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芝泉文化诸暨孝文化概述

诸暨孝文化概述——以庐墓张氏为例阮建根诸暨是浙东望县，上接婺衢，下连宁杭，民风刚烈，质朴耿直，历来有南人北相之说。另外，诸暨人的性格好负气用事，争强斗讼，因此，此间民风也一直为史家所诟语。然自唐以降，因受宋明程朱理学、阳明学说和晚清朴学的传播影响，乡民多遵循“耕读家风”，众多的私塾、义塾遍布乡间。由于“基础教育”的普及，受儒家传统“仁孝”学说的浸淫，忠孝节烈之士也代不乏人，而忠孝节烈则是重孝守义的孝道情怀的延伸，在以宗法自治为主体的农耕社会时期，孝道俨然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体系的骨架，历经千百年而不衰，代代相传，在众多孝道典范的传播影响之下，形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性孝道文化。检点历代诸暨县志，记载的孝子史料比比皆是:《南史》中记载的东洿里屠氏贫女孝敬舅姑故事;刘宋时期贾孝子故事，他的庙在孝义乡黄演，被乡人祀为土谷神，奉为社神;为护母罹难而建的陈孝子祠，在东白湖镇，祀顺治初红梅孝子陈巧官;同山许宅有明孝子许嘉故里;璜山镇有孝子赵璧墓、孝子徐大雄庐墓处;浣东颐园为徐孝子养母之所，德清俞樾书额并跋;赵家镇上金村为孝子胡会法故里;枫桥镇大庙侧有孝义巷，以孝子丁祥一得名，枫桥马园后有孝子丁祥一墓;杨蔬园为宋孝子杨文修故宅;枫桥长地道为清朝孝子陈升故里;葛村为孝子葛天故里;店口镇蕺里村，即元之临川里，有明孝子蒋子浚故居;水磨头有明孝子赵璧故里......和孝子有关的史料记载几乎遍及各个乡镇。诸如此类，还有大量的孝子宅、节孝坊、孝子坊、孝子庐墓处、孝子故里、孝子祠、旌孝坊等古迹、地名散见于方志和谱牒之中。乡镇、村落地名因为孝道故事而留下的历史印记，至今还可在村落冠名之中得到追溯。孝道文化在对地名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也对区域的文化积淀产生促进作用，留下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诗文，较有名的有宋濂《方孝妇石表辞》、杨铁崖《赋丁孝子行》、傅岱《陈孝子诗》、德清俞樾《徐孝子诗》等，均被传诵一时，大多诗文选入了县志和《两浙輶轩录》、《诸暨诗存》、《诸暨诗英》等文献史料。众多的孝子故事，经过一代一代的传颂和演绎，留下了宝贵的孝道文化和文化遗产，其中尤以张氏三代庐墓的故事传播尤为深远。清嘉庆二十四年()，庐墓派后裔诸暨水霞张(今牌头镇水霞张村)张廉(通源)编撰成《孝感里志》，成为诸暨第一部氏族志，至今完好保存在公立图书馆，且其庐墓遗迹至今尚存，位于历史文化名镇枫桥镇通往香榧产地赵家镇的公路旁边。如今，庐墓张氏后裔秉承祖宗遗训，在每年的清明、冬至两节仍照旧例行祭祀礼这支万和公后裔也被冠名为“庐墓张氏”，在乡人的口述中，依旧称之地名为“庐墓”。《孝感里志》共十二卷，13余万字。编撰者张通源在《孝感里分派序》中记:“吾族自尧叟公生于唐高宗显庆二年()，至今嘉庆二十四年()，历一千一百六十三年矣。子孙繁衍不下万户，然里居星散，分谱已久。......爰集各村宗谱二十八部详考而订正之。”庐墓张氏在诸暨的分布比较特殊，几有“无张不成村”之说，如今，庐墓张氏全市人口已经达到数万人，在修撰《孝感里志》之际谅也应是诸暨望族之一。张氏三代庐墓的孝道故事发轫于唐中宗神龙年间，历代方志史料皆有记载。《新唐书?孝友传》记:“唐有天下三百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闾巷刺草之民，皆得书于史官。诸暨张万和事亲居丧著至行，天子旌表门闾，赐粟帛，州县存问，复租税。”这里可以分析，庐墓张氏的影响应该是和朝廷宣扬孝道有关，使得普通百姓也有因为崇孝而显名，并可使减免赋役，得到食物奖赏。嘉庆时翰林院编修戴殿泗在《孝感里志》序中对张氏三代庐墓的缘由记载甚详:《孝感里志》者，诸暨张廉通源甫为其始祖而作也。唐中宗神龙间，暨邑尧叟公以庐墓为迁居之始，庐于大部乡金鹅哺子二十余年，芝草生，醴泉出。