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南齐书》的修订与青年学人的学术成长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点校本《南齐书》修订工作的启示”学术沙龙综述
○文/汪舒桐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二十世纪中国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其全部完成已将近半个世纪。年，中华书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全国古籍“十一五”重点项目、中国出版集团重点出版项目、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出版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其中，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景蜀慧教授主持“南朝五史”《南齐书》、《梁书》、《陈书》三书的修订工作。年8月，修订本《南齐书》正式发行精装版，景老师及其团队九年来的不懈努力也终于开花结果。作为修订组所有成员与本系师生的一次交流，12月1日下午3:00-6:00，“史学文献整理与青年学人的学术成长——点校本《南齐书》修订工作的启示”学术沙龙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三楼学术报告厅举行。历史学系吴义雄教授、曹家启教授、刘勇教授、于薇副教授、王媛媛副教授、易素梅老师、李丹媫老师以及系主任谢湜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赵灿鹏教授等参加了此次沙龙。
景蜀慧教授首发言。景老师先介绍了《南齐书》的基本情况。在“南朝五史”中，《南齐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颇有难度的一部书。这一方面是由于《南齐书》纪、传、志俱全，修订工作会涉及南北朝时期复杂的典章制度与天文地理职官等内容；另一方面是由于作者萧子显的文笔并不尽善，行文颇多晦涩滞碍之处，有些甚至影响到了史文中意旨的表达。因此，王仲荦先生于六十年代点校《南齐书》时，就已经下了很大功夫，在标点、分段、校勘等方面完成了开创性的工作。此次修订《南齐书》，仍然是建立在原点校本的框架上，不过，借助于史学研究的推进、史料文献考察的深入，以及检索等技术手段的发展，修订组有条件对点校本《南齐书》的校勘成果加以改善，力求使修订本《南齐书》更接近萧子显所著史书的原貌。
其后景老师讲述了《南齐书》修订的过程。修订工作最先始于版本调查。原点校本选择百衲本作为底本，但由于百衲本在刻印时有描改修润，一定程度上有失古本原貌。经过调查，修订改用年代最早、品相最好而且为百衲本底本的北京国图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作为底本，又补充了通校本与参校本，使校勘工作在版本方面更加完备。随后，修订组陆续提交了修订方案初稿及齐梁陈三书的修订样稿，先后通过评审。年《南齐书》修订工作全面铺开。经过数年努力，修订组于年完成了全部初稿，工作进入编辑审读流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编辑和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修订组反复讨论悉心修改。每一次改动，修订组都用不同颜色的背景作记号；终稿所呈现的五颜六色，凝结着修订组成员兢兢业业的付出。年8月，修订本《南齐书》终于付梓，在上海书展面世。粗略统计，修订本删去旧校三百四十条，增加新校近一千条，另改写旧校六百六十余条，还修改完善了许多句读标点，适当调整了一些分段。如今虽然修订工作已经完成，从精益求精的角度，景老师还是觉得颇有遗憾。一些缺憾之处，只能寄希望于在日后重印中弥补修正了。
回首这些年修订工作的甘苦，景老师颇多感慨。她说，修订《南齐书》并不是“为人作嫁”，借此机缘，我们专业的同学在文献版本校勘等方面得到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实践机会。修订工作要求每位参与者逐字逐句、细心谨慎地处理《南齐书》各卷中出现的字词、制度、史实等具体问题，继而用逻辑清晰的语言写成长编，再在讨论课上接受质疑，形成修订意见，乃至决定是否要出校勘记。有时，一条长编的撰写要用去一两天的时间；有时，上千字的长编只浓缩成校记里的十几二十个字。从最初的版本通校到最后的校记撰写，在“修订——改稿——讨论——再修改”的过程里，大家切实掌握了处理史料的方法，对史籍的理解辨析能力也显著提高。九年不避寒暑、不辞辛劳的投入，大家虽然付出很多，但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超越功利得失的同门师友相与论学之乐。而这样的历练，无疑又为大家未来的专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发言的结尾，景老师谈到，《南齐书》的修订成果其实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她对参与修订的小伙伴们及所有支持理解帮助修订组工作的师长朋友都深怀感激，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多年来形成的严谨优良学风也支持着《南齐书》修订组克服诸多困难，最终完成这一工作。
