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约-)，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西)人。向为颖川世族。齐永明三年()入国子学。《梁书》本传称其“好学，有思理”，“明《周易》”，为国子祭酒、卫将军王俭赏识，荐为本州秀才。齐建武(-)初,为南康王萧子琳侍郎。后萧被杀,改任抚军参军，出为安国令，不久又改任司徒行参军。入梁以后,钟嵘先后任衡阳王及晋安王记室，卒于官。世称“钟记室”。著有《诗品》三卷。
诗品序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衹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敻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
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祯、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
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接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眺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眺,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诗品》，又称《诗评》,共三卷，专论五言诗,将汉以来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列上、中、下三品,并对其风格源流、优劣得失进行品评，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诗论专著。清代章学诚把它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相提并论。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
它是我固文学批诉评史重要的诗论文献,涉及到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作者在件作冲动问题、诗歌的形象性与情感性特征以及自然创作论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文学创作始于主体的创作冲动，西方文论一般认为创作冲动是无意识的本能作用把创作过程看作是“无意识——想象——作品”的过程,中国文论则把创作冲动的产生看作是外物对创作主体感召刺激的结果，即所谓“感物说(或称“物感说”)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把人世间悲欢离合、穷达荣辱的社会生活，也看作是创作冲动产生根源的观点,是钟嵘的创见，也是他对“感物说”的重要的发展。
钟嵘在《诗品序》中对永嘉以后玄言诗“淡乎寡味”、“理过其辞”的弊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诗歌要引起人们的审美体验即“滋味”，就必须具有形象性和情感性。从体裁上讲,五言诗比起四言诗来,在状物写景方面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这样，钟嵘就把先秦以来处于萌芽状态的“滋味说”。发展成为诗歌创作和欣赏的重要原则。
钟嵘基于他的自然创作论强烈反对声病和用典，是针对当时诗坛的矫柔造作的风气而发的。这无疑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