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母权社会是原始部落生活形态的最初状态，那时的人类正处于氏族公社阶段，母亲作为孩子唯一认识的带有血缘关系的人，在部落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一个部落的资产以及土地都应该属于这个母系大族长，部落属民也应当对其表示绝对的尊重和服从，母亲的孩子也是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并且母亲是不必参加部落劳动与部落纷争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私有财产不断出现，并且愈发集中贫富分化现象愈发严重，父权社会已经主宰了今后数千年的国家统治，母权已经被社会抛之脑后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母权社会的出现及其繁荣阶段正是一个部落或民族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就是所谓的部落氏族社会阶段。
氏族公社虽然中原地区早在炎黄之时就已经处于男权社会阶段，并且这个阶段贯穿了中原地区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但是在中原之外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或部落也正在经历着类似中原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他们正式北方拓跋鲜卑部落，在他们入住中原建立国家之前，一直都处于氏族社会阶段、
可以说，当拓跋氏入主中原并建立封建国家之时，他们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因此原来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民族信仰也还在保留阶段，其中母权信仰也在北魏建立之后不断发挥强大的作用，这个作用渗透于北魏时期的政治、经济等等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北魏皇帝尊重母亲是出于孝，但是母权遗风的影响似乎更为主要，并且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唐朝时期。
《旧唐书》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马者，皆胡帽，靓妆露面。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晋惠帝
北朝母权遗风的起源
毋庸讳言，主要在中国西部草创经营、成长为唐代思想文化渊源的北朝，其实并无超前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因为他们毕竟是出于氏族发展阶段的游牧部落政权。因此母权的意识和影响在北朝时期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北史》上那些带有以母权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痕迹的女主专政的记载，便是有力的佐证。
《北史》载：恒皇后惟氏，生三子，长日普根，次惠帝，次炀帝。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日女国。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省决万机。
显而易见，只有在北朝时期的中国西部，时代社会刚刚从以母权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阶段中蜕变出来，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其根深蒂固的思想统治，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女主专政的现象。这些女性登上摄政宝座的决定因素，当然不是唯心的天命，但亦非个人之偶然的机遇，而是出于当时整个社会共有的对刚刚消亡的母权制还残存的那些朦胧的记忆。
冯太后北魏三后统治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意识类似于此。刚刚脱离以母权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阶段的北朝社会，有着容纳女主专政这一历史事实的思想基础；女主专政事实存在的本身，又造成和推进了北朝社会敬重妇女的生活习惯。这几位女性杀伐决断、性格果断、运筹帷幄、决策中枢，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来说，她们丝毫不输于男人，在统治集团的权力博弈中同样不落下风，为社会各阶层众望所归，成为北朝审美价值观念的核心所在。
其自然而然的影响，是造成了一种女人参政问鼎、左右政局的风气，宫闺女性争相仿效。这是北朝至唐思想文化发展史中审美观念的第一次复归—向氏族社会阶段的母权制思想复归。生活在这个阶段中的女性，尚无封建社会后期三纲五常观念熏陶下的那种在男子面前的强烈的自卑感。而愈是西部民族集中的地方，妇女地位愈加受到重视。
胡皇后北朝母权意识的内容及其主要表现
北朝时期中国西部流行的尊重妇女的潜在意识，直接玉成了北朝妇女心理素质、性格气质的大胆、开放，促进了她们对以往专由男子垄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介入。让自南入北的颜之推感到大惑不解的妇人持家问政的习俗，乃是北魏、北齐、北周共同的社会风气。
这种足以令三家村冬烘先生瞠目结舌的风气，使本来屈居男子之下的妇女也有了发挥自己政治、军事才能的机会，金戈铁马式的勇武刚健的壮美也为女性所拥有，打破了男子对这一领域的垄断。从惟后、冯后、胡后的英武震慑群下，到娄后参与军事秘谋，无不透出北朝女性特有的勃勃英气。即使偏宫侧妃，亦多娴于兵马。
