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骑兵建制与规模管窥
自曹魏明帝青龙年间尚书省开始有骑兵曹，到西晋时依旧沿袭。在与刘、石武装的战争中，西晋主力部队都在中原战场消耗殆尽。东晋政权在江南重新立国，依靠的是南方诸州的地方军，基本没有骑兵武装，尚书省的骑兵曹亦被废止。亲朝廷的北方地方势力与江南隔绝，如并州刘琨、凉州张轨、辽东鲜卑段部等，也无法为东晋朝廷提供骑兵。所以东晋政权建立之初骑兵建制基本是空白，掌握、运用骑兵战术的问题更无从谈起。
东晋朝廷直辖的兵力较少，大州刺史、都督的军府拥有较多军队，是与北方作战的主体。在东晋立国数十年中，这些地方实力派通过与北方政权的战争，逐渐能搜罗一些战马，建立起小规模的骑兵部队。东晋末刘裕在征服南燕、后秦的战争中，俘获了很多骑兵和战马，使晋军骑兵规模一度增加，所以当他称帝建宋后，又增加了尚书省骑兵曹的建制，由一名尚书郎主管。但刘宋缺乏新的战马补充，随着自然老化和与北魏军作战的损失，战马数量迅速减少。到宋文帝元嘉十年（年），曾将骑兵曹裁撤，但次年即恢复。这反映了刘宋政权骑兵数量在走下坡路，制度因而产生摇摆。到宋明帝刘彧时，淮北广大地区被北魏夺取，刘宋疆界收缩到淮河沿岸，骑兵数量更为减少，因而骑兵曹被再度裁撤。此后历经齐、梁、陈都不曾恢复。
北方政权对南方威胁最大的，是人、马都披铠甲的具装骑兵（“具装”是东晋南朝用语，十六国北朝文献一般只称“铠马”“铁骑”等）。所以东晋军队很重视收集、缴获战马具装。石虎后赵曾以七千骑兵渡过汉水攻击襄阳，晋守军桓宣部突袭得手，缴获了一些“铠马”。前秦军队对长江中游展开攻势，在逼近竟陵时，晋竟陵太守桓石虔率部夜袭，取得战果“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从斩、俘总数和缴获的马匹、具装铠甲比例看，这支前秦军中骑兵数量并不多，具装骑兵也只是骑兵中的一部分。这可能和竟陵一带多山林河川，不便骑兵作战有关。年秦晋淝水决战，晋豫州刺史桓伊率部参战，在胜利后收集了很多秦军丢弃的“人马器铠”，但多数都已经残损破坏。经过数年修补，拼凑出完整的步兵铠甲五百领、马具装一百具。桓伊临死前将这些铠甲上交朝廷，受到诏书嘉奖。淝水之战十万以上秦军大溃败，而桓伊所部只能收集到如此少的铠甲装备，说明秦军中具装骑兵所占的数量也不多。
东晋末年刘裕主政，对北方政权采取攻势。年，刘裕晋军与南燕会战于临朐，南燕一支“具装虎班突骑”—铠甲上都绘着虎斑花纹的具装骑兵—试图从后方攻击晋军部队，但被晋军沈林子部阻击。在晋灭南燕之后，这支具装骑兵被晋军收编，随后返回江南，参与对卢循天师道军的作战。
东晋、南朝政权的地域和战略环境，和三国鼎立时期的东吴基本相同，其战马来源、骑兵规模也有相似之处。黎虎先生曾总结东吴主力军队步、骑兵比例常为40：1，但东晋南朝史料中则未有这么明确的比例。这反映了两个时期军事体制的区别：东吴皇权强大，对军队的编制、装备有统一而明确的管理，东晋、南朝则多为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缺乏统一的军队编制模式。史料中几乎没有东晋时期骑兵数量的明确记载。从刘宋开始这方面的材料才稍多一些。另外，南方政权的军队中骑兵数量、步骑兵比例并不一致，一般是邻近北方战区诸州的军队，战马和骑兵会多一些。他们经常与北方政权作战，需要比内地州府更多的骑兵武装，且这些州府可以通过贸易、缴获等从境外获得战马。这些北境部队在对北方作战、南方内战中都表现得最为活跃。
