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皇帝与宗室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对于宗室既要统驭重用，委以军国枢要；又要堤防其在“直勤”观念下任何“僭主”的暗流。故而两者在“胡汉杂糅”且胡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北魏前期发生了激烈碰撞。下面本文将讲述北魏道武朝时期的宗室叛乱，与其道武帝最终为何被亲儿子刺杀。
一、政权草创与拓跋意烈叛乱
从《魏书》可知拓跋意烈与拓跋珪两人为堂兄弟关系，但其隔阂早在国元年（年）八月窟咄（道武帝叔父）侵逼南境时就已初现端倪。登国元年（年）正月，昭成帝什翼犍之嫡孙拓跋珪，历经艰难险阻的“兴灭国”运动后于牛川重建为前秦苻坚所攻灭的代国，四月改国定号为魏。
然而在这政权草创、人情未稳之际，同年八月遂蒙遭窟咄之难。不料危机之秋，近臣“于恒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所幸事泄。道武帝囿于自身实力以及时情，仅处置了谋逆的五个要犯，对其余的从犯一概不加追究。
后来情势危急，只得“北逾阴山，”向其舅亲贺兰部求助。道武帝随后又派遣安同、长孙贺向慕容垂请求军事援助。谁知安同与慕容垂使臣兰纥归至牛川时突遭窟咄兄子拓跋意烈率兵堵截，好在他巧施计谋躲过此劫，慕容援军方才如期到达，道武帝正是借重后燕援军才得以戡平窟咄之乱。
值得注意的是，拓跋意烈有意倾向于窟咄，而却没有受到道武帝的处置着实令人意外，或许有以下缘由：其一，安同惮于拓跋意烈的势力而未将途中遭遇意烈堵截之事告知道武帝，由于史料的阙载，导致我们无法捕捉到更多的历史细节，这或许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其二，安同悉数禀明，但道武帝念及国家初创、政局动荡不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囿于自身有限的实力，不得已只能缩小打击范围，争取并稳固可争取的力量，此为另一种解释。
这与道武后期脾性怪常、随性杀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魏收将拓跋意烈发动叛乱归因于“意烈性雄耿”，拓跋意烈自命贵为“帝属”以自功高却位在和跋之下为耻辱，于是暗地勾结逆党发动叛乱，但笔者认为北魏建国伊始班爵制度的不完善是拓跋意烈叛乱的重要原因，而其对胡汉之间功劳与品级差异的不认同是直接原因。
随着对后燕、南燕等部族大规模军事征伐活动进入尾声，尤其是将地域广袤的河北地区纳入版图，疆域空前的扩张也使得拓跋珪的个人声威益盛，于是拓跋珪开始着手政权的封建化进程。检《魏书》知，自天兴元年（年）六月“诏有司议定国号”起至十二月卫王拓跋仪等众臣上书“昧死”以请魏王践帝位，拓跋珪“三让许之”止，历时半年“建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皇权，这标志着拓跋部的统治机器突破了部落联盟的躯壳”。
天兴元年（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拓跋珪诏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制定官制，设立爵位品级，其具体内容因史料记载不得而知，严耀中认为可能是“五等之制”。但在此之前，爵制混乱是毋庸怀疑的事实。
如此大范围的赏赐说明了奴隶氏族时代、游牧文化形态支配下的北魏社会还保留着浓重的旧时代遗产。拓跋意烈叛乱的时间是在天兴元年（年）四月，而北魏赏赐、官品与爵制之间混乱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则已是六年之后的天赐元年（年），这年九月，颁布了相对规范的“五等爵制”。
当然北魏爵制也存在着虚封的问题，基于上述赐、官品与爵制之间混乱到规范的缓慢进程，就不难理解拓跋意烈所发动的叛乱事件了。和跋本代人勋贵，“世领部落，为国附臣。”跟随拓跋珪征战河北有功而赐爵日南公，又因拓跋珪有意定都于邺城而受命镇守邺城，官至行台。
但拓跋意烈“自以帝属”，浓重的“直勤”观念让其自认为单从血缘就比和跋尊贵得多，既然是“帝属”就意味着自己也有可能当上北魏皇帝。更何况被赐爵辽西公也是凭借赫赫军功、南征北战而得，即非因祖袭封，更非不劳而获之辈，胡汉之间功劳与品级的差距并不为其所认同；加之当时正处于北魏政权谋求封建化的前夕，各项制度亦属草创胡汉杂用，班赐、官品与爵制等制度的混乱与不完善以及拓跋意烈本身对汉族官制文化的排斥应当是其谋叛的主要因素。
二、胡汉文化转型与道武政局
