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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举一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宋仁宗一朝是绝对是候选答案之一。不须说仁宗一朝有梅尧臣、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等诗文大家，光是嘉祐二年进士榜，就网罗到了苏轼、苏辙、程颢、张载、曾巩等深刻影响宋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人物。这种光彩夺目、群星汇聚的场面，至今想来，仍然激动人心。
《清平乐》剧照
嘉祐二年，梅尧臣五十五岁、欧阳修五十岁、曾巩三十八岁、张载二十七岁、程颢二十五岁、苏轼二十二岁、苏辙二十岁。这群从弱冠到知天命的文才们，你来我往，开拓了一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高潮。
以诗而论，梅尧臣、欧阳修之创作，是对西昆体绮靡浮艳之诗风的革新。梅尧臣之诗古淡生动，如其《鲁山山行》一诗：“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状山行景色有虚有实，有远有近，全诗淡丽有味，值得反复吟咏。欧阳修之诗则多数夹叙夹议，流畅平易，颇有以文为诗的味道。读其和王安石《明妃曲》所作的《明妃曲》：“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一定会为其中“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一句所警醒。这正是体现欧阳修擅议论的写作风格之处。
以文而论，曾巩、苏轼之创作，将“古文运动”推向了高潮。曾巩其文平正周详，起转圆润，当时之人就甚为推崇。其所作《新序目录序》《梁书目录序》等文章，不仅继承了汉代刘向所创的“书录”体的各种优点，而且结合了他老师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中的美学取向，使其文内容充实之余，文辞颇古雅可诵。苏轼其文则雄放自然，独成一格，深受后人喜爱。翻开《苏轼文集》，就可以发现几乎没有文体不是苏轼所擅长的。举古赋，其有《赤壁赋》《后赤壁赋》；举杂记，其有《喜雨亭记》《放鹤亭记》；举议论，其有《范增论》《留侯论》等等，这些都是后人争相模拟的古文范本。
以词而论，欧阳修、苏轼之创作，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促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欧阳修之词尚是接续五代词的风气，内容较为狭窄，格调较为秾艳，但其《采桑子》咏西湖十首则是结合了其游记写作风格而写成的，秀逸委婉，十分耐读。苏轼之词则在继承前代柳永、欧阳修的基础上大大拓宽了词的表现功能。在苏轼笔下，词由原先“艳科”小道，变成了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诗之苗裔”。其状山水，则《行香子·过七里濑》清丽而生动；其叙怀人，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缠绵而浪漫；其叙离别，则《临江仙·送钱穆父》豪迈而通透；其叙感怀，则《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音律铿锵，气质疏狂，并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综上而言，正是仁宗一朝的天才们的辛苦耕耘，才使得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演变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上述所言及的人物，只是这群天才中最耀眼的那部分；所言及的诗文作品，只是这群天才最为人所知的那部分创作，那么其余的人、其余的创作如何呢？
应该说，要想了解宋代文学成就的大况，自然要直接去阅读那些在文学史上留名的宋人文集。然而，宋代文集存世较多，成书情况较为多样，流传情况也较为复杂。古人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如何掌握阅读宋集的要领？兹文下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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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正值我国版本史上由抄本、卷子本书籍为主转向刻本书籍为主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方面固然是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有长足的发展，官方对于印刷前代重要文史典籍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宋代文士们对于印制自身著作的渴求，以及在多种缘由带动下的民间翻印的风气。
《默记》曾记载宋人张君房“平生喜著书，如《云笈七籖》《乘异记》《丽情集》《科名分定录》《潮说》《脞说》之类甚众，知钱塘，多刊作大字板，携归印行于世。”这正是反映宋代文士印制自身著作的最佳实例。
