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
“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的确如此，而你却不可能探明这些歪曲了的真相……因此，胜利者确实具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性；而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
汤因比由此看来，古往今来中西史学家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胜利者掌握历史书写的话语权。
史记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处于历史书写系统的顶端，官方修史活动牢牢地控制在当权者手中，本朝史或当代史书写的话语权很容易被当权者垄断。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活动不仅仅是一个“如实直书”的学术问题，它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权力，书写当代史或本国史时尤其是这样，历史书写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直言纳谏剧照每当激烈的政治斗争结束之后，胜利者总是紧紧地抓住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向世人宣告天命在兹，他们总是竭尽所能地美化自己，丑化敌人，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篡夺行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被清人丑化的朱元璋受传统天命观的影响，“成王败寇”成为政治斗争的书写模式，人物塑造也呈现出脸谱化的倾向，胜利者们总是贤明仁德，深受百姓爱戴，失败者总是荒淫暴虐，失去民心。这样的历史书写过程必然伴随着曲笔与隐讳，篡改与捏造，这样的历史也很难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朱元璋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对史书曲笔与隐晦的问题予以揭露。
孟子所谓“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
就是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形象会被放大，美者愈美，恶者愈恶。刘知幾对唐代史馆修史制度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提出著名的“五不可”，对宰相监修、曲笔隐讳等问题进行了深刻揭露。
孟子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时，利用《大唐创业起居注》质疑《唐高祖实录》《唐太宗实录》有意隐没李建成军功，对李建成、李元吉进行丑化。
司马光金代学者贾益谦曾指责金世宗所修《海陵实录》百无一信：
“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皇帝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鷔，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
明清之际，钱谦益、潘柽章利用明代官方档案文书发现了《明太祖实录》的曲笔问题。清代学者赵翼通过内证法、理证法揭示了陈寿《三国志》、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等正史存在的严重的曲笔回护。
钱谦益总体而言，后人的发现并没有超越刘知幾，因为刘知幾的思考是系统和全面的，深入到官方历史书写机制的层面，其他学者还停留在具体问题层面。历代学者对官修史书曲笔问题的研究收获不少，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他们只是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书写问题的冰山一角，大量问题还有待后人的发掘与清理。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造成了史学屈从于政治、服从于权力的修史格局，政治斗争胜利者的意志在官方历史书写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官方史学很难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与其把它当作求真求实的“学术”，不如把它当作政治或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总结
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之始终，官方如何书写政治史或政治斗争史，对后来历史文本的形成有何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全面、更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历史真相与政治斗争的历史书写之间距离到底有多远？这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学术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