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烬余书录》专家对谈会在上海书展举行
8月15日，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图书馆主办的《涵芬楼烬余书录》专家对谈会在上海书展首日举行。
上海文史馆馆员、张元济先生哲嗣张人凤先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本书整理者陈先行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周武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等专家出席对谈会。活动由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总编辑张稷女士主持。
《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商务印书馆年出版）
识别 陈先行：《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在版本目录学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稿本整理者陈先行先生介绍了此次影印出版的《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入藏合众图书馆（今上海图书馆）的经过，以及尚不为世人所 陈先行先生认为，《涵芬楼烬余书录》因其所著录之书于年整体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从而可将其视为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第一部公藏书志。该书于鉴定版本有其鲜明特点：如考订版本源流不仅重视“刻”，亦重视“本”；注重“观风望气”；对稿抄本鉴定考订尤精；撰写解题博采众长，因书制宜等。而与年排印本相较，稿本存留了张元济先生做的版本校记，保留了成书过程的原始面貌。排印本中删去的众多版本信息，掩去了张元济先生所做的判断及其治学风格，而稿本则还原了这些印本失却的精彩。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稿本整理者陈先行先生
周武：“一?二八”事变对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民族都是巨大的浩劫
《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编撰与张元济先生毕生为之奉献的图书馆事业有着莫大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先生谈到，张元济先生自年轻时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就开始了他的图书馆事业，后来加入商务，从为编译所收集参考资料设立图书室，一点一滴逐渐积累起了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收藏。他的理念是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丢掉，所以有意识地四处搜集古籍善本，商务印书馆建馆30周年时建成东方图书馆，专门储藏善本的涵芬楼则成为东方图书馆的古籍善本部。而张元济先生的远见卓识使他先事将涵芬楼最佳、最重要的版本移存金城银行保管，这些珍本才得以存留下来。
周武先生强调，“一?二八”事变对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民族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的浩劫。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规模已成为亚洲最大、世界前三的出版社，印刷技术位列世界最发达水平。“一?二八”惨案中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和焚烧，几乎摧毁了商务的生产能力，最令人痛心的是涵芬楼收藏的余部地方志及东方图书馆的40余万册藏书悉数被大火吞噬，从世间消失，这是一场无法抚平伤痛的民族灾难、文化浩劫。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周武先生
张人凤：祖父张元济先生十八年里一直在不断完善、修改和校订书稿
上海文史馆馆员、张元济先生先生哲嗣张人凤先生讲述了他记忆中祖父张元济先生整理编撰《涵芬楼烬余书录》的往事。张元济先生从事变后第二年即年即着手编撰《涵芬楼烬余书录》，但做得很慢。“七七事变”之前，张元济先生还在主持商务两部大型古籍丛书的出版工作，即《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涵芬楼烬余书录》是他挤出时间编的，初稿大约在“七七事变”前已定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寄存金城银行保管库的“烬余书”已很不安全，为了防止这批书落入日伪势力手中，商务印书馆把这批书转移到了几位董事家中保存，直到抗战胜利才又重新清点送回保险库。在此间漫长的过程中，张元济先生一直在不断完善、修改和校订书稿。从稿本可知，到年这部书已基本定稿，稿本封面上可见张元济先生“发排”或“可以发排”的批注。年张元济先生中风，出版的事又中断了，后来由顾廷龙先生协助继续完成出版前的校对发排工作，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5册排印出版。
张元济先生哲嗣张人凤先生
三位专家在活动最后分别寄语读者，陈先行先生表示：研究版本学、版本目录学绕不开《涵芬楼烬余书录》，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会在未来逐渐显露出来。张人凤先生认为，读这部书可以了解一代代中国学人怎样在艰难环境下传承中华文化，先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周武先生则将这部书视为张元济先生向中国文化的致敬，他怀着极大的敬意用十八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书，反映了他对中华文脉延续传承始终寄予的关怀。
《涵芬楼烬余书录》
一部极为出色的藏书志
在版本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警示后人勿忘侵略者暴行
珍视爱护无数先贤
一代代竭力搜求珍存的民族文化遗产
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