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在考察五輅制成立過程的基礎上，重新審視《晉書·輿服志》車制部分的史料來源和形成經過。天子五輅真正從經典進入現實是在劉宋時期，晉志以及《唐六典》《通典》等文獻傳達了錯誤的信息。晉志的相關記載完全出於初唐史官之手，參雜有大量南朝後期制度。《晉書》編纂者將五輅制度强加於晉代歷史的做法，反映了隋唐時期的歷史認識，亦帶有强烈的現實意義。晉志五輅之外的部分主要繼承自臧榮緒《晉書》，對瞭解兩晉的輿服制度仍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另外，本文通過材料的比對，具體說明了晉志與《續漢書·輿服志》《宋書·禮志》的關係。
作者簡介：
黃楨，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爲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尚書·舜典》有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在上古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輿服已具有賞功勞、序尊卑的功能。秦漢以降，一套自天子達於庶人的車服制度逐漸形成。當然，在這項制度的每一次更迭中，最受關注的還是皇帝的輿駕和服章，不管是其形制、顔色，還是施用場合等細節，都曾經歷過反復的討論與變易。
本文考察的一個要點是中古以“五輅（路）”爲核心的天子車制的成立過程。在古人的歷史認識當中，上古三代的帝王各自都擁有具備時代特色的輿駕：“昔三皇乘祇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爲車正，殷有瑞車，山車垂句是也。”而《周禮》記有“王之五輅”，且略叙其形制與用途。秦漢時期，王朝實際奉行的是以金根車爲代表的皇帝車駕制度。魏晉以來，天子車制積極地向着“周禮”回歸，在“古禮復興運動”的背景下，具有古典精神的玉、金、象、革、木五輅終於被實實在在地製造出來，並爲繼起的隋唐王朝所承襲。
一般認爲，五輅制形成於西晉，以《晉書?輿服志》（以下簡稱“晉志”）及《唐六典》、《通典》爲代表（詳見後文）。可是細繹同時期的其他史料，五輅的成立過程其實頗不明晰。如果認真挖掘那些在過去不大被注意的細節，並在此基礎上作出合理的解釋和推斷，對於中古時代的車駕制度，我們完全可以得出不同、却更準確的認識。
若能如此，那就有必要重新檢討《晉書?輿服志》的史料價值。今本《晉書》形成於初唐，上距東晉滅亡已兩百餘年，儘管其史料多來自諸家舊“晉書”，但在排比、删削甚至改作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滲入南北朝後期以來的歷史認識。從史料批判的角度，反思《晉書》的政治立場，對有晉一代政治史做出重新考察的研究已經不少。而對於“十志”的史料來源以及史料價值的研究尚有積極推進的必要。本文擬從辨析中古天子五輅的成立過程入手，檢討制度實態與晉志記載的歧異及其形成原因，並嘗試對晉志的史料構成做出一個總體評斷。
一、五輅成於劉宋而非西晉
晉志卷首以“史臣曰”的形式總論晉以前歷代車服變遷，繼而叙述五輅之制。爲方便後文討論，具引如下（編號爲筆者所加）：
（1）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爲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左木右虡）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左木右虡）文畫轅及轓。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末，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鵾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鵾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爲亞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2）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爲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事，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藩國。