南宋时，张栻曾给朱熹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某近闻建宁书坊何人将《癸巳孟子解》刻板，极皇恐。……已移文漕司及府中日下毁版，且作书抵郑、傅二公矣。”据考证，此信系张栻于淳熙三年（）寄给朱熹，而《癸巳孟子说》则成书于乾道九年（），前后历时不过三年，而书已付刻，宋代刻书之风气，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述宋代刻板当时人的著作的例子可推，宋人别集实有大量的宋刻本出现（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中颇多征引当时禁毁苏诗、苏文刻板之史料，并牵涉有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宋刻宋人别集，其学术意义并不亚于唐人选唐诗、唐人注唐诗、宋人注宋诗，盖离版本形态转换（即由抄本或稿本转为刻本）时间越近，则越接近原本面貌，越能展现作者所留存于书稿形式上的诸多信息。那么如何索求这些信息呢？
正如清代学术大师王鸣盛指出的那样，“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前述掌握阅读宋集的要领，此言索求宋集的版本信息，都是需要一部详细的介绍宋人集的“目录书”作为工具。而在诸多的牵涉宋人集相关的“目录书”之中，则首推祝尚书先生所编撰的《宋人总集叙录》《宋人别集叙录》二书。
《宋人总集叙录》一书叙录了包括《宋文鉴》在内的一百三十一种总集，《宋人别集叙录》则叙录了包括欧阳修、梅尧臣、曾巩、王安石、苏轼等著名作家在内的近四百七十多家宋人别集（一人二集者取一人），其专以宋代版刻实况而载，即《凡例》中言“一人多集，若宋代已汇编为全集，则著录全集本；若分集编订，诸集版本源流大致趋同，则诸集同时著录；版本源流不同，则仍分别著录。”“多人多集合刊（人各一集，自为起讫），若宋代即已合刊，原有单行本早佚，今仍以合刊本著录；若宋代并未合刊，则仍分别著录。”由于二书专就宋代版刻实况著录，故而从某种意义上看，称该二书为“宋代集部刊本考信录”亦不为过。
详细来说，如《清江三孔集》一条，《别集叙录》一书除了征引宋刊原跋和《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宋元文献之外，还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等近世文献历叙其明清诸版本见存情况，并就当下所能轻易购得的点校本进行简要的底本说明。像这样精简而明晰的解题，之于版本学家而言，是重要的版本研究参考；之于爱读爱买的好书人来说，不啻于一份“宋集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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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总集叙录》《宋人别集叙录》的初版，分别是年（《宋人别集叙录》）和年（《宋人总集叙录》），时隔多年之后，在重版此二书之时，祝先生又增加了不少增订，除了对相关的条目进行调整之外（如将《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一条从《别集叙录》中调整归并到《总集叙录》的《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之下），其重要的增订主要是：
一、增加《别集叙录》的条目，分别是“陈模注《文公朱先生感兴诗》”“释大观撰《物初賸语》”“释梦真撰《籁鸣集》《籁鸣续集》”“张逢辰《菊花百咏》”四条。此四条均初版本所无。
二、依据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别集叙录》的个别条目中的作者信息进行了修正。
三、就条目所叙的别集选择一种的常用版本，详细叙述其卷目编次，以便读者对条目所列之别集有更清晰的认识。
四、专就当代使用、征引较多的《全宋诗》《全宋文》两部荟萃宋代诗文的总集中著录各家诗文所使用的别集的底本情况作了详细的交代。
上述四点之增订，无不是对《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的提升与完善，而以上述第三点为本次重版的最重要的亮点。盖列述所叙宋人集的常用版本，则读者执两部《叙录》在手，犹如得群书在畔。触目所及，便可知读某集当以何本为先，何本为后；何本为优，何本为长。有如此便捷之门径，则事半功倍可期。如《宛丘先生集》一条，在历叙张耒文集各种版本之后，针对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耒集》的构成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之于读者而言，便可从此说明中体会到，中华书局本《张耒集》是一个后出转精的版本。如此则阅读“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的诗作，自然是以中华书局本为上。
至于列述《全宋诗》《全宋文》两部总集所使用的底本，则亦将大大便利读者利用《全宋诗》《全宋文》二书。如《艮岩余稿》一条下言“是集《全宋诗》未收，只辑得佚诗一首。”读者知此，即可免去前后翻检《全宋诗》之劳。
在本次增订中，对于作者信息的修正，则使得该二书在著录宋代文士生平方面多有可观之处。如《青山集》一条言：“郭祥正（一〇三五—一一一三），字功父，自号谢公山人，又号漳南浪士，太平州当涂（今安徽马鞍山市）人。举进士，熙宁中以殿中丞致仕。后复出，官至知端州，归隐当涂青山。”此条初版本未标郭氏卒年，增订本则补之。如此，则有“李白后身”的宋代诗人郭祥正的生平更为清晰明白。为有研读宋代文学意向的读者提供非常精简的参考。
《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自动笔到增订版出版，历时三十多年。作者祝尚书先生自撰写到增订，其中甘苦，恐非他人所能体会，然而仍以为“有生之年仍将不断地对它进行修补”。名山志业，亦为渡人一苇。兹以苏轼《记旧曲》诗来结束此文：
琴上遗声久不弹，琴中古义本长存。
苦心欲记常迷旧，信指如归自著痕。
应有仙人依树听，空教瘦鹤舞风骞。
谁知千里溪堂夜，时引惊猿撼竹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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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