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三十五岁的张穆
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场重大挫折。
但对于张穆的学术事业而言,
这似乎并不完全是件坏事……
道光十九年(),张穆因在科举考试中被斥违规而被永久剥夺了考取功名的资格。
这是他三十五年人生中的一场重大挫折。
自此,张穆“以负气忤贵人,罢去不顾,闭户人海中几十载。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事,盖其志专欲以学术名后世也”。
可以说,此后的张穆绝意于仕宦之途,以纯粹的学者自任,以追求“学术名后世”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学术事业之中。
在经历多年积淀之后,张穆厚积而发,并走上了其学术事业的“巅峰期”,从而奠定了其在清代乃至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其中,《魏延昌地形志》的问世堪称当时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
张穆撰写《魏延昌地形志》,起于其对《水经注》与《魏书》诸书的研读。
而魏收所作《魏书地形志》素以取材杂乱、遗漏甚多、内容难懂著称。
因此,历代学者均视其研究为畏途。
经过俞正燮、徐松等人的点拨,张穆意识到,以往学者研究北魏疆域,均根据《魏书地形志》,而遇到抵牾差异之处,都以为是史料或后人的问题,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
至此,张穆发现了古人未曾提到的《魏书地形志》的关键问题,即这部《地形志》很难说是北魏王朝的地理志。
且(魏)收虽云‘据永熙(即北魏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号,公元至年)绾籍’,而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则收是《志》,纯乎东魏之志而已,纯乎籍(藉)东魏以表高氏受命之符而已。
其实,该《志》最明显的谬误,莫过于司州之定。
《魏书地形志》在开篇即明言:
今录武定之世以为《志》焉。
武定年号在公元至年,而早在公元年(即北魏普泰元年),东西魏已实际分裂。
因此,魏收将邺城(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之地定为司州,下注云:“魏武帝国于此,太祖天兴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迁都改。”
众所周知,北魏的国都先是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迁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在东西魏分裂之前,再没有迁都。而孝静帝元善见之迁都邺城,完全是高欢等人胁迫的结果。
而魏收定邺城之地为司州,以武定之时为地理志之断限,虽然也有以前数据散佚的客观困难,但似乎更多地是为了阿谀高氏皇族。
这可谓“千古未发之覆”,被张穆一举揭穿。
当然,揭示《魏书地形志》的根本谬误,只能说是天才头脑的一时“灵光闪现”,是对于善于思考的聪明学者的褒或回馈,而《魏延昌地形志》的撰写却是高屋建瓴、功夫深厚且费尽心力之杰作。
在揭示《魏书地形志》的根本谬误之后,张穆没有自得而罢手,而是积极地提出重大修改举措,即以北魏延昌年间为时间断限,重新撰定一部北魏地理志。
而在事隔千百年之后,重新撰写北魏地理志,重新梳理北魏时代政区及地理类文献数据,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毅力,多么深邃的智慧啊!
遗憾的是,《魏延昌地形志》初稿因张穆的去世散乱了。
为了让该书早日完稿,张穆的好友何秋涛担负起了整理遗稿的重任。
先生既殁,秋涛偕何编修次其稿,曰《斋文集》《靖阳亭札记》各若干卷,《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杂涂乙,未脱稿,秋涛将为理而成之。其已行世者,惟顾亭林、阎潜邱两《年谱》云。
可惜,在何秋涛死后,《魏延昌地形志》全稿未能流传下来。
幸亏有《魏延昌地形志总目》与《魏延昌地形志分目》留存,我们才得以管窥这部巨著的轮廓。
三晋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张穆全集》,不仅收录了《总目》和《分目》,还把《魏延昌地形志》所有存稿整理辑录。
张穆全集(全四册)
张正明安介生主编
千字
三晋出版社
《张穆全集》收录了清代边疆史地学派代表人物张穆的诸多代表作,如《蒙古游牧记》《魏延昌地形志》《斋文集》《斋诗集》《顾亭林先生年谱》《阎潜丘先生年谱》等。
这些作品系统呈现了张穆在历史地理及学术史方面的重要成果,为我们更好地领悟其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来源、形成与特征,探究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文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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