景老师发言结束后，修订组成员周文俊、李晓红、洪绵绵、洪斌、吴南泽和黄一明先后谈了自己在修订工作中独到的收获和感悟，下文选取部分内容稍作介绍。
用“史源”构造“文本谱系”
周文俊主要负责《南齐书》中部分《志》、《传》的修订。在报告中，他展示了自己对于校勘方式的深入思考。陈垣先生曾提出著名的校勘学“校法四例”：对校（以版本校）、本校（以本书校）、他校（以他书校）、理校（以事理校）。这种“四校法”的学理逻辑其实即是将参与讨论的证据以文献客体为基点分类，并以与文献客体的亲疏关系为标准分等，随之形成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主次关系。不过，这种静态的“分类”与“分等”，事实上无法处理中古史籍文献的全部情况。周文俊在修订实践中发现，很多具体问题难以单纯地用“四校法”来处理。
如《南齐书·褚渊传》中有“（褚）渊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莫不延首目送之”的文字，原校勘本以南监本、殿本及《南史·褚裕之传附褚彦回传》、《册府元龟》卷八八三为证据，在“百僚远国”后补加一“使”字。不过，底本、三朝本、汲本、局本及《太平御览》卷二〇四引《齐书》、《册府元龟》卷八二三均无“使”字，而“百僚远国”较之“百僚远国使”，其实更符合六朝时期的写作习惯。从史源看，“百僚远国”出自《南齐书》，“百僚远国使”出自《南史》，这两种叙述形成了各自的文本系统。即是说，《册府元龟》卷八八三可能直接引自《南史》，南监本、殿本可能据《南史》而贸然补字，所以就体现出了与《南齐书》底本截然不同的文献脉络。修订《南齐书》当然应该遵循其本身而非《南史》系统，因此新修订本恢复了“百僚远国”的原貌。
从这一例证中还可以看出，本书的晚出版本可能根据他书进行修改，从而失去早期版本之原貌，而由这种情况产生的版本异文难以简单地用“对校法”来处理。其后，对本校与史源以及他校与史源等问题，周文俊也列出若干案例，证明了校勘中辨析“史源”的重要性。他最后得出结论：校勘不是笺证，它其实需要我们排除他本的干扰，始终抓住最核心的文献脉络。于校勘中重视“史源”概念有助于构建文本自身的谱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手中的证据进行更明晰地“分类”和“分等”，更准确地判断它们的主次。这种“史源”与“史校”结合体现出的“文本谱系”观念，既是校勘学的理念革新，同时重视“史料”的“过程”，是与历史学思维高度相通的。
从他校异文看历史书写
负责修订《南齐书》文学人物列传、现为中大中文系讲师的李晓红也对校勘中的“史源”辨别颇有感触，她在发言中主要阐述了对历史书写的理解。《南齐书·文学卞彬传》载：
“彬才操不群，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请，员外郎。宋元徽末，四贵辅政。彬谓太祖曰：‘外间有童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蹔鸣死灭族。”’尸著服，褚字边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谓褚渊也。列管，萧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
原点校本据南监本、殿本、局本及《南史·文学卞彬传》补字，作“宋元徽末，四贵辅政。彬谓太祖曰：‘外间有童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蹔鸣死灭族。”〔公颇闻不？’时王蕴居父忧，与袁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边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谓褚渊也。列管，萧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造成王蕴、袁粲同死于宋元徽末时的错误印象。
事实上，底本、三朝本、汲本及《册府元龟》卷一九〇、卷九三二记载此事，均不牵涉王蕴、袁粲之死，文义自通。而南监本及后来的北监本、殿本、局本《南齐书》出现王蕴、袁粲，皆是据《南史》补字。从史源上，《南齐书》与《南史》关于此童谣的记载是完全不一样的。《南史》记载此事的时间点是“齐高帝辅政，袁粲、刘彦节、王蕴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称兵反。粲、蕴虽败，攸之尚存”，即认为卞彬在昇明初述童谣。齐太祖萧道成听谣的态度也是“不悦”，非《南齐书》早期版本的“笑曰”。南监本、殿本、局本无视这些不同描述，贸然据《南史》补字，造成叙事疏误，而原点校本又维持补字的处理，使此错误继续流传。
李晓红认为，在《南齐书》《南史》叙述差异的背后，隐藏着萧子显和李延寿在历史书写上的不同侧重。萧子显将卞彬述谣的时间定在“宋元徽末”，不言袁粲、王蕴之死，其实就减少了萧道成诛灭“宋家忠臣”的曝光率。《南齐书》中，我们看到的是卞彬离合“褚”字、谐音“萧”字的修辞趣味；但李延寿则把此事置于萧道成已经独揽大权的背景下，通过对细节的刻画，表现了卞彬对王蕴、袁粲之死的同情和对萧道成、褚渊必败的诅咒。这种史家叙述的差异，提示了两书撰写的不同意图。若忽略对历史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