没，而其子景符公亦庐墓二十年，芝草复生，醴泉复出，事闻，封其山曰“孝感山”，旌其里曰“孝感里”。子启明公复庐于墓十有九年。三世行孝，共六十载，盖无顷刻之忘于孝也。尧叟公即是张万和，本是诸暨邻县嵊县人士，他父亲去世后，兄弟等人不顾山高路远，听从堪舆家之言，择地数十里远的诸暨枫桥黄檀溪边一个叫“金鹅哺子”的风水宝地为父坟亲葬地。万和公庐墓而居，事死如生。其去世后，他的儿子孝祥公继承父亲的遗愿，仍庐墓守孝，“昼夜悲泣，感天地，芝草生，醴泉出”，“其孝行感天地而泣鬼神”，“事闻，诏旌其里曰孝感”。世称“亚孝子”。和大多孝感动天的故事一样，由于他们的孝举至诚，显现了祥瑞之兆。其事迹在《嘉泰会稽志》、《会稽三赋》、《暨阳贤达传》中都有载录。在《孝感里志》中收录了大量的诗文，有太平学正同郡潘文虎《芝泉亭记》、同邑陈介石《芝泉亭记》、兰溪金履祥《憬公家传》、《芝泉亭铭》、本族张辰《芝泉亭志》、义门郑泳《芝泉说》、《重建芝泉亭记》、《孝感里记》、《重建孝子祠记》、张世良《读三孝子传说》、《红灯记》、《灵异记》等，蔚为大观。特别是乾隆、嘉庆年间族人为了显扬三孝子庐墓故事，激发族人的孝友思想，重建了孝子祠、孝子亭、华表等建筑，使得族人有祭祀、议事之所。在张通源等族中贤长的推动下，不但完成了上述实体建筑的构建，而且搜罗28家庐墓派张氏宗谱，选择其中的历代谱序、人物传赞、诗文等汇编成《孝感里志》，为庐墓张氏孝道文化的传播增强了文化软实力。如元代诗坛领军人物枫桥杨维桢的一诗也作了录入:会稽孝子张万和，手自负土成崔峨。双亲永感九地底，块土独枕空山阿。卓然至行激流俗，有孙犹能继遗躅。月明华表泪胎禽，日暮长松走驯鹿。天荒地老五百年，沧海桑田成变迁。只见之今庐墓处，草树衰飒风凄然。正是在杨维桢辈名公巨卿和众多的文人墨客的影响下，对诸暨的崇孝文化起到了扩散和推动作用，诸暨乡间履行孝道蔚然成风，地方风气为之一变。诸暨旧时家谱里多有“族规”一项，对行孝予以明确规定:“百行以孝为先，族内倘有忤逆不孝，非惟本身重责不贷，即房长亦当议罚，以惩不能先行晓谕之罪。”此条竟然采用如同“连坐”的方式来来弘扬孝道。由孝及忠，诸暨民间一直以来也有“非孝不可深交”的说法，将孝悌忠信奉为立身之本。在大量的宗谱记载中，一是有族规、祖训明文规定，二是对孝义之辈多有传赞被载入家谱，尤以割股疗亲、守节尽孝一类故事居多，在家谱中弘扬、传播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百姓，当是一种莫大的荣耀，甚至上报请封，立祠建坊，大肆宣扬。邑人傅岱《陈孝子诗》:“立国重忠臣，居家重孝子。忠臣不偷生，孝子亦如是。”正是反映出了在古代忠、孝并重的思想。曾编撰过《乾隆诸暨县志》的楼卜瀍在今东白湖镇吴子里《筠西家塾碑记》中说道:“今人于宴闲之地忽不自持，辄怠且肆焉，不能自克，一临之以祖，未有不肃然起敬者。”这里的大意是乡间百姓虽然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正是在世世代代这样的崇孝风气的开导下，自小耳濡目染，虽然乡氓村夫也对祖先长辈敬重孝顺，可见风教的影响。张氏三代庐墓遗迹和《孝感里志》是诸暨唯一完整留存下来的一处古代孝道文化的实物与范本，虽然孝子祠、孝子坊等遗迹由于历史原因荡然无存，而历经千年风雨的醴泉依旧澄清如碧，孝子亭仍然岿然独存。近几年，通过张氏族人的宣传和地方有识之士的呼吁，庐墓胜迹已经复归并局部修缮，已经成为庐墓张氏数万族人的精神家园，被视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承基地，每年张氏后裔都要来这里祭祖。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和赋予孝道文化新的内容，发挥孝道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更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结合枫桥旅游文化和赵家镇香榧文化的延伸，把“庐墓”打造成为孝道文化传承基地，对于当今的民风教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