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文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根本，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孝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在孝文化上却有着长足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孝文化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孝经》地位的变化最为明显，其地位大大提升，那么这里面究竟有哪些现实原因呢？
一、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昌盛渊源
1、孝文化的变迁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早期社会所产生的孝，是子女对父母感情的自然流露，不带有修饰性和目的性，而进入了阶级社会之后，孝经过统治者的层层修饰，已经由子女对父母的自然真情转变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工具，由一种感情转变成有一定规范的伦理道德准则，孝道开始走出家庭，上升为政治理论。将传统孝道和忠君思想连为一体，是曾子对于传统孝道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集儒家孝道文化之大成的《孝经》的出现，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它是对孔、曾、孟孝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和阐发。《孝经》的出现，为后世以孝治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后各王朝孝治的实施，无不是以《孝经》为范本。
2、政治考虑
从东汉灭亡到隋朝重新统一，历时近四百年，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快，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特征。频繁的战乱、政权更替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学有所冲击，儒学在社会中的影响有所削弱，但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孝文化在这一时期却受到了足够的重视，魏晋南北朝统治者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传统。当时的统治者为何要“以孝治天下”呢？曹氏、司马氏及后来的南北朝统治者大都是武力篡权得天下，若要世人以“忠”作为评价他们，他们本身就是乱臣贼子，何有“忠”可言，尤其是要面对前朝的遗老遗少，“忠”字则更难以提及，所以他们要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找出更能为自己辩护的伦理体系，而“孝”的理论体系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忠孝本一体，精神实质上是强调下服从上，所以从“孝”入手便比较合情合理，也同时掩饰了自己篡权的不合法地位。
提倡以孝治天下，也可以说是朝廷对私家势力的承认与退让，而世家大族们也需要有一套理论来维护他们特殊的地位。世家大族都标榜礼法，其目的是表明自己的身份高贵，不同于操“贱业”致富的庶族地主和出身卑微的官僚，以便保有特权，而“孝”是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此举投合了世家大族的利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它不仅风行于魏晋，并且及于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宗法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现和国家制度的结合，国、家相通，国是家的扩大，并以家为基础，其中贯穿了政权、族权、父权、夫权，儒家思想讲究齐家治国，齐家放在治国之前，因而维系好一个家族内部的亲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家庭的维系又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以亲亲之义又集中于孝道，这是由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家国一体，孝忠相通,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内在联系，相互发生作用。在宗法制势力极强的中国封建社会，孝有特殊的威力和地位，对臣倡孝，臣则尽忠；对民倡孝，民则归顺。
二、帝王对孝文化的倡导
1、皇帝亲自注疏讲解《孝经》
从西晋建立开始，历朝皇帝都重视对《孝经》的研究，不仅经常让精通儒家学说的大臣讲授《孝经》，而且有时还亲自在宫中亲授《孝经》，有的还为《孝经》作注。在皇帝的身体力行之下，这一时期兴起了一股研究《孝经》的热潮。南朝梁武帝是个卓越的经学家，他不仅亲自同群臣讲《孝经》，还撰写《孝经讲疏》和《制旨孝经义》作为讲授《孝经》的工具书，还令太子师傅为年幼的昭明太子讲授。梁武帝与大臣们讨论《孝经》，说明了他对《孝经》的重视。不仅仅是汉族统治者对《孝经》十分重视，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同样重视对《孝经》的研究，并将之作为汉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北魏太和七年，孝文帝令人将《孝经》译成本民族语言，以教国人。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孝经》已成为统治者最重视的儒家经典之一。
2、学者们重视《孝经》研究
统治者不仅研读《孝经》，还把《孝经》作为治国之宝，皇帝同大臣也会就《孝经》的治国功用进行热烈的讨论。刘瓛把《孝经》上升到治国之宝的地步，高帝也大为赞同，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孝经》地位之高。统治阶级对《孝经》的大力提倡，加上孝廉制的推行，使得讨论、研究《孝经》成为社会潮流。一大批知名学者研究《孝经》，为《孝经》做注，使孝文化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如南朝宋何约之的《大明中皇太子讲义疏》等等很多。
3、践行孝道
由于统治者所处的中心位置使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