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其狂不可及

颜延之（年—年），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南朝宋文学家、文坛领袖人物、元嘉三大家之一，护军司马颜显之子。颜延之文词显于当世，史称“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他与山水诗人谢灵运同为晋、宋之际的大诗人，世有“颜谢”之称。孝建三年（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追赠散骑常侍、特进，谥号为宪，明人辑有《颜光禄集》。为了纪念曾经为桂林开创兴学读书之风的颜延之，今天的独秀峰下，立有颜延之的雕像。雕像中的颜延之端坐岩石之上，左手握卷，右手抚膝，颈项挺直，下颌微翘，神情桀骜，名士风范尽露。古时桂林为岭南偏远之地，远离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来此为官，多为被贬。颜延之来桂林担任始安郡（郡治就在今之桂林）太守，就是因为受到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波及。颜延之素有才名，但也性格桀骜，不趋炎附势，为当时的权贵、尚书令傅亮所不喜，结果因在拥立太子一事上的争端于刘宋文帝元嘉元年(年)被贬到了桂林为官。《宋书》本传载：“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据《临桂县志》记载，南朝刘宋年间，始安郡领县有七个，共有三千八百三十余户，人口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余人，从这组数据大致可以想见当时桂林地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文教不兴的“蛮荒”景象。年届四十岁、早就成名的颜延之初到桂林时，很想找当地的文人切磋诗文、交流学问，结果却“应者寥寥”，这让颜延之更是失落，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也因而写下了流传至今的一句残诗：“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据专家考证，这是历史上第一句描绘桂林山水的诗文。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士时代，许多名士的言行做派，受到世人的崇拜模仿，颜延之“喜山好水，乐读好饮”，颇有名士之风，因而也成了当地人的模仿对象。不过，据说当地人对读书不屑一顾，却对颜延之的酒风趋之若鹜。这让颜延之哭笑不得，但也从中得到启发：既然世人有效贤之风，那就自己做个好榜样吧。自此便时常在独秀峰下东南角的一处岩洞里读书，这便是“颜公读书岩”的由来了。专门选择在岩洞里读书，据业内学者考证，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这里离颜延之的太守府很近，方便每日里来往；二是岩洞能遮阳避雨，无惧风雨侵扰；三是此处岩洞形状开放，来往行人都能看到太守在这里读书，感同身受，同时也方便交流。当然，独秀峰本身的奇峻和孤傲品格，也应该是颜延之选择在此读书的重要原因。唐代郑叔齐在《独秀新开石室记》曾如此描述过独秀峰：“不籍不倚，不骞不崩，临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大意是说独秀峰既不凭借谁也不依靠谁，老成持重，直上青云。而颜延之亲撰的“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更是成为了描写独秀峰的千古名句。拟人化后的独秀峰，在桂林城区的众山中，始终有着与他山不一样的待遇。有了颜延之好读书这个榜样，桂林的学风大兴，据专家考证，同一时代，桂林周边陆陆续续出现了十多个读书岩。可以说，颜延之在读书岩勤奋读书创作的故事，对桂林的文风开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称之为开读书学习一代先河之人，并不为过。在郑叔齐的记载中，唐代桂管观察使兼御史中丞李昌巙在颜延之的读书岩前修建宣尼庙，办出了桂林的第一所府学，桂林的文化教育事业由此开始兴盛，并以蛮荒之地的尴尬地位在此后的历朝历代中考出了六个状元，颜延之功不可没。颜延之在桂林呆的时间不长，从宋文帝元嘉元年(年)到桂林上任开始，至元嘉三年()重回建康（今南京），满打满算也就两年时间。颜延之能重新回到朝廷中枢机构，是因为曾经不喜他的权贵徐羡之、傅亮失势被杀。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为“好酒疎诞”，行为放达，不拘小节，颜延之又不为新的当权派彭城王刘义康和刘湛、殷景仁所喜，仕途仍是不畅。元嘉十一年()罢官居家后，颜延之的生活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在社交事务上开始变得圆滑了一些，这从他撰写的教育子孙的文章《庭诰》中不难看出。在《庭诰》中，颜延之说，自身有很高的品行，外表却与常人无异；谈吐比世人精辟，却能保持缄默；才德在众人之上，却能谦恭待人；不因为自己能干而压迫别人，不因为自己高明便讥讽他人，保持谦虚退让的美德，与天地为一体，这才是最上等的君子。这篇《庭诰》成为了后世《颜氏家训》的重要思想来源，而颜延之以先进的中原文明，使当时尚处于蛮荒状态的百越之地桂林得到启蒙和教化，这也是今之桂林人为其塑像的重要原因。

（读书岩上方的南宋时期摩崖石刻。据说这是第一次全文出现“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碑刻）

