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尤其是盛行人物品藻之风的魏晋时期，书法不仅仅是一种字体的表现形式，更是人格的象征，情感的寄托，不仅强调“书意”还十分强调“字如其人”。作为“第一书法世家”的琅琊王氏也是如此，其家族书法教育的首要特点便是书法教育承担着人格塑造、家风传承的功能。
琅琊王氏在西汉中期突然崛起，并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在政坛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终成中国古代门阀第一世家，琅琊王氏家族之所以如此长久发展其家族文化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一、承担着人格塑造、家风传承的功能
纵观琅琊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琅琊王氏在初期以经学起家，后在玄学兴起时以玄学持家，又将书法艺术作为世代发展的家学之一，可见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发展始终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主流文化相贴合，不仅紧跟时代发展，还不断汲取精华，与时俱进，将这些吸收到自己家族文化中。
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不断的发展也推动其在政治上的发展，政治上崇高的地位反过来又不断促进家族的文化的向前，从而引领时代风尚。琅琊王氏家族家风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与时推迁，审时度势。
在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的年代，如何能在乱世中保全自身才是王氏家族需要思考的问题，只“忠”于某一位君主是不能另其家族长久不息，所以我们在研究琅琊王氏家族家风内容时发现，不论是王祥在临终的《训子孙遗令》中提出信、德、孝、梯、让五者，还是王衍身处乱世，官至宰相，但一直为后世诟病的便是王衍心中并无天下大事，只想保全自身，从而使得琅琊王氏家族长久发展，正如其自己所说：“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可见琅琊王氏子弟的家族观念是远大于的忠君观念的，可以看出“与时推迁，审时度势”深深影响着琅琊王氏子弟。
这种思想也深深影响着琅琊王氏家族的书法教育，如：王廙教导王羲之要以光大琅琊王氏家族为使命，告诫王羲之学习书法是积累学识、培养性情的大事，既可以培养自己的行为处事的能力也可以发扬家族精神；王廙提倡书画的独创精神，强调书法要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练习书法也能增长知识，王羲之更是强调书法要“有意”，认为书法作品中要能表达个性，书法情感等。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琅琊王氏之所以被称为“书法第一世家”，不仅家族培养出“二王”这样伟大的书法扛鼎大家，还使得其家族善书者多达人，除开琅琊王氏家族长辈以身作则，文化渊源深厚外，可以说，琅琊王氏以家族观念为首要深刻印在每一个家族子弟的观念中，在其看来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使书法技巧见长，还可以增长知识，书法作品的优劣不仅代表其个人能力水平，还代表着家族书法的水平。
总之，在人物品藻之风盛行的魏晋时期，审美自觉开始觉醒，以尺牍争胜、笔法私传为书法教育目的琅琊王氏，是非常重视书法这一“家学”的。“家风”和“家学”互相促进，“家风”是“家学”的指导思想，“家学”是“家风”的表现形式，因此，琅琊王氏家族之所以绵延几百年，人才辈出，可以说书法教育承担着人格塑造、家风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二、注重环境、榜样的熏陶作用
前文中提到，琅琊王氏以经学起家，为了维护家族的长盛不衰形成了重视孝行与礼法的尚儒门风，非常重视对家族子弟道德品质的塑造以及学术修养的培养。可见，琅琊王氏形成了门风孝友的家庭氛围，注重家族子弟才学和性情的养成。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下，琅琊王氏极少出现不学无术的子弟。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聚在一起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也成为文人一大创举，在此背景下，琅琊王氏也是经常召集名士集会，让其家族子弟参加以增长才情，最著名的便是兰亭雅集，被成为中国古代最风雅的一次集会，著名的《兰亭集序》便是王羲之在“微醉之中，振笔直遂”的状态下写出的，但在这次集会上，年龄尚小的王献之也参与，可见琅琊王氏对家族弟子的教育。
琅琊王氏还十分注重家族内部的和谐友爱，被称为“长者”的琅琊王氏受到当时社会的好评的原因正是因为琅琊王氏家族内部和善，对外又十分谦逊。良好的家庭环境亦是其家族长期兴旺发达的原因之一。
书法作为一门特殊的艺术，只靠自己领悟是难以达到很高的成就的，琅琊王氏在家族教育的过程中，家族长辈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或是以身作则教导家族子弟处事方法，或是言传身教教授知识技巧。就如受王僧虔的影响，其子王慈与弟王俭均十分擅长书法，王慈“少与从弟俭共书学”。南齐王融的母亲也亲身参与了他的教育，《南齐书》记载：“临川太守谢惠宣女，惇敏妇人也，教融书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家族频繁与其他书法世家通婚也能说明这一特点。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往往通过联姻等形式促进家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保证其家族地位，而在当时最为著名的书法世家便是王氏和谢氏，他们之间的通婚情况也要比其他家族间的更为频繁。
世家大族之间相互通婚，即可以维护世家大族在文化学术上的优势，保证书法笔法私传，又可以在家族内部形成良好的学习书法的环境。由此可见，琅琊王氏在家族书法教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视环境与榜样的作用的，一方面，家族长辈不仅言传身教，著书立说进行书法技巧的传授，另一方面还为家族中子弟的成就感到骄傲，如王羲之的叔父王廙非常看好他，称赞他：“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
