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贪污攒嫁妆

南北朝时期官员贪污聚敛成风，朝廷往往不能有效禁止，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皇帝当然不会一无所知，更不可能公开支持，但有一个人的贪暴行为却得到了皇帝的暗中支持而听之任之。

萧惠开（年－年），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征西将军萧思话长子，南朝宋大臣。他性情刚直，最初担任秘书郎，但他的志趣与当时其他人相当不同，萧惠开爱好实务，性情刚直，不好清谈，素有胸怀壮志，和一起共职秘书郎的人竟然长达三年都没说过话。像他这样的高门贵族子弟是不缺钱的，再加上他这样孤僻的性格和志趣，很难想象他会贪污。事实上他还是个好官，萧惠开在雍州任上，善于为政，威行禁止。然而一离开雍州，他就大兴聚敛。

《宋书.萧惠开传》：“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女又当适世祖子，发遣之资，应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由是在郡著贪暴之声。”离开雍州任上，萧惠开回来担任新安王刘子鸾冠军长史，主管吴郡事。惠开妹妹要嫁给桂阳王刘休范，女儿又要嫁给世祖的儿子，送嫁的资财需要二千万。皇上就任命他为豫章内史，听任他肆意搜刮聚敛，从此在豫章郡内得了贪暴的名声。

很明显，萧惠开在豫章内史任上大兴聚敛本非己意，而是皇上的授意，堪称奉旨贪污。古来婚嫁讲究门当户对，萧惠开出身兰陵萧氏，父亲萧思话更是刘宋名臣，至今都比他还要更为人知，所以在皇室联姻的选择范围内。但是，既然门当户对，萧家自然也得准备丰厚的嫁妆，不能显得太寒酸，不然双方都没面子，更何况男方是皇家呢！话说回来，正常情况下萧家应该出得起嫁妆的，即便是两场婚事赶一块也应付得来，为什么这时候要靠贪污来攒嫁妆呢？这就要说到当时萧家的收入状况了。

首先，萧惠开廉洁守身。性格刚直，崇尚朴实，虽然担任过多处显官，但是没有聚敛之事，相比于中饱私囊者自然收入偏少。

其次，他为父亲盖了四座庙。孝建二年（年），萧思话去世，萧惠开因此停职为父服丧三年，「丁父艰，居丧有孝性，家素事佛，凡为父起四寺，南岸南冈下，名曰禅冈寺；曲阿旧乡宅，名曰禅乡寺；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所封封阳县，名曰禅封寺。谓国僚曰：“封秩盖鲜，而兄弟甚多，若使全关一人，则在我所让。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众既立，自宜悉供僧众。”由此国秩不复下均。」惠开丁父忧时居丧有孝性，由于家族信佛，故惠开就为父建了四寺，分别在南冈建禅冈寺，曲阿旧宅建禅乡寺，京口墓亭建禅亭寺，封阳县就建禅封寺，并将封阳县国秩都全部用在寺中僧众生活，不再分给萧家子弟。这样一来不仅他，整个萧家再也不能从封地中获得收入，而封地是当时世家官僚最大的一笔收入。

第三，萧惠开自己掏钱。萧惠开是萧思话的长子，待丧期过后即任司徒左长史，袭封父爵封阳县侯。但是封地的收入都用来盖庙以及供养僧众了，萧惠开只能靠自己的俸禄养活一大家子人。惠开和一众弟弟并不睦，惠基为使者入蜀，也没有和其私下见面，即使和同母弟萧惠明也有嫌隙。所以，萧惠开是当时萧思话这一脉的萧家家长，支出都得他自己承担，自然有点吃力。再说，两千万即便在当时对于豪门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来，“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然而，靠贪污攒嫁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此前此后萧惠开再也没有过类似之举。相反，他还多次仗义疏财，救人危难。《宋书.萧惠开传》：“泰始四年，还至京师。初，惠开府录事参军到希微负蜀人债将百万，为责主所制，未得俱还。惠开与希微共事不厚，以为随其同上，不能携接得还，意耻之。厩中凡有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偿责，其意趣不常皆如是。”萧惠开任益州刺史时，其录事参军到希微在当地欠债近百万，到惠开要离开时希微遭债主追债而未能同行。惠开本身和希微不是太熟络，但觉得希微随他入蜀，却未能带他一同离去是羞耻的，故将自己六十匹马都给希微还债。

不仅如此，“惠开自蜀还，资财二千余万，悉散施道路，一无所留。”离开时，惠开更加将二千多万资财散在路上，并不带走。这二千多万可并不是贪污纳贿而来，而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如此行为更比廉洁自好者更胜一筹。当然，功过不能相抵，毕竟苦了豫章的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