不过即使有所改变，颜延之耿介不合流俗的一面始终没有泯灭，还是“肆意直言，曾无遏隐”，“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颜光禄集》的题辞中说：“颜延之饮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玩世如阮籍……”这光着膀子喝酒唱歌的狂放，确实有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之风。也许就是这种放达的人生态度吧，颜延之最终活到了七十三岁，在那个年代，堪称高寿。（杨湘沙文/摄）□轶事其狂不可及七星公园的龙隐岩内有一组独特的石碑，共由四块组成，分正文、跋语和观者题名三部分。这组碑刻便是由梁章钜题跋并命人所刻的黄庭坚书颜延之《五君咏》诗。在桂林为数众多的石刻作品当中，这组碑刻诗书双绝，堪称上乘佳作，被认为是桂林石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颜延之出身世家，少孤贫，“好读书，无所不览。”虽“居贫郭，室巷甚陋”，以致“行年三十犹未婚”（《宋书·颜延之传》），而他却毫不在意，丝毫不以名利为念。直到三十岁左右，才到吴国内使刘柳处担任一个参军的卑微之职。在颜延之一生的作品当中，被学界认为艺术价值最高的有三篇代表作。一是颜延之奉命作为特使前往庆贺收复洛阳时，途中所作《北使洛》一诗，这是颜延之现存最早的诗作，它们脱去了自东晋以来诗坛上玄风炽盛的羁绊，面向社会，面向人生，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二是为悼念挚友陶渊明的文章《陶徵士诔》。尽管不能亲自前往吊唁、祭奠，但颜延之却在千里之外写了诔文来记述陶渊明平生的高尚情怀，生动刻划出了陶渊明“赋诗归来，高蹈独善”的高士形象。在刘宋代晋的过程中，陶渊明取不尽合作的态度，遭到朝廷的冷遇，而颜延之却以炙热的情感，撰写了《陶徵士诔》，热情赞颂了陶渊明的崇高品格以及光明磊落的行事风格，是后世评价陶渊明的重要参考文献。第三篇便是被贬永嘉后所写的这组《五君咏》诗了。颜延之所咏的“五君”为魏晋时代的五位大名士，位列“竹林七贤”。由于山涛贪恋权贵，王戎为人品德不高，被心高气傲的颜延之所不齿，故只取了阮籍、嵇康、阮咸、刘伶和向秀来歌颂。在咏阮籍的诗中，通过“沈醉”、“寓词”、“长啸”、“越礼”等词语，精炼地描绘出了阮籍放纵旷达的名士风格。看似在咏阮籍，其实也是颜延之的内心写照和行事风格。所以，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颜光禄集》的题辞中才会说：“颜延之饮酒袒歌……玩世如阮籍……”《南史》本传记载：“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连皇帝召见都没有他喝酒重要，其“好酒疎诞”的独特性格可见一斑。颜延之有四个儿子，文帝曾经问这四个人各有什么才能，颜延之回答说，大儿子继承了他的笔力，二儿子得了他的文章真传，三儿子则有他的义气，小儿子继承的是他的酒量。一旁的大臣何尚之用嘲讽的语气问颜延之：“谁得卿狂？”颜延之的回答也是十分霸气：“其狂不可及。”这种生活态度确乎十分近似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阮籍饮酒佯狂。好酒，有才，加上耿介直言，恃才傲物，让当时朝廷的许多大员都看不惯颜延之，这也是他数次被贬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宋齐知名文人中，得保天年，死后还能受到朝廷的追赠和赠谥的，十分罕见，而颜延之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与颜延之齐名的谢灵运先是被贬，后又被杀，范晔、颜竣、鲍照、王融、谢朓等，亦皆被杀。谢灵运于宋文帝元嘉十年(年)以谋逆罪被杀，年四十九。范晔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年)以谋反罪被杀，年四十八。颜竣（颜延之的大儿子）于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年)被诬陷，诏先折其足，然后于狱赐死，年约四十左右。鲍照（与颜延之、谢灵运同列“南朝三大家”）于宋明帝泰始二年(年)为乱兵所杀，年五十三。王融于齐永明十一年(年)因谋立新主下狱赐死，年二十七。谢朓于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元年(年)被萧遥光杀害，年三十六。与他们相比，颜延之是幸运的，卒老于家，年七十三，这正是中国封建时代文人仕子一生最幸运的遭际、最理想的结局。在论及颜延之之所以脾气极大、不为权贵所喜，但又得保天年的原因时，后世的学者总结出了如下原因：颜延之虽然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但政治上的追求却并不过于躁进，立身处世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颜延之所有的任职，基本上都是和祭祀、礼仪、文化教育和文书参谋有关，所担任的有实权的官职不过是始安太守和御史中丞而已，而在御史中丞一职上，他已经性格大变，并无任何作为，自不为人所嫉。此外，颜延之出身门第较低，不参与国家的大政和高层决策，在皇帝的心目中，他并非一个具有很大危险性的人物，因此虽屡遭贬黜，却得保天年。（杨湘沙文）

二哥

又名杨二

湘裔桂林人

好酒喜烟嗜肉

最爱写字弹琴吹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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