛酒，夺服，即拜光禄大夫，迁太常。”
夺服。根据该则材料可以得知，从先秦到东汉，官员由金革夺情逐渐扩大为因为政治的需要，从针对武官夺情扩大到文官也需要夺情。
因此东汉时期，三年之丧是否执行，虽然是依据统治者所颁布地政令而定，而官员夺情也时有发生，但使丁忧制度开始确立起来，夺情起复也有了具体地实践，并使夺情的范围扩大。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重孝的社会风气，官员丁忧夺情也有了更多的、更具体的实践。
然而在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于嘉禾六年（）春正月曾下诏“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绖而处事……国家有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
要求官员在国家大事面前舍孝取忠，进而又言：“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
严格禁止官员丁忧，对不按规定而去奔丧的官员，进行严苛的惩罚，甚至将官员处以死刑，可见当时对官员夺情起复是强制性的，并不尊重官员本人的意见。
这种法令毋庸置疑是不合乎情理的，统治者仅仅将官员视为为国家服务的工具，但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考虑，我们也可以理解统治者所作出的决策。
两晋时期官员起复有了自主选择权，比如东晋卞壶“遭继母忧，既葬，起复旧职，累辞不就。”
从以上记载可知两晋时期，官员不在被强制性起复，而是可以恳辞，继续行孝，这也许跟两晋统治者推行孝道，重视三年之丧有关。
纵然统治者鼓励官员守丧，为了巩固统治，夺情起复还是不能避免的，比如《晋书》中记载了“贾谧起复为秘书监”以及“傅咸固辞未果而起复”等内容。
而在南北朝时期，夺情起复的现象更为普遍，并且以南朝更盛。就北朝而言，以北魏为例，在其统治者极推汉制下，夺情之风不减。
统治者在推行丧制的同时依然实施起复，不仅北魏如此，北周、北齐也是如此。而南朝，在汉文化逐渐南移之后，夺情起复之风渐盛，逐渐超越北朝。
在《南齐书》和《宋书》等史籍中都有众多记载，如南齐萧坦之在“永元元年，遭母丧，起复职，加右将军，置府。”
又有南朝宋颜竣丁忧“起为右将军……丁母艰，不许去职，听送丧还都。”
从材料可以得知南朝时起复的官员，主要还是武官，这也说明了先秦时期的金革夺情影响之深远，当然南朝时期也出现了官员固辞不就的现象，如王佥“丁所生母忧，固辞不拜。”
陆从典“丁父忧，去职，寻起为德教学士，固辞不就”等，这也与三国时期强制起复的严苛法令形成了显明对比。
如果说东晋时期卞壶累辞不就是特例，那么在南朝时官员固辞不起便是惯例，说明这种现象在南朝是被默许的，是普遍发生的。
所以，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丁忧制度得以确立发展，但夺情起复仅是作为丁忧制度变通的一种方式，官员只是通过这种方式，继续为国效忠。
魏晋南北朝时期夺情起复的现象，虽然相比秦汉时期的较为普遍，但并没有形成一项制度。
只不过是在之前的基础之上，根据统治者政策的调整，有了更为具体的划分，官员也有了是否起复的选择权。
总的来说，在秦汉大一统时期，统治者多提倡守三年之丧，推崇孝道，而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统治者多实行夺情起复，并多涉及武将。
03隋唐时期的起复制度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虽然隋朝统治的时间较短，仅存37年，但同样有夺情起复的现象发生。
例如在《隋书》中记载的起复事例，文帝时杜整“数年，以母忧去职，起令视事”以及段文振“以母忧去职，未机，起令视事，固辞不起”，炀帝时崔赜“以父忧去职，寻起令视事”等。
从史料中所记的事例来看，在隋朝虽是短命王朝，相关的史料记载不多，但也将丁忧起复之制沿袭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隋朝并不同前代一样，直接称之为夺情或者是起复，而是称为视事，这一表达形式也被之后的朝代延续下来。
当夺情起复发展到唐代时，已发展成了更为完备的一项制度，并有了自己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而唐代政治、经济与文化进一步的发展，更将起复之制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时代特色。
根据唐代夺情起复的史料记载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唐代初年因政权巩固的需要，夺情起复的官员较多。
而从唐中宗到安史之乱之前，夺情起复的人数一直处于递减的状态，安史之乱时人数激增，安史之乱之后夺情人数一直未有下降，甚至出现了藩镇节度使，不遵丁忧制度而自请起复的现象。
再者唐代夺情起复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文武官员上，内侍宦官同样会被起复。
除了起复对象有所改变之外，唐代在官员起复程序，以及官员起复后的活动上，有了更为严格的礼法要求，比如《唐律疏议》载“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者哀者，流三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
若官员在丧期触犯了法令则要受以徒刑，以此规定限制官员在丧期参与娱乐活动等，如果说该条规定没有明确规定，被起复的官员是否要遵循。
那么在《新唐书》中所记的“凡齐衰心丧以上夺情从职，及周丧未练、大功未葬，皆不预宴。大功以上丧，受册莅官，鼓吹而不作，戎事从否。”
则明确表明了被起复的官员，同样不能参与宴会、不听鼓乐等娱乐活动。
另外唐代要求起复官员，不能着丧服入朝办公，即所谓的“凡凶服，不入公门”，虽然唐政府对起复官员的活动有了诸多限制，但在一定的丧祭日会给予官员假期“凡遭丧被起者，以服内忌日，给假三日，大小祥各七日，禫五日，每月朔望日各一日……”
对不同时段的祭礼都规定了不同的期限，这也反映了唐代统治者的包容性，虽不能让官员全身心地守完三年之丧，但在礼法上尽可能满足官员守孝之心。
而且以上的这些礼法规定，对宋代有着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宋代对起复官员所作的礼法规定，很大程度上是依照唐例。
综上可知，从先秦到唐五代，夺情起复由原先的守丧礼制逐渐发展成为一项制度，完成了由道德约束到法律规定，再到礼法相互作用的转变。
而我们从起复制度历史发展线中可以得知，政治环境与起复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环境的是否安定，直接影响了当朝政府，是否采取夺情起复的政策，也可以说夺情起复与否是由历代统治者来决定的。
总之，从单一的金革无避到多层的政治需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当朝统治者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