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文学思潮的影响
“永明体”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南齐书·陆厥传》，作为一种诗体，永明体和前代诗风的不同之处在于逐渐自觉地使用四声的规律和体制，诗歌逐渐格律化。
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一转变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上永明诗人的钻研探索所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由永明时期再继续前进，近体诗的格律到梁陈时代被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然后又从四声而发展为平仄，并由反面的忌避声病到正面的规定格律，终于水到渠成地出现了完整的近体诗——律诗和绝句。”
对于永明文学的新变特征，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永明文学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高文强在《论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特征》中将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杂以风谣，轻唇利吻”，即形成世俗化的审美观念；二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即追求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三是“吐石含金，滋润婉切”，即强调声律的和谐搭配。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永明诗歌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
两晋至刘宋，文坛一直推崇雅正之美，排斥新俗之风，到了永明时期发生了变化，尚俗审美观在当时文坛成为一股新风，对永明文学观念的整体新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永明文人的审美观念与刘宋相比，明显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民歌俗曲已经为时人所普遍接受。《南齐书·王僧虔传》载：自倾家竞新哇，人尚谣俗，条在噍杀，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正典，崇长烦淫。
在永明诗人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的作品中，都或深或浅地表现出一种俗味，如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等，而且从他们的诗歌题材到语言，都可以看出其受民歌俗曲的影响至深。晋宋以来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那一股典正的气息，在永明诗歌中早已销声匿迹了。
永明文人的批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摆脱晋宋以来重典正平板的倾向，而更为重视提倡平易自然的艺术风格。沈约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读诵，二也；易识字，三也。”主张文章语言的平易自然，是永明文人的共识，所以，沈约的观点颇为永明文人所引申发挥。如萧子显便重申了“言尚易了”的主张，钟嵘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永明诗人“平易流转”的主张，“标志了一个民族消化已获得的技巧，寻求对其圆熟运用的努力。”“平易流转”主张的提出，意义是重大的，永明诗人对诗作典正平板的革除，正是诗歌史向唐代高峰伸展的桥梁。
分析永明体诗歌，其语言清新自然，用语平易，口吻极为流利，甚至口语化。很多诗歌内容浅显，受民歌影响的痕迹宛在。沈约在《石塘濑听猿》诗中“惟见”、“重沓”、“既欢”、“复伫”等都是南朝民歌中常用的词语，全诗格调清新明快，语言浅显自然，充满着浓浓的民歌情趣。王融《绿水曲》：“琼树落晨径，瑶塘水初绿。日霁沙溆明，风泉动华烛。”辞藻华丽，风致宛然，是学习南朝乐府民歌、汉魏乐府古诗的口语句式以及晋宋文人诗中浅近语的结果。
谢朓也学习南朝乐府民歌的清浅语言、婉转流利的诗风，他的《江上曲》：“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含思婉转，清音逸飞，宛如江南采菱曲。这些平易流畅的作品，一改魏晋诗歌的旧貌，受到了当时文人的普遍好评。永明诗人正是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倡导下，从当代民歌，前代诗作中汲取精华，以平易自然的诗风改变了晋宋僵滞的文人诗。
诗歌的音节声调之美，是诗的形式美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诗人与文艺思想家对诗的音节声调之美的追求，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宋书·范晔传》载：“……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他不但借用“宫商”、“金石”等音乐概念，而且从文学声调方面开始提出了“清”与“浊”的声律概念。
“永明体”的最大特点即强调声律的和谐搭配，使诗歌获得音乐之美。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诗歌声律和谐搭配的方法有一段经典论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正由于有了这些差异，所以才有可能像音乐里的五音一样，组合成悦耳的音乐，使诗歌语言具有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随着声律运用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诗歌形式美的要求逐渐加强，而根据美学原则制定的文辞格式，也引起了一般文人的景慕，于是就造成了文学上一时的“转相祖述”，“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相微，专相陵架”。人们在创作上讲究声律已蔚然成风，像沈约、谢朓、王融，他们都已经开始严格按照声律论的标准来做诗了。沈约的《早发定山》中的“标峰彩虹外，至岭白云间”，音韵和谐，对偶工整，是六朝音韵和谐的好句。谢朓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圆美流转”既要求诗歌风格流美、自然，又要求音韵和谐。谢朓的《入朝曲》中的“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讲求声律，对仗精工。王融的诗作也大多如此。
南朝朝代数易，士族文人渐渐失去了以往种种特权。特别是到了萧齐时期，士族不仅失去了实际的权势，加之他们的政治进取心萎缩，社会使命感与是非观念淡薄，这就使得萧齐士族文人成为政治上庸庸碌碌，事业上无所作为，孜孜于身家之福禄富贵的一批文人。
不过，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对外界的政治、社会问题失去了兴趣，他们转而留意自己身边的平凡生活，感情变得极为细腻，这种灵婉细微的创作特色，表现在诗歌上也就极大地扩大了其题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