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我国文献出现的历史，最早源于《山海经》。出现在《山海经》的海内北经篇，和恢国篇中。
盖国在钜（大）燕南，倭北。倭属燕。
--海内北经篇
钜通巨，大的意思，钜燕即大燕。
盖国在大燕国的南边，倭国的北边。倭国隶属于大燕国。
武王伐纣，庸、蜀之夷佐战牧野。成王之时，越常献雉，倭人贡畅。
--恢国篇
周武王伐纣时，庸国、蜀国等蛮夷小国配合在朝歌外的牧野作战。周成王的时候，越国献雉，倭国供畅。
雉是野鸡的意思，畅是畅草的意思，郁金香草。因为郁金香芬香畅达，周朝用来祭祀用。
说明周朝的时候，倭国就开始向西周上供了。
《山海经》是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汉代王充的《儒增篇》也有:“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和《异虚篇》:“使畅草生于周之时,天下太平,倭人来献畅草。”的记载。
从周朝开始，《史记》、《汉书》、《三国志》、魏晋南北朝时的《南齐书》、《梁书》都对日本略有记载。
《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
《汉书》这本史书记载当时的日本有一百多个国家，还属于混乱割据状态。
汉倭奴国王金印
东汉初年，日本列岛上的部落社会向国家过渡之中，许多部落结成联盟，形成大大小小数百国，其中一个较大的部落国王，为借助强盛的汉帝国的权威，取得凌驾于其他部落王国之上的地位，于是遣使朝觐汉朝皇帝。汉朝光武皇帝了解到这些日本列岛上部族的风俗，同时嘉许其远来恭敬之情，授以金印，赐名以倭。
倭字，与委字通用，在《说文解字》中，委表示随从之意，加上人字偏旁表示顺从、恭敬的人。
《后汉书·东夷列传》：“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
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出土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纽，阴刻篆体字。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也为这段历史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也彰显了当时大汉帝国强盛时的赫赫国威。
三国曹魏时期，古倭国曾在九年时间内五次向洛阳的中原王朝进贡，并首次掀开了中日两国互派使者的新篇章。
周朝，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的日本，都叫倭国。直到隋唐时期。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隋炀帝大业三年，倭国国王多利思北孤派遣使者来朝贡，使者说：“听说天子重兴佛法，所以来朝拜，并带了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这封国书的开头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如果从字面意思上看，这时的推古女皇似乎是在以日出自况，而又以日落之国贬损中国。这样的词汇自然让隋炀帝感到不满，事实上，这样的情绪在当时正是隋朝臣民最主流的观点，在东汉三国时期曾经派遣使臣向曹魏称臣的倭国，似乎的确没有丝毫这样做的理由。
隋炀帝看了心情很不爽，对主管礼仪的鸿胪寺卿说：“蛮夷这样无理的文书，我不要让我再看到！”
然而值得玩味的事情在此时发生了，隋文帝对于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提法并未加以置喙，相反，出于对于倭国国情的好奇，这位隋朝开国皇帝反复询问了使臣倭国当地的风俗。
总而言之，好大喜功、喜怒无常的隋炀帝这回是破天荒地体现了一下“天朝大国”皇帝的宽宏大量。他一面命令鸿胪卿热情款待倭国客人，一面迅速物色了文林郎裴世清为首的13个“能通绝域”者，组成访倭使团，随后文林郎裴世清受到了倭国的热烈接见，“听说海的西面有大隋国，是礼仪之邦，我夷人在海角的偏僻之地，不通教化，还希望大隋国教我礼仪文化啊”。
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从东汉到隋以前，朝廷和倭国总体上讲是册封与被册封关系。
《宋书》上记载，倭王赞死后，珍、济、兴、武四个继任者都曾经遣使贡奉，并求朝廷授予倭国自己提出的封号。
7世纪初，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国力的增长也使得当时倭国的倭国目光短浅了起来，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了当时隋倭两国的交往当中。《隋书·东夷传》“倭国条”记有倭国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唐高宗时，倭国还与唐发生战事，是为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发生的一次水战，起因是新罗在面对倭国、百济联军无力抵抗的情况下，向唐朝求援。
白江口之战，倭军4万2千人，有战船余艘，唐军1万3千人，战船艘，最终却是倭国遭到惨败，大败亏输。
此役，倭军损失数千，或溺死，或被斩杀，尽皆沉于白江口水底。海军大败，百济、倭国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扶余丰逃亡高句丽，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死的倭军兵将，一时并降。
此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战争的惨痛教训，迫使天智天皇审时度势的恢复与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国交。
倭国为什么想改国名呢？
白江战役倭国惨败后，最迟在天智八年(公元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
至于改号的原因，往远说，可能是与隋唐以来倭国争取对等外交的愿望有关；往近的说，也不排除通过改变对外的国号来消除白江战役后其在东亚国际格局中的消极影响这种可能。
所以，在公元年高句丽被唐所灭之后，日本在公元年遣使入唐朝贺，这次遣唐使在朝见唐朝官方时，就向唐朝提出倭国对外改称“日本”的事。
倭国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国名不雅，原因是因为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有“夏民居中,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概念，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所以，更改国名为“日出之国”，即日本。
实际上“近日所出”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主要是倭国听说了日出东方这句话，认为自己在东边，因此称日本。
不过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并在逐渐顺从唐朝后，被唐朝勉为其难的难受了。
此事在《古今图书集成》上有记载:“咸亨元年，倭人始更号日本，遣使贺平高丽。”
但是，倭使的提议可能最初并没有被唐朝所承认，例证便是《善邻国宝记》中郭务悰出使倭国时所携带的国书中有“大唐皇帝问倭王云云”。
此处既称“倭王”，可见唐朝并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至于唐朝之所以没有很快就承认倭国更号这一事件，可能与白江战役后唐朝对倭国所形成的不良印象有关。
郭务悰回国后不久，倭国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年)，日本才得以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
可能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加上遣唐使的不断往来，日本做足了一个作为学生的身份，中国朝廷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由于当时是武则天主政，觉得改一个名字也无伤大雅，所以才有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载。
自此，倭国就改名为日本国了。不过官方史书并未改过来。《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元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旧唐书·东夷传》：“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海舟》：“倭国海舶，两傍列櫓手栏板抵水，人在其中运力。”
日本人这个称呼，也是唐朝武则天之后出现的事情，在此之前的历朝历代，都称为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