宋文帝元嘉七年（年），刘宋政权试图收复河南。刘义隆诏书称北伐兵力近十万，其中段宏所率“精骑八千，直指虎牢”，但这些数字都做了严重夸大，不能据此判断宋军的骑兵规模。宋明帝即位之初，刘宋境内发生大规模内战，当时豫州刺史刘胡也投入到反对刘彧的阵营中，参加了向建康的进军。他统帅的部队有“众三万，铁骑二千”，在一次作战时，则言其有“步卒二万，铁马一千”。第二次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则步骑比例为20：1。刘宋末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反对萧道成，集结士兵有“众二万人，骑五百匹”，步骑比例为40：1。南齐时，为对抗魏孝文帝元宏进攻沔北，萧鸾派崔慧景“率众二万，骑千匹”前往援助，[55]步骑比例20：1。这些战争中，刘胡的豫州与北魏接境，骑兵比例较高；崔慧景之前任豫州刺史，在援助沔北时得到了朝廷直属的“台军”补充，骑兵比例也较高。至于刘休范的江州，地处长江两岸，与北魏并不直接接境。可见内地的江州骑兵对步兵比例为1：40，这是东吴时主力军的正常水平。而边境州的比例能达到1：20甚至更高。
在南齐末，少帝萧宝卷昏乱，引起雍州刺史萧衍起兵。萧衍在檄文中列举自己的兵力，其中说“即日遣冠军、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长槊五万”，似乎有二十个骑兵军、五万骑兵。但这种檄文的夸大之辞不能相信。当时搜遍南朝全境也不可能拼凑起五万骑兵。《梁书》载萧衍起兵时，集结其治下诸郡的兵力，其中上庸太守韦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华山太守康绚“举郡以应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这些战马构成了萧衍军的主要骑兵力量。这两人都是边境侨郡太守，因为地处北境，拥有较多的战马，步、骑比例10：1左右，骑兵占比非常高，但总量并不算多。
在梁朝中期，有些军队中的骑兵比例曾达到较高的数字。比如豫州刺史、都督北境七州诸军事的夏侯夔，“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步骑比例达5：1，几乎是南朝骑兵的巅峰。这个时期骑兵增加，和梁武帝普通末年开通了与吐谷浑、河西的通道，可以大量进口战马有关。另外，梁中期，陈庆之乘北魏内战带领七千士兵北征，当转战到虎牢城下时，已经能“率骑三千”与魏军作战。这些战马应多为缴获而来。
战马来源与天监十三年西路“马道”的开通
东晋、南朝政权地处南方，与马匹原产地存在地理阻隔，所以战马数量很有限，也难以组建强大的骑兵武装。关于东晋、南朝的战马来源，黎虎先生《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已有详尽论述，概言之，基本来自与北方政权的交易或战争虏获，以及辽东海路、西南（川滇及河西），所以这部分内容本书从略。
但黎虎先生论文尚有可商榷补充之处。首先是东晋南朝的所谓“蜀马”，黎虎先生认为产地为蜀地（益州），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当时“蜀马”应是指产于吐谷浑和西域，经蜀地贩运到中原或江南的马匹，其原产地并不在蜀地。如黎虎引《北史·西域传》：“波路国……
有蜀马”，遂以为此马来自蜀地。其实不然，《北史》同卷“女国，在葱岭南……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骏马、蜀马”。明确可见所谓“蜀马”乃女国当地所产。另，《晋书·吐谷浑传》亦云其地“出蜀马、牦牛”，可见吐谷浑本地原产的马也称蜀马。这是因为西部马匹要转运到江南，蜀地是重要中转站。在这些原产地看来，这些马匹是卖往蜀地的。在江南政权看来，这些马匹是从蜀地买来，错将中转站当成了原产地。
当然，西域马匹也可以不经过蜀地，而从河西和关中进入中原。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征刘宋，在彭城外对宋使节说，“脱须蜀马，亦有佳者”，即准备送蜀马给宋人。这是因为拓跋焘已经平定了关中和河西，可以从北路得到西域的“蜀马”之故。蜀地在刘宋控制下从未失守，如果蜀马原产于蜀地，自然轮不到拓跋焘来送给宋人。