自天兴元年（年）六月迄，至同年十二月，历时半年紧锣密鼓的政权建设活动随着魏王拓跋珪践登帝位而告一段落，意味着北魏这个胡族政权冲破了草原部落联盟的桎梏，迈入了封建王朝的行列，虽不能与东晋南朝这些成熟的封建国家相比，但却具备自己特点。
而悬居北方大漠强大的高车以及库狄部、宥连部、侯莫陈部等游牧部落的存在，东部新获河北地区频发的各地叛乱都在时刻威胁着这个新生的政权。对外大规模部族征伐及平叛活动的结束，为北魏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故而道武帝开始转向国家内部胡汉文化转型的建设当中。在道武帝面临的诸多事项中，皇位继统问题最为紧迫与必要，因为这一问题的妥善转型与否事关整个北魏政权的安危。
中古社会基于最高权力的争夺而掀起的血雨腥风比比皆是，北魏政权初建，皇位继统究竟是依照汉制“父子相承”？还是依据拓跋旧俗“兄终弟及”？道武帝无法忘记他本人被各部族拥戴推举为代王的事实，这与其心中依循汉制的想法又是决然抵抗的，所以他所要“对抗”的并非一人一事，而是站在其身后那曾经拥护过他的代北勋贵，尤其是那些拥有“直勤”头衔的拓跋宗室群体，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能够保证皇位“父子相承”制度顺利实施的非常举措。
连年御驾亲征与累月政事烦扰，使得道武帝的身体状况渐趋恶化，更要命的是皇位继统问题迟迟未决，凡此种种不利因素加诸于身的道武帝，心性变得怪异、恐怖。任何潜在的僭越分子都成为道武帝清洗的对象，欲除之而后快。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朝局下遂首先发生了卫王拓跋仪的叛乱事件，道武帝其后的不当之举又为后来清河王拓跋绍的叛乱地埋下伏笔，包括道武在内的三人先后殒命于这场祸事。
1、天赐占卜与拓跋仪叛走
道武帝拓跋珪谋求大业遂造成北方一统的局面拓跋仪功不可没，几乎参与了北魏初年所有的军国大事，然而拓跋仪也绝非一员只会陷阵沙场的武将，对时局精准的判断与把控恐怕才是道武帝忌惮之处。建国二年（年），魏王拓跋珪欲谋取后燕，遣仪使慕容垂。几番交涉仪自燕归魏，见魏王拓跋珪称：（攻取燕国需要等到）慕容垂死后才可谋划，当前则未可，（燕国的现状是）慕容垂已然年老，其子慕容宝软弱并且没有威仪，有谋略却不能下定决心去做。
而慕容德却自负才气，并非弱主所能驾驭的臣子，争斗将由燕国内部而起，到那个时候才能行事。一针见血地指出后燕政局的要害，魏王拓跋珪颇为认可。北魏初获河北地区时，地方名士侯岌、张衮、许谦等人不关国事却争先成为拓跋仪的座上宾，可以想见拓跋仪也非等闲之辈。
另一方面，拓跋仪对于这些名士也大都能以礼相待。他们一同商讨当时要务和国家大事，辨别城邑，指出事情的成败与要害，谈话间（拓跋仪将上述事情）详细列举，俨然一副君主之态。“（许）谦等叹服，相谓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当附其尾。’”其才其能，可见一斑。后拓跋仪因功爵封卫王，官至丞相位极人臣。
然而此时北魏朝局弥漫着的杀气，使得每一个身处其中的臣子都不得不为自身性命所担忧，身居高位的卫王仪更是如此。就君臣关系而讲，道武帝晚年因断服寒石散而使得神志不清，在其大肆屠戮开国勋臣的暴行中，没有人敢断言他不会将屠刀举向拥有赫赫战功的卫王仪？依血亲关系而言，按《魏书》记载划分的标准来看，拓跋珪与拓跋仪“应”为昭成帝什翼犍之孙。
但学者李凭认为道武帝拓跋珪、卫王拓跋仪、秦王拓跋觚、阴平公拓跋烈四人实为亲兄弟，均系昭成帝什翼犍与儿媳贺氏之子。在拓跋鲜卑旧俗中兄终弟及制度的影响还十分浓厚的当时，拓跋仪这位夹杂着特殊血亲关系的兄长似乎并不会让道武帝高枕无忧。道武帝似乎有着更为足够的理由将其除掉，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道武帝对于拓跋仪、穆崇二人筹划的谋逆事件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宽恕，致使拓跋仪叛走的直接原因是天赐六年（年）发生的占卜事件，“当有逆臣伏尸流血”的占卜结果促使道武晚年政局加速恶化，“太祖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拓跋仪担心先前参与的谋乱事件成为道武帝铲除他的把柄而单骑逃走，不久被抓赐死并以庶人之礼草草下葬，明元帝御政初期得以平反。
2、子贵母死与拓跋绍弑逆
卫王拓跋仪死后，道武帝对于亲手造成的政治灾祸非但不加以反思，反而颇不以为然“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尔。”为了使皇位继统这个悬而未定的问题得以妥善解决，道武帝又实行了另一个非常举措，即“子贵母死制”以期最大程度上减少生母干政的潜在可能，而这一举措也将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起初道武帝拟立长子齐王拓