（3）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鑣而鏤鍚，鍚在馬面，所謂當顱者也。金而方釳，金謂以金爲文。釳以鐵爲之，其大三寸，中央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纓，在馬膺前，如索帬。五路皆有鍚鸞之飾，和鈴之響，鈎膺玉瓖，鈎膺，即繁纓也。瓖，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爲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鸞者也。朱幩。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爲飾也。
（4）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晉書·輿服志》
這段材料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五輅的具體形制，二是五輅施用的場合，論述十分詳悉。雖然並未明言五輅何時被創造、何時開始使用，但如此細密的論述很難讓人懷疑這不是晉代所採用的車駕制度。本卷後文談及過江以後車制的變化，“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即古金根之制也，無復充庭之儀”，又云“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爲玄牡”。這種編排無疑是在向讀者傳達這樣的信息：東晉時期儀制缺失，皇帝的車駕不得不在過江前五輅制的基礎上做出减損。換句話說，在晉志作者眼裏，上引材料所介紹的五輅制確實在西晉實施過。
撰成於開元年間的《唐六典》則明確提出五輅是在晉武帝時期被創造出來的：
《周禮》，巾車氏掌王五輅，有玉、金、象、革、木之制。至秦，唯乘金根車。漢承秦制，以爲乘輿。晉武帝始備五輅，爲天子法車。宋、齊、梁、陳相因不絕。
《六典》對漢晉之際天子車駕制度的認識與晉志一脈相承，且在論述上更爲簡明。兩書均由唐朝官方修撰、頒布，由此可見，經典當中的五輅制在西晉得到重建的說法乃初唐時期的正統觀點。我們最後再看看《通典》對西晉車輅的叙述：
晉武帝承魏陳留王命，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及受禪，設玉金象革木五輅，並爲法駕，旗斿服用，悉取周制，文物華藻，因金根車，更增其飾。朱斑漆輪，加畫（左木右虡）文。兩箱之後，加玳瑁爲鵾翅，金銀雕飾，時人亦謂爲金鵾車。邪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爲亞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氂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向上，取夏殷山車垂鉤之義。玉輅駕六黑馬，金象革木駕駟，以黃金爲叉髦，插以翟尾。象鑣鏤鍚，金鋄方釳，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五輅皆有鍚鑾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瓖，龍輈華轙，朱幩。法駕行則五輅各有所主。
只要我們將這段材料與上述晉志和《唐六典》的引文稍加對比，即可發現，《通典》對西晉皇帝車制的叙述完全是整合兩書而來，五輅的形制則是完全襲自晉志。杜佑不加懷疑地沿用晉志的說法，足見晉志在唐代的權威性。無論是晉志，還是《唐六典》、《通典》，均爲極具影響力的制度撰述，也是後人瞭解漢唐間典章儀制的門徑。後來的《通志》、《文獻通考》在述及西晉皇帝車駕制度時均承襲此說，使“五輅重現於西晉”幾乎成爲定論。當代學者如孫機先生，也據晉志認爲“輅的特點至晉代纔明確起來”；戶川貴行則受《通典》的影響，認定晉武帝依照《周禮》而建五輅。
然而，這一延續千年的“定論”却頗有可疑之處。首先，我們來看看晉志文本本身的矛盾。在叙述完皇帝車駕以後，晉志載有所謂的“中朝大駕鹵簿”，這裏說的“中朝”是指西晉，並無疑問。那在大駕鹵簿當中，皇帝所乘爲何？在車隊的核心位置，鹵簿記有：“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御，大將軍參乘。……金根車建青旂十二。”自秦漢訖於西晉，皇帝乘車皆駕六馬。可以斷定，皇帝所乘就是這輛金根車。既然如此，從“中朝大駕鹵簿”所記西晉車制看來，西晉皇帝的御用車輿與秦漢時期並無二致，而玉、金、象、革、木五輅根本不見蹤影。當然，晉志前後文之間的這一抵牾還不足以否定晉志所持“五輅成於西晉”的說法，因爲尚有一種微小的可能性無法排除：兩種制度之間出現了“時間差”，即“大駕鹵簿”在前，五輅創制在後。
幸而還可以找到直接的材料。《宋書》卷一八《禮志》五（以下簡稱“宋志”）專記輿服儀制。據卷首序言，沈約意欲“通數代典事”，對劉宋以前的車服制度，他主要參考了司馬彪的《續漢書·輿服志》、晉《服制令》以及徐廣的《車服注》。後兩種文獻，一是西晉官方頒布的服制法規，一是東晉末年徐廣奉劉裕之命，對以往輿服制度所做的整理和闡釋，無疑都是瞭解兩晉時期車駕服章的可靠材料。因此，宋志所論晉以來的制度變遷，可信程度極高。關於皇帝車駕的發展歷程，宋志並未提及魏晉時期曾創製過五輅。相反，沈約將重現五輅的功勞歸於劉宋孝武帝：