南方政权被阻断了与蒙古草原的交通，但如果能保有蜀地，就能沟通云南、西藏，以及北通汉中、河西地区，从这些地区进口马匹。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势崎岖险峻，沿途割据政权作梗等等，造成战马西来之路时通时塞，能够进入江南的马匹数量很有限。到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年），吐谷浑遣使入梁到达建康，从此，梁朝不仅建立了与吐谷浑的稳定联系，且吐谷浑以西、以北的河西以至西域诸国，都能够过境吐谷浑与梁朝进行贸易交流。这从根本上改善了梁朝马匹短缺的局面。《梁书》对此事的记载为：
其界东至垒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盖古之流沙地焉……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子休运筹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吐谷浑通使江南，必须经过益州即蜀地。吐谷浑王请求在益州建造佛寺，也有在益州常设办事机构的用意。此时益州刺史是梁武帝之子、鄱阳王萧恢，他上任恰恰也在天监十三年。之前，益州境内驿传所需马匹都要向民间征调，给百姓造成很大负担。萧恢“乃市马千匹”，交给负责驿传公务的民户饲养，“百姓赖焉”。如此大规模的马匹贸易，在以往东晋、南朝历史上从未有过，三国时期的蜀汉和吴也未曾有过，这应该和刚刚开通了与吐谷浑的商路，可以大量进口马匹有直接关系，即所谓“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
天监十三年是南朝与西部交通的关键性一年。据《梁书》卷五十四《西北诸戎传》，在此年之前，与梁朝有联系的只有于阗（天监九年）、宕昌（天监四年）、邓至（天监元年）、武兴（天监初），其中宕昌、邓至和武兴都比吐谷浑靠近内地，且辖境有限，能提供的马匹不会太多。但自天监十三年之后，河西、西域入梁通使的国度有：芮芮国［即柔然，天监十四年（年）］、滑国［天监十五年（年）］、周古柯国［普通元年（年）］、呵跋檀国（普通元年）、胡蜜丹国（普通元年）、龟兹国［普通二年（年）］、白题国［普通三年（年）］、末国［中大通二年（年）］、高昌［大同中（—年）］、渴盘陁国［中大同元年（年）］等。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国家纷纷与梁朝通使，应与吐谷浑和益州之间开通了贸易道路有直接关系。这个时期梁朝政治比较稳定，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吸引这些西道国家前来贸易，梁朝也获取了足够的马匹。如前述夏侯夔能拥有私马二千匹，堪称一时之盛。梁武帝末年其子武陵王萧纪担任益州刺史，“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器甲殷积，马八千匹”，马匹之多，在东晋南朝三百年实为空前绝后。
但梁武帝并没能抓住这个机遇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部队。当时南北分裂割据已久，南朝人早已习惯江南水乡生活，其军队以步兵和舟舰为主，骑兵只是处于辅助地位。在整个梁朝，长江下游地区马匹一直很少。梁武帝末年，东魏叛将侯景发动突袭，渡过长江攻克建康，控制梁朝政局。史载侯景渡江时有“马数百匹，兵千人”，到侯景控制梁朝的长江中下游之后，与陈霸先作战，兵力是“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骑兵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说明梁的长江下游地区仍非常缺少战马。当时西魏乘机南下占领益州，切断了南朝的马匹进口通道。此后的陈霸先军也一直以步兵为主力，没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