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朝齐梁时期的文学新变观不能以一整体视之，其间存在标准与立场的明显差异。萧统、萧绎、萧子显等人的文学新变主要针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体分化而言，其所说“新变”不是指单个文章因素的新变，而是文体类型意义上的新变，在新变中仍然保持了文体的内在完整与统一。钟嵘《诗品序》着重批评了诗歌创作中热衷“四声”格律和“竞须新事”两种新变倾向，认为这两种倾向违背了诗歌“吟咏情性”的基本文体要求，也破坏了诗体的内在统一。刘勰《文心雕龙》则集中批评南朝文学“新变”中出现的言辞浮诡、讹滥所导致的“文体解散”的严重后果，强调通过学习经典文体、继承传统规范以制约文辞层面的新变，恢复文体的完整与统一。
关键词
《文心雕龙》文学新变文体分化偏离规范
在刘勰看来，“变”乃是贯穿古今文章写作的普遍现象，而着眼于文章写作古今之“变”的梳理、分析、评价和总结，也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的一项基本内容：“文之枢纽”部分有“楚骚”相对于“五经”之变；“论文叙笔”各篇的主要篇幅即是对不同文体之变的历史考察（“原始以表末”）；“剖情析采”各篇也在论述一般创作方法时融入了历史视角，其中《通变》《风骨》《情采》等篇，包含了对文章写作之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总结；其后的《时序》《物色》两篇进一步从社会和自然两个角度揭示了文章之变的规律和动因。在刘勰本人生活的齐梁时代，求“新”求“变”更已成为文坛的风气所向，也是当时论文者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这个问题很容易牵动当时人文学观念的神经，以致论文者在谈到这一现象时，会难以避免地表露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说到齐梁时代的文学“新变”，研究者往往以一整体视之。论及刘勰对当时文学“新变”的态度，研究者也往往概而言之，如认为刘勰论文的基本立场是对当时文坛“新变”派与“复古”派的折衷等。此类整体性认识和判断固然大体不差，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含混了齐梁文坛“新变”现象内部的复杂性，模糊了刘勰对文学“新变”的具体态度。若从其内部作细致分析，则不难发现，不惟齐梁时期的文学“新变”自身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倾向，而且当时批评者对这些不同倾向的文学“新变”也表露出不同的态度。综合当时文学“新变”的具体内容及评论者的态度而观之，南朝文学新变观主要有三种类型。
壹
文学发展与文体分化：
萧氏文学新变观的命意所在
第一种情形即以萧统、萧绎、萧子显为代表的文学“新变”派。就其主要特征来看，可称为“整体新变”派。这是因为：第一，他们视“新变”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对文学“新变”持整体肯定甚至欣赏的态度。如萧统《文选序》云：“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萧统由物理推及文理，认为“随时改变”是文章的基本性质，“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是文“变”的基本规律，意谓文章的整体变化趋势就是使原有之“质”变得更加丰富、复杂、深刻、精美的过程。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建安一体，《典论》短长互出；潘、陆齐名，机、岳之文永异。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未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2]萧子显将文章之理与习玩之理类比，认为相较一般的习玩，文章写作更应该力避平凡与陈旧，而是否能够与时“新变”，被视为文章能否称雄一个时代的决定条件。从萧子显所列的建安以来文章诸家来看，他不仅强调不同时代的文章“不相祖述”，而且着意突出同一时代不同作者文体间的个性差异，如谓建安七子文章“短长互出”，陆机与潘岳的文体永远不会混同，郭璞和许询的玄言诗有“举其灵变”和“极其名理”之异，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但又各擅其奇……他的这篇《文学传论》从纵横两个维度将文学“新变”观推向极致。第二，他们的文学“新变”观主要是通过宏观层面对“文”之外延与内涵的严格辨析来体现的，也即是说，他们所说的“新变”，并非指单个文章因素的新变，而是文体类型意义上的新变。在《文选序》中，萧统是这样逐步辨析以推出符合其新变文学观的文体类型：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3]
萧统首先将地位尊崇、旨在人伦教化的儒家经典“请出”其选文范围，接着将“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诸子之文排除在外，进而又将“事异篇章”的策士之语归入不取之列。在对待史书时，萧统一方面因其主要内容为“褒贬是非，纪别异同”而认为史书在整体上与“篇翰”不同，一方面又因为其中的“赞论”和“序述”部分具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以及“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等特点而将其单独归为“篇什”一类。综观萧统的四次取舍，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萧统所选的主要类型为“篇章”（或称“篇翰”、“篇什”）之文，即相对独立、篇幅完整、文义自足的单篇文章，也即后来与经、史、子相并列的“集”类文章。其次，藉由萧统关于史书之文一舍一取的对照，可以看出其选文所依据的一些具体而关键的标准：词采错综，文辞华美，即使是其中的“事义”（即“事类”）也需要融入作者的深沉之思，并以丰富而美丽的辞藻表现出来[4]。综而言之，萧统的文学“新变”观主要体现为对那些思想感情深沉、辞采丰富华美的篇章之文的青睐。萧统像
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萧绎则通过另一种方式的辨析，系统完整地表述了其“新变”文学观：
然而古人之学者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5]
这是一段引用率很高的文字，研究者在分析时多会留意其中包涵的一些基本内容，如从“儒”“文”二分的“古人之学”到“儒”“学”“文”“笔”四分的“今人之学”的演变，“儒”与“学”及“文”与“笔”之间的辨析，“今日之文”的基本特征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重要问题都已得到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