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印咸：江苏沭阳县人，１９００年９月生，１９２２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１９４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吴印咸作为电影摄影师，曾拍摄了《马路天使》等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作为摄影师，拍摄了《暴风雨来了》等摄影力作。在民族危亡关头，吴印咸毅然奔赴圣地延安，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摄影师及领导工作，先后拍摄了《南泥湾》等纪录影片，并拍摄了《哨兵》等一批摄影图片史料。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率领延安电影团参加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１９５６年后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重视理论结合实际，先后撰写了《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卷）等十几本摄影理论与实践的专著近百万字，并出版了《吴印咸作品珍藏》大型影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他又拍摄了《红旗谱》《白求恩大夫》等影片。《红旗谱》影片获得了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摄影奖。他曾应邀在美国、法国等国举办了“吴印咸摄影作品展”。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他“摄影功勋证书”，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收录他的简历和作品《呐喊》，法国阿尔勒第十九届国际摄影节特设了“吴印咸月”，港澳摄影家协会授予他“摄影大师”称号，北京电影学院授予他“荣誉教授”称号并颁发了“金烛奖”。
我们之中很多人都看过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革命活动的一些珍贵照片，也知道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抗日战争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事迹，更有不少人喜爱《马路天使》这部影片。用照相机记录上述活动、用电影机拍摄这部优秀影片的人，便是我国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摄影教育家、享誉国内外的摄影大师吴印咸。他的一生，既把自己的摄影专长奉献给我国革命事业，用电影和照片记录了新中国革命的史实，又全身心地倾注于我国摄影教育事业，在延安时期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生涯中，培养造就了众多优秀摄影创作人才和摄影教学骨干，无愧为中国摄影教育的一代宗师。
早期的摄影探路人
１９００年９月，吴印咸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一个清贫的书香之家，幼时考入生产棉布和线毯的江苏省立第四工厂半工半读，半天学习文化知识，半天当织毯工人。因他自幼喜爱绘画、书法、篆刻，工作之余常常收集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美术图案，尝试自己设计线毯图案，获得厂方认可与市场的欢迎。１８岁毕业时他被留在厂里，半日教授图画课，半日设计线毯图案，并自修了中学的全部课程，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文化修养的基础。
１９１９年，他１９岁时，在亲戚和朋友资助下，考取了绘画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美专），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基本训练。在美专学习的时候，吴印咸在旧货市场上用三块银元买回一台老式“勃朗尼”方匣子照相机，开始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买了过期的胶卷、相纸，在集体宿舍床铺下面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暗房”，研习起摄影。床铺低矮，他只能趴在下面操作。日后他戏称自己是“蛙式”作业。就这样，他在学习绘画的同时，开辟了自己的“第二课堂”。吴印咸感到摄影比绘画更真实、更自然、更具魅力，也更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因而，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把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钻研摄影的技术与艺术。
１９２２年，他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一边在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县师范学校教授美术；一边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心爱的摄影创作，拍摄了反映苏北农村小镇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许多照片。在美专接受的绘画训练对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产生着重要影响。他的摄影作品十分讲究光线效果，精于画面布局和构图，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匠心。１９３４年，他拍摄的《田螺》，曾获得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晓市》是吴印咸早期的摄影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的家乡沭阳县承辉门下人们为生计而忙碌的身影。逆光照射下，人们劳作的剪影衬托在闪现着晨露的石板路上，活灵活现地记录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它说明，吴印咸的摄影创作不仅十分注重光、影、画面结构等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用摄影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直到晚年，这幅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摄影作品，一直悬挂在吴印咸书房兼会客室的墙壁上，成为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青年时代的吴印咸，在他的摄影创作中，更多地把照相机镜头对准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表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蒙受的苦难，给予他们极大的同情。他拍摄了《饥寒交迫》《过别墅有感》《纤夫》等摄影作品，表现了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社会现实，期待着变革。