王衍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赞扬王羲之，同时将王导、王敦带入仕途。由此可见，在家族内部注重家庭氛围，树立榜样示范作用，不仅可以增加其他子弟的才学的增进，也能提高家族社会地位，兴旺家族。
三、书法教育由经验化向理论化过渡
书法艺术发展到魏晋时期已经从以实用性为目的转换为以审美性为目的，不再以文字本身的记叙性为主要功能，成为一种中国独有的特殊的艺术形式，这一时期是在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出现大量关于书法理论的著作，书法家将自己的经验写在书面上得以长久的流传，这也是中国书法之所以流传几千年的内在动力。作为中国第一书法世家的琅琊王氏，其家族出现大量杰出的书法理论，形成书学著述，实现了书法教育由经验化向理论化过渡。
王廙曾在《〈孔子十弟子图〉赞》中就直观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其“书乃吾自书”深刻影响了琅琊王氏后世的书法理念，对琅琊后世影响深远。继王廙之后，王羲之成为书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世间相传王羲之有《笔势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并序》、《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书法理论著作。到了东晋后期，才有王珉的书法理论作品《行书状》问世，在《书苑菁华》卷三有收录。
到了南朝，在书学理论方面成绩显著的琅琊王氏首推宋、齐之际的王僧虔。相较于东晋时期的琅琊王氏来说，王僧虔在书法理论更有见解，书论著述颇丰，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答高帝论书启》等。而书法发展到南朝时期，书体大量出现，因此对所有书体进行综述成了这一时期书法理论的主流。
南齐琅琊王融就曾著有《图古今杂体六十四书》是通过介绍各种书体的源流和书体特征来梳理书体发展的情况。以上这些著书包含了琅琊王氏书法艺术的精髓，涵盖了琅琊王氏家族关于笔法、笔势、笔意的理论，如王僧虔的《书赋》对书法的艺术特质，对书法创作的原理，书法的审美特征等都作了较深刻地论述。
综上所述，琅琊王氏在家族书法教育过程中根据其自身长期书法实践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实现书法教育由经验化向理论化过渡，将经验保存到纸上得以长久传承不仅对琅琊王氏书法具有重要意义，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书法的发展。
四、强调书法风格的个性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自觉时代的开端，在魏晋士人眼中，书法不仅仅是士人求取功名、表功立传的手段，而是抒发性情的标志。受这种精神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书写创作者要将自己的情感、品行以及审美意识注入到书法中，使文字加以形象化，生命化，使其风格个性化，正如琅琊王氏一直强调的“自成一家”。
由此可见，受魏晋时期书法自觉影响，王廙“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不仅奠定了琅琊王氏家族书法的传统，更奠定了今后中国古代发展的格局。“书乃吾自书”包括两层含义。
其一书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不能固守一家，要有自己的风格。其二，强调自我风格，将书法作品看作是抒发情感和志向的表达方式。
王廙的这种思想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魏晋之前，书法在创作时大多强调“自然”的理念，顺应自然之形势规律，将书法的问题用一种较为客观理性的论述表达出来，而在王廙之后，书法不再是仅有书写的实用功能，也不再是追名逐利的政治工具，而逐渐发展可以代表自己的单纯的一门艺术。
王廙不仅提出这一理论，也身体力行成为王羲之之前最著名的书法家。作为王羲之的叔父，王廙的这个观点对王羲之产生直接影响，王羲之书法最大的成就便是将当时的书体进行整合创新确定“今体”，从而开创新一代书风。他结合时代的变化，去粗取精，在书法中完美地注入魏晋风度的灵魂，但又在合乎情理的范围内展现了儒家的文质精神。
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中国几千年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话题，也是事物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王廙首次提出了书法家要有自成一家的书法风格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王羲之又受这种精神影响，确定“今体”，开创一代妍美书风，也对琅琊后世子孙的书法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在研究时发现，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虽善书者多，书体不断发展，但是真正称得上的书法大家，书法风格影响深远的大多出现在琅琊王氏家族，可见琅琊王氏“自成一家”，强调书法风格个性化的教育特点是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推动发展是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已逐渐脱离了实用的目的，而成为了纯艺术。书法不再是彰显身份地位的工具，不再具有特别强烈的功利性，作为一门单纯的艺术而存在，书法家在创作过程中也将其赋予价值，赋予情感，书法家也借书法作品来彰显自己的人格品质。脱离审美意趣的书法只能看作是文字的表达形式，很难从中发现其他内涵，那书体的发展也将毫无意义。琅琊王氏这种将审美意趣和技法训练结合的教育特点使其家族子弟在书写书法作品时将自身的审美意识渗透到书法字体中，将书法加以形象化，生命化这也是魏晋时期的自然思想的一种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