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研究时代跨度长、空间范围广、涵盖社会面宽。因而，其涉及内容既有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等，又有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还有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遗传学、生态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中华文明研究中的多学科、跨学科结合，使我们得以延伸历史，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
延伸历史轴线
习近平总书记说：“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其中，“百万年人类史”结论的取得，是考古学与古人类学、遗传学、古生物学、年代学（自然科学技术在此领域的应用）等学科结合的产物，这在“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古人类学家吴新智提出了关于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进化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前者为主要趋势，后者与时俱增。在“一万年的文化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近年来考古学与分子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结合，均在各自学科领域取得不少成果。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课题组“通过对我国南北方近万年人群的规模性、系统性古DNA研究，发现中华族群的演变和欧洲是不一样的，欧洲人群年以来出现了多次大换血，而我们中华民族至少在年以来，人群主体基本上是相对连续传承的”。（《光明日报》年7月2日第5版）
在“一万年的文化史”的新石器时代年代学框架的构建中，“碳十四”测年技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古生物学、古动物学者通过众多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古植物、古动物研究，对当时中华大地的“北粟”与“南稻”农作物分布格局形成问题，以及“猪”“狗”从野生到家畜的形成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扩展了考古发现的科学价值。此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一脉相承的发展与其从狩猎到农业的生业变化，无疑把中华历史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上溯至一万年以前，极大延伸了“历史轴线”。如果就中国大地的旧石器时代发现而言，使我们了解了以前不知道的99.75%中华历史。“碳十四”不但在史前考古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及初步发展的考古学研究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碳十四”测年技术，不少这一时期遗址的“绝对”年代得以确认，从而使中华“历史轴线”得以“科学地”延伸。
增强历史信度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的科学性、系统性，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历史学家就开始编撰“国家历史”，这一行为延续至今日。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编著了“五千多年”之长的“中国历史”——“二十四史”。此外，中国古代还流传下来许多年代久远的历史文献。百年前的“疑古”活动，在推进中国传统史学“科学化”方面，有着重要学术贡献，但是真理迈过一步就成为谬误。
随着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中国考古百年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考古学与古文字学、历史文献结合，使我们佐证了重要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历史信度”，使之成为“信史”。如年王国维依据当时见到的甲骨资料，结合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史记·殷本纪》），考证卜辞中的商代先公先王之名，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从而证明了“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进而他得出结论，“《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这也就是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是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结合研究的成功典范。
这一研究成果佐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国王的记载是可信的，加之20世纪30年代以来，殷墟甲骨出土地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安阳西北岗商王陵及其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及数以十几万计的甲骨，再现了年前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文明，也证实了安阳甲骨文发现地就是商王朝都城所在地。进而，学术界普遍认为《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历史的记载是可信的。
从逻辑推理可以说，《史记·夏本纪》关于商代之前历史的记载不应该是子虚乌有的构拟。虽然个别记载的准确程度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夏王朝的存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样，“夏商周断代工程”以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为基础，结合天文学、古文字学、文献史学、碳十四等多学科联合攻关，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向国内外发表了夏商周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年版）这是考古学与多学科结合开展研究的成功范例。
近期关于三星堆埋葬坑的年代问题，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譬如有人说“三星堆”的年代在商代早期。更有甚者，网上甚至有人说三星堆青铜器出现在中国青铜文明以前，由此推断三星堆青铜文明“来自非洲”或与“外星人”有关。由吴小红领衔的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年代研究团队，经过精心设计、科学取样，得到精确测年数据，即三星堆发现的几个埋葬坑年代为商代晚期。这为科学解读三星堆埋葬坑的历史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三星堆埋葬坑出土文物的科学价值得以正确体现，三星堆埋葬坑的“历史信度”得以确认。