从１９２７年起，吴印咸离开家乡回到上海谋生，先后在艺海布景公司绘制舞台布景和照相室布景，在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并在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 首次接触到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并继续从事业余摄影创作。在此期间，他的代表性摄影作品有《负重》《归途》等，表现了劳动人民所经受的生活煎熬，反映出吴印咸对普通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和他的正义感。
投身革命洪流
１９３５年，吴印咸应电影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由田汉编剧、许幸之执导的影片《风云儿女》，成为电影摄影师。该影片以“九·一八”事变为历史背景，表现了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觉醒奋斗、走向革命的过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这部影片于１９３５年５月在上海公演，引起轰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和斗志。尤其是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将影片主题更加深化，成为风行全国、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日后成为我国的国歌。此后，吴印咸又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该片运用不同的喜剧表现手法，讽刺、鞭笞了旧中国的黑暗和迂腐。
后来，他又为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拍摄了《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两部影片。前者表现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后者则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底层人民为争取自由而开展的抗争。《马路天使》上映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收到了极为轰动的社会效果，成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左翼电影的经典之作，这部影片也是吴印咸的成名作，标志着他电影摄影技巧的成熟，也使他成为全国知名的电影摄影师。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该片在英国伦敦、美国旧金山及法国巴黎、里昂举行的“中国电影月”上放映，均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舆论的重视。１９８２年２月，在意大利都灵市举办的“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开幕式上放映了《马路天使》，受到广泛赞扬。该国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著文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该片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吴印咸在摄制影片的同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这期间他拍摄了《呐喊》《霹雳》等多幅摄影作品，反映时代大潮。１９３７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沦陷。１９３８年夏，应周恩来同志之邀，吴印咸同袁牧之等人一起奔赴延安，拍摄反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生活与战斗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在经上海赴武汉途中，他受周恩来委托，接受了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送给八路军的一台只有一个镜头的“埃姆”电影摄影机和二千英尺胶片。袁牧之又从香港购买了１６毫米电影摄影机及部分胶片，吴印咸倾囊购置了三台照相机，他们于当年八月到达延安，直接投入了抗日救国事业。在延安成立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延安电影团”）中，吴印咸任摄影队队长（后任电影团的负责人），与袁牧之等人担负起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重任，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斗争，同时，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革命史料。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更不必说拍电影的器材。拍电影的底片使用完了，大家就用印制拷贝的正片代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吴印咸和他的同事们还拍摄了大量的历史性照片，洗印并放大制作出来，向中外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事业。
１９３９年，电影团在延安拍摄后，开赴华北抗日战场，摄制八路军与日寇英勇作战和根据地人民的支前活动。吴印咸在前线亲自拍摄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烽火前线抢救八路军伤员的电影和《白求恩大夫》这幅摄影名作。在晋察冀根据地，吴印咸又应《抗敌报》社长邓拓和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沙飞之邀，撰写了《摄影常识》一书，供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摄影干部阅读。该书虽篇幅不大，却是解放区编辑出版的第一部摄影教科书，由抗敌报社印刷出版，发行到部队和地方广大地区，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吴印咸意识到，要使摄影成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的有力武器，就必须发展党的摄影队伍，培养更多的摄影人才。１９４５年初，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在延安宝塔山下，在延河边，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班。这期训练班除讲授摄影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外，还突出讲授了摄影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及摄影工作者的任务，培养了学员艰苦奋斗的精神。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电影团奉命随东北挺进干部支队，离开延安前往东北新区开展工作。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开办了第二期摄影训练班。解放战争时期，吴印咸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在东影举办了四期有相当规模的训练班，培训各类干部数百人。这些学员大大充实了电影厂各部门的力量，并为日后输出摄影专业干部打下了基础。在延安与东北培养的这些摄影干部，在解放战争中，分别工作在中南、西南、西北等战场前线，成为摄影报道主力；一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知名摄影记者。