《魏书》载：神武迎蠕蠕公主还，尔朱氏迎于木井北，与蠕蠕公主前后别行，不相见。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我此二妇，并堪击贼，
齐武明皇后娄氏中国封建社会有过太多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美女模式和过滥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类的描写女性美的文字。然而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子，却另有其不同于传统美女模式的飒爽英姿。她们不仅与男子在精神上平等，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她们对爱情生活，持有完全不同于封建社会妇女规范之独立自主态度。
毋庸置疑，这种审美心理之思维方式，与处于封建社会较后阶段之江南六朝是截然不同的。但她与唐代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女子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却如出一辙。这当然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或许是与金戈铁马间的剽悍粗野的斗士一争高下，北朝乐府民歌中也有那横刀跃马的巾帼英雄，也只有在这种社会风气的陶冶下，才有可能出现千古杰作《木兰诗》。
花木兰北朝母权意识及其影响在唐朝时期的遗存
北朝流行的妇女参政的遗风，并未随着历史的车轮进入唐代而宣告消歇。恰恰相反，唐人尊重妇女的风气，始终是时代社会思潮的中坚。唐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首屈一指的鼎盛王朝，其先却并无一部悠久缅邈的文明古雅、世代相续的封建王朝发展史，作为其前身的北朝，在意识形态领域明显带有脱胎于以母权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阶段的历史痕迹。
北魏、北齐、北周之母权制朝代的遗风，熏陶和造就了军旅出身的关陇军事贵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由隋人唐，此风流波未尽。李唐王室平阳公主起兵响应其父，英勇无比，睦州陈硕真面对朝廷腐朽统治伸张正义。自北朝不断积聚且发展、传承下来的母权遗风深深地扎根于唐人的社会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唐代社会心理的一块主要基石。
平阳公主正是因为有这块基石作为潜在的社会心理基础，一代英杰武则天才以女性之资本，登上那长期为男性所垄断的九五之尊的宝座，从而使初唐社会心理的回归达到顶峰。氏族社会的母权制遗风，在李治娶武这一事件中充分显示了它的冲击力量。而这一切，在唐人看来，却又那么合情合理，自然而然。
《旧唐书》载：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广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革唐命，改国号为周。
唐代武则天以女主临朝，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可谓破天荒的创举。但此举决非仅仅由于其个人的政治才能，亦非后代野心家们那种毫无实现可能的痴心妄想，而有着北魏以来朝野上下普遍的社会心理为其统治基础。若无北魏三后之临朝称制，若无北齐诸妃之自主自立，若无北朝妇女持家习俗，若无她们那引人注目的勇武，一句话，若无北朝人的母权制时代的遗风，武则天之令人震惊的政治思想，只能化作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传为千古笑柄。
武则天评价
只有北朝之后的唐朝，才有可能出现武则天那样的历史人物；同样也只有北朝之后的唐朝，才能够在受到北朝母权意识的影响下才能够允许武则天称帝这一事件的出现，否则是难以想象的。武则天称帝之为初唐社会所接受，乃是北朝至唐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社会观念的又一次复归。带有蒙昧、野蛮时代风味的越轨举动，正是北朝母权遗风的重要表现。
氏族社会的母权制，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日趋鼎盛的隆唐盛世又一次复活，这一令宋代以后的理学家们瞠目而视、百思不解的巨大变异，居然名正言顺地成为位居封建社会之巅的唐人心理上能够承受甚或还有些心安理得的既成事实，这主要就是因为它体现了那种更符合唐人自己的思想文化，并指北人人早期观念—母权制的时代社会心理的回归。
金戈铁马间的粗野的战士和猎人，在他们内心深处，却仍保留着以在家中处于第二位为满足的潜意识。这种社会风尚、习俗上的恒代遗风，反映了北朝至唐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中社会心理意识递进嬗变的最初历程。。这种不可名状的对以往的眷恋情结，在人们的心理中沉积下来，于无形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制约着整个社会的风尚。
人们的意识是由人们的存在决定的。北朝贵族妇女的好勇尚武，来源于那个战火纷飞年代人们特有的生活方式；而这种颇具勇猛意味的巾帼英雄存在的本身，无疑又对时代审美心理发展趋势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是与那刚刚脱离氏族社会的时代分不开的。正是北朝西部的母权制遗风，给中华千年古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北史》、《旧唐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