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在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与深远的影响。《陶渊明经纬》全书尝试以考据、义理、辞章三法对其生平、思想及艺术创作展开比较全面的研究。考据方面，维持《宋书》渊明卒年旧说，重新讨论渊明寒素身份，考证其里居、隐居，勘定《停云》《连雨独饮》《饮酒二十首》等诗中长期聚讼的异文。义理方面，阐述渊明生平为己之学及治学方法，揭示其“神辨自然”生命观的哲学内蕴及思想史地位。辞章方面，抉发其文论意蕴，揭示陶诗中的文质两体、形影神三境界，讨论其辞赋散文的艺术，在对汉魏诗体的整体把握中研究陶诗的各种类型，指出陶诗的“承”与“创”。外篇主要研究从南朝到宋代陶诗的评论、影响与接受的历史。其中对南朝陶诗影响事实的钩沉、唐代士风与盛中唐之际陶诗接受风气的转变、宋代苏黄等家论陶的纲领性影响、宋代在陶学历史上的开拓性地位等研究，都在前贤时秀之论的基础上有新的探讨。陶渊明研究虽然不能与鲁迅研究、《红楼梦》研究相比，甚至很可能也不能与杜甫研究相比，成果也说不上汗牛充栋，但还是夥矣沉沉。据多年致力于陶学史的吴云先生统计，从年到20世纪末，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余篇、专著44部。当然据吴先生说这是百年陶学四个阶段中最为繁荣的时期。（吴云《百年陶学史》）我于年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了《矛盾与和谐——陶渊明诗歌中的一重关系》的论文，初步形成自己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的一些基本看法，此后在多部有关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专著中继续展开对陶渊明的论述，并发表了专题论文，应中华书局之请撰写并出版《陶渊明传》，但自问仍然不能算是陶渊明研究专家。我的陶渊明研究，可能也包括我的黄庭坚研究、李白研究等，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于其他研究者，尤其是不同于专门研究者的研究的地方，也许在于通的一方面。当然我也不能自诩为通家。其实，是不是专家，算不算通家，并不重要，也没有标准。我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于陶渊明的服膺者，或者说是学习者。我服膺过不少古人，尤其是苏轼、黄庭坚两家。但是苏、黄的那种游戏于万类，甚至可以说带有天才机智，是我很缺乏的精神气质。所以，我每觉与陶公最亲。吴云先生曾用“骨骾处世”来概括陶渊明，这或许有他自己的人生体验在内，我觉得或许陶渊明真的可称“骨骾”，尽管这劲头与人们心目中魏晋名士陶渊明相处甚远。如果人们真的认识到他的“骨骾”，也许就没有那么多人喜欢他了。我自己每谈陶渊明，或在讲座，或在课堂，常忍不住说：陶渊明是很认真的人，陶渊明的特点就在践履实行。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也许吴云先生说的“骨骾”，我说的“认真”，都不是对陶渊明最合适的概括。当然，我们不否认人们一向强调的陶渊明的自然、平淡，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简傲风流。但是即使在这些方面，比如“自然”这样一种观念上，陶渊明也是十分认真的。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并且是极具思辨力量的人，只不过他的思辨不像嵇康那样表现出一种哲学的逻辑。他是用生命本身、生活本身来思辨的人。其实我说的陶渊明的“认真”，就是这样一些意思。因为他把一切都看得很真，把当时流行的这种自然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也看得很真，才会发生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的名士文化、华丽风格的格格不入。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排斥那种文化，他只是思辨地接受了那种文化，无疑是提高了它的精神。所以，到了最后，我们又觉得他才是魏晋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这里面的否定之否定，真是不易说清的逻辑。“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元好问），陶渊明经常希望自己从那个时代超越出来，升到三代以前的羲皇之世，但运用我们今天用得有些庸俗了的辩证法来看，难道这不正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精神向往？每到此时，我又觉得所谓学术研究，就像是开凿混沌。但混沌难清，往往刚一清晰了，又会回到混沌状态。虽然我自问不是陶渊明研究的专家，但本书却努力以“专学之学”的研究方式来探讨陶渊明。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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