创建北京电影学院，全身心倾注教书育人
１９５５年，吴印咸从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岗位上调北京，奉命与章泯、钟敬之等同志筹建中国第一所电影教育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从那时起，吴印咸更是呕心沥血，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中。
北京电影学院是新中国最早的艺术院校之一，也是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唯一的一所培养电影艺术创作人才的高等学府。自她建立之日起，吴印咸便出任该院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最主要的教育思想之一，是认为经过大学的教育，应使学生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掌握高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付出了许多心血。
吴印咸一边担负领导工作，一边亲自执教，为摄影系学生讲授摄影课程。开课之初，他总是像讲故事一样，用亲身经历，把延安电影团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向年轻的学生们讲述一番，培养学生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的精神。他还经常教育学生正确看待人和器材的关系。他说，有先进的器材固然好，但我们国家底子薄，我们要立足使用不太好的摄影器材拍摄出优秀的作品，重要的是练好摄影基本功。这些故事对学生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继承了恩师吴印咸的精神，对我国的摄影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重视思想教育的同时，吴印咸的治学精神是十分严谨的，对学生们极其负责。他极端重视用形象化的教材示教，常常亲自拍摄和制作成套的照片，用来加强教学效果。
吴印咸认为，电影学院的学生应该具有坚实的业务基本功。因此，在专业训练方面，他要求循序渐进、扎实进行。他不主张低年级学生急于摄影创作，他认为，学习电影摄影首先要学好图片摄影，在掌握了图片摄影的基本规律后，再进行电影摄影的动态训练才更扎实。他的教学主张，无疑对学生是负责的。同时，这一教学体系的建立对全国的图片摄影教育也是一个创举。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起，电影学院摄影系便有着国内最完善的图片摄影课程，这些课程实际上起着双重作用：既是电影摄影的专业基础课，又是图片摄影的系统训练。学过这些课程后，摄影系的毕业生，有多人献身于图片摄影岗位，其中任职于《中国青年报》的毕业生曾连续三年获得“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评选第一名。
吴印咸在授课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古今优秀文化的继承关系。他在讲授摄影造型表现手段时，常常有针对性地引用我国优秀的传统绘画理论，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启发他们继承传统艺术理论的精华。例如：他结合南齐谢赫的《六法》讲授摄影的画面构图，结合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传神》篇的精神，讲授人像摄影课程等，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系的教学期间，高瞻远瞩，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对于教师队伍的配备，他提出“三三制”的主张，即全系教师三分之一在第一线教学，三分之一从事艺术创作实践，三分之一投入备课。它从制度上保证了广大教师的艺术实践，使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也使教师有充足的备课时间，有利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几十年来，摄影系培养出了一大批骨干教师，他们在摄影教育领域享有很好的知名度，成为摄影教学的中坚力量。
吴印咸在主持摄影教学的同时，自身不忘摄影实践，先后拍摄了《红旗谱》《白求恩大夫》等影片，担任了故事片《骆驼祥子》的摄影指导，并创作了大量图片摄影作品。同时，他身先士卒，着眼于学科教材建设，撰写出版了摄影理论巨著《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册），成为我国最早的、最完整的、最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摄影经典之作。此书出版不久立即售罄，在读者之间出现了手抄本。１９７３年，意大利米兰玛索塔出版社将此书翻译出版在西欧发行，为国际摄影出版商所重视，足见其影响之巨。
作为我国电影界和摄影界的泰斗，吴印咸的师德、人品、艺术学养等都深得学生们敬重和爱戴。每逢有集体活动，他都亲自为学生们拍照。一次，助教不小心在冲洗中毁坏了他平时都舍不得用的１２０胶卷，他温和地安慰道：“没关系，第二卷就好了。”助教深受感动，从那之后，再未出现任何冲洗事故。
吴印咸也时时关心着全国广大的摄影工作者和爱好者，关心着摄影教育事业在全国的普及。在他高龄离开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岗位后，把全部精力投入撰写摄影著作，并到各地讲学，传播摄影知识。他常说，应该把他毕生的经验都传授给青年人，促进摄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直至９０多岁他住在疗养院时，也是带着著作手稿，带着图片，甚至带着放大机，不停地写作，写作……
吴印咸对我国摄影事业和摄影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仅在国内赢得广泛的尊敬和崇高的声望，同时在国际上也有着极大的影响，港澳摄影协会授予他“摄影大师”荣衔，世界摄影理事会颁发给他“名誉会员”称号，并在１９８８年接受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ＩＣＰ）授予的“功勋证书”。
在中国摄影界，被称为一代宗师的唯有吴印咸。吴印咸是获得大家公认的我国电影摄影教育和图片摄影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作者：张益福，单位：北京电影学院）
《北京教育》杂志
作者：张益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