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禮圖》，玉路，通赤旂，無蓋，改造依擬金根，而赤漆（左木右虡）畫，玉飾諸末，建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施羽葆蓋，以祀。即以金根爲金路，建大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路，《周官》、《輿服志》、《禮圖》並不載其形段，並依擬玉路，漆（左木右虡）畫，羽葆蓋，象飾諸末，建立赤旂，十有二旒，以視朝。革路，建赤旂，十有二旒，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駕玄，木駕赤，四馬。舊有大事，法駕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
荀萬秋所造玉、金、象、革、木五輅，形制均以金根車爲基礎，或承襲，或略微改造。這樣做，必須有一個前提，即金根車一直沿用到了劉宋大明三年。該推論在別處也能得到證實。大明四年（），有司奏改郊廟輿服，其中提到：
又舊儀乘金根車。今五路既備，依《禮》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車爲玉路。
可見在此之前，皇帝郊祀、祠廟所乘確爲金根車。在荀萬秋製成五輅后，有司纔提議以玉輅取而代之。
又，宋明帝泰始四年（），尚書令建安王劉休仁參議皇太子車制，上書云：
《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輅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逮於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覩，殆無差別。
劉休仁的上書簡要回顧了天子車駕的演變歷史，明確指出漢魏兩晉均沿襲了秦代的金根車制度，直到劉宋大明年間，周禮“王之五輅”纔重現於世。“逮於大明，始備五輅”，再次映證了上引沈約的記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禮”當中，五輅並非僅僅是五種豪華車輛這麽簡單，還對應着一系列的禮儀安排。所謂“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象輅以朝”等等，說明五輅各有分工，適用於不同的國家禮制。“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五輅在王朝的身份秩序當中還能起到辨貴賤、序尊卑的作用。據宋志，在五輅被製造出來以後，劉宋王朝便開展了一連串的舉措來規範五輅的施用方法。大明四年，孝武帝就乘坐剛剛製成的玉輅親往南郊祭天。大明六年（），又規定在郊祀、祠廟時五輅俱出。大明七年（），孝武帝“御木路，建大麾，備春蒐之典”。而泰始四年，明帝調整東宮車服，以象輅賜太子，驂駕四馬。同年八月，他又對“五輅”體制進行全面改革，“更製五輅，議修五冕，朝會饗獵，各有所服”，五輅與大冕、法冕、飾冕、繡冕、紘冕相配，在禮制復古的道路上更進一步。在這些不斷涌現的措施中，我們看到，“五輅”在劉宋經歷了被創造、進而形成一套完整制度、又融合於王朝的秩序體系的過程。若真如晉志、《六典》所說，五輅成於西晉，那爲什麽在典午一朝看不到類似的演進呢？其實，在隋唐以前的文獻當中均未見到五輅成於西晉的說法，上述這些依據已足以攻破晉志所持的觀點。
此處還要稍加辨析的是西晉潘岳《藉田賦》中“天子乃御玉輦”及“五路鳴鑾，九旗揚旆”數語。在詩賦文章中以“五輅”、“玉輅”指稱皇帝車駕的同時代作品還有王沈的《辟雍頌》以及仍爲潘岳所撰的《西征賦》等等。其實自東漢以來，將皇帝車駕比擬爲《周禮》當中的五輅已十分常見。班固《東巡頌》有“翿六龍，較五輅，齊百寮”，張衡《東京賦》則曰“天子乃撫玉輅，時乗六龍”。在五輅僅存於經典的時代，以五輅代指皇帝車駕應被視爲儒學擴張的産物。班固以下至於王沈、潘岳作品中的五輅，不過是一種比附和想像，不能看成是對現實制度的記錄。從另一個角度看，隨着漢代以來儒學影響力的增强，士人已逐漸把“周禮”當中的五輅當成理想的天子車駕，這應該是五輅從經典進入現實制度的主要推動力。
“五輅”於何時成立的問題，至此已經明瞭。在中古“古禮復興運動”的背景下，《周禮》“王之五路”的理念被廣爲接受，終於在南朝的劉宋實現其物質化和制度化。既然已經清理出這條明確的綫索，我們就有必要回過頭來對晉志的史料問題加以審視。
二、晉志五輅部分的史料來源
《晉書·摯虞傳》云：“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此條簡略却珍貴的史料，包含兩個問題：一是摯虞曾有“玉輅”之議，這可以補充西晉時期皇帝車制發展的細節，使上文的討論更加深入；二是摯虞的議論並不見於今本晉志，或能提供一扇窺探《晉書》編修過程的窗口。同時，兩個問題都與晉志五輅部分的史料構成息息相關，現逐一檢討如下。
摯虞議皇帝車輅之事，文獻中僅有零星保存。《南齊書·輿服志》（以下簡稱“南齊志”）卷首的序言提到：“蔡邕創立此志，馬彪勒成漢典，晉摯虞治禮，亦議五輅制度。”《隋書》卷一〇《禮儀志》五（以下簡稱“隋志”）專記五代輿服，保留有隋煬帝大業元年（）楊素、牛弘等人議定車制的內容。其中相關材料有以下幾條（編號爲筆者所加）：