与上述问题相近的还有三星堆埋葬坑出土青铜器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崔剑锋、马仁杰通过对三星堆埋葬坑这批青铜器与其同时代各地出土青铜器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进行研究，认为高放射性成因铅应该是单一来源，且很可能与殷商核心文明密切相关。这成为否定三星堆青铜器来自非洲之说的科学依据，即从科学上否定了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产自非洲南部的锡矿这一极度荒谬的推论。这一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成果，实证了“商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充分说明了考古学研究与“多学科”“跨学科”结合取得“历史信度”增强。
丰富历史内涵
中华文明研究立足于“国家”之“国民”身份认同研究，而“人”的“本体”研究至关重要，分子生物学在这方面研究中具有特殊优势。最新的中国遗传学研究成果提出，东亚地区的古代中华先民的遗传基因延续不断，目前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人群基因相近。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研究发现并得出结论，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汉族，人口超过了十一亿六千万（年人口统计），无疑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因此汉文化的扩散过程广受各领域研究者的 李辉、金力根据近年来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提出，在距今—年，华夏族从汉藏语系群体中分化出来集聚在黄河中上游盆地，这就是汉族前身。藏族也是渊源于黄河中上游。（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版）这就是说，在东亚的现代中国的先民，从血缘系统来看，他们数万年来一直未变，尤其是最近五千年来的人群基因，更是集中在黄河流域中游。这里的远古时代男人，对现代中国人，特别是对南方地区中国人的基因贡献尤为突出，也就是说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缔造者主要来自黄河流域中游的古人。这也证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年所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自古以来，中国北方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对内蒙古东部地区汉魏时期的鲜卑文化与早期契丹文化遗存的研究认为，古墓遗骸DNA检测显示二者属于具有亲缘关系的同一种族系统。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早期契丹文化与北方地区的汉魏时期鲜卑考古学文化具有明显的共性特点。契丹王朝重要官员、贵族耶律羽之的墓志铭记载也说明，契丹与鲜卑同出一源。出土文献中，辽宁阜新考古发现的辽代永清公主墓志铭刻，永清公主“其原姓耶律氏，景宗孝漳（‘成’）之嗣女，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孙。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历史文献则记载：北魏鲜卑人“出自黄帝轩辕氏”。（《北史·魏本纪》）
蒙古族起源于唐代的“蒙兀室韦”，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欠营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和东汉鲜卑墓葬的人骨及近代蒙古族人骨的体质人类学比较研究认为，“蒙兀室韦”应溯源于鲜卑，如前历史文献所载，“蒙古”与鲜卑人也同“出自黄帝轩辕氏”。
从以上列举的历史文献、出土墓志及DNA检测等多学科联合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中华文明研究中，我们先民从“血缘”到“血缘与地缘结合”至“地缘为主与血缘为辅”的“文明”（国家）一代又一代传承与发展，见证了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
上述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研究的科学内容，提供了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最具说服力的实证。在中华文明研究中，考古学、历史学与更多相关学科的结合，可以极大丰富历史内涵，如姓氏学研究成果表明，当今中国流行的前个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约占89%。这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
启示与展望
20世纪60年代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开始被提出后，考古学学科不断发展，新世纪以来考古学研究中的“多学科”“跨学科”结合问题又进一步被提出。这应该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共性”使然。
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考古学界要会同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医学等领域研究人员，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工作，把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以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现出来。”应该说，一年多来考古学界在“有的放矢”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结合方面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相对于中华文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细化，针对中华文明不同时段、不同对象，其不同学科的结合先后、广度、深度的科学认识并非已经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在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说“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特别提出：“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这些要求是基于中华文明研究的时代需要提出的，应该是中华文明研究的“当务之急”，也是在中华文明研究中特别需要加强的。笔者认为，一段时间以来，考古学谈及“多学科结合”，只是停滞于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考古学，考古学长期停滞于“是什么”的描述阶段，较少深入到“为什么”，因此对于通过“多学科结合”，尤其是考古学与文献研究、考古学和历史学、考古学与人文科学等结合、联合攻关，从而“揭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的“形而上”重要方面，需要进一步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庆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