1、唯晉太常卿摯虞，獨疑大輅，謂非玉輅。摯虞之說，理實可疑，而歷代通儒，混爲玉輅，詳其施用，義亦不殊。
2、依摯虞議，天子金輅，次在第二。又云，金輅以朝，象輅以賓。則是晉用輅與周異矣。
3、摯虞議云，革輅第四。
4、晉摯虞云，畋輅第五。
《北堂書鈔》則引摯虞《會朝堂五輅制度議》云：“諸車之合於法度可以示訓者。則輅爲名，亦猶殿堂之正者則曰路寢也。”
我們知道，摯虞曾一度主導晉武帝太康以後西晉王朝的禮制事務。《晉書·禮志》載：
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纘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
據此，摯虞的改革唯有“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被真正付諸實施。五輅制度的議案應當就是在他“纘續其事”的過程中提出的，從上舉諸書所引其議論內容來看，摯虞尚致力於辨析“輅”的概念與提出玉、金、象、革、木五輅的施行辦法，仍處於制度施行前的“理論準備”階段。與摯虞在禮儀制度改革方面的其他努力一樣，五輅的提案最終因時局動蕩而擱置。
應該注意的是，西晉雖然沿襲了秦漢以來以金根車爲核心的天子車駕制度，但後期重建五輅的呼聲已然高漲，以摯虞爲代表的官僚爲此做出了實質性努力，可謂先驅。這是中古輿服制度演變過程中不應忽視的細節。從南齊志、隋志都引用摯虞五輅之議的情形來看，南北朝後期在調整和施行五輅制時亦視之爲重要參考，影響力不容小覷。不過，後人對摯虞的提議似乎已有誤解。比如隋志所載楊素等人的議論中有“則是晉用輅與周異矣”之語，認爲西晉實踐了五輅制度，這一點倒是與晉志處於相似的立場。
對於今本《晉志》不載摯虞玉輅之議的問題，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云：“蓋自唐以後，修史不出一人之手，志傳之文不相檢照，至於如此。敬播諸臣未免失其職矣。”但如果考慮到唐修《晉書》是以臧榮緒《晉書》爲基礎並參以十八家“晉書”編訂而成，問題就遠比“修史不出一人之手”而造成“志傳之文不相檢照”複雜。章宗源在《〈隋書·經籍志〉考證》臧榮緒《晉書》條下有進一步的申論：
按今《晉書·李重傳》稱重議官階見《百官志》；《司馬彪傳》稱彪議南郊見《郊祀志》；《張亢傳》亢述曆贊見《律曆志》；《摰虞傳》表論封禪見《禮志》，議玉輅、兩社見《輿服志》：依檢志內，俱無其文。錢宮詹《晉書考異》嘗辨之。然據《唐會要》言，貞觀修《晉書》以臧榮緒爲本，則《百官》《郊祀》諸志當是臧氏之志也。……《文選·籍田賦》注引“大駕鹵簿，有大輦”，又“鹵簿曰：青立車，青安車”，《北山移文》注“騶六人”，《太平御覽·皇親部》“帝之姑姊妹皆爲長公主，加綠綬”，乃《輿服志》語。
《南齊書·臧榮緒傳》稱臧榮緒《晉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章宗源以“志傳之文不相檢照”爲綫索來勾稽臧榮緒所立之“志”，實在高明。他認爲，《摯虞傳》既言“議玉輅、兩社見《輿服志》”而不見於今本晉志，則所謂“《輿服志》”當爲臧氏書中所有。循此思路，我們認爲該問題的出現，是由於唐修晉志在編撰過程中對臧榮緒《輿服志》進行了删削和改作。
成書於南朝的宋志、南齊志均否認五輅成於西晉，臧榮緒的《輿服志》也不會將五輅的創製歸功於西晉。不過它載有摯虞五輅之議的材料，保留了當時在車制改革方面未遂的嘗試。而初唐編纂的晉志，則持有對立的立場，且完全不提摯虞的相關議論。這樣看來，晉志的皇帝五輅部分無疑是在棄用臧氏《輿服志》相關記載後的另創。那麽，初唐史官重述晉代皇帝車制時取材於何處？
在上文中，筆者曾用序號將晉志五輅部分劃分爲四個段落。第（1）段講車身的形制。《周禮》對五輅形制的介紹不過旗色、旒數等寥寥數語，並無詳細、具體的描述。劉宋在初建五輅時，出於無奈，車身構造衹好基本延續了秦漢時期金根車的形態，即所謂“改造皆擬金根”。其後對於五輅的調整，也大致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增損。我們先看看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上（以下簡稱“續漢志”）對金根車車身形制的描述（底綫爲筆者所加）：
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爲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左木右虡）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鍚，金鋄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爲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爲德車。（編者按：綠字內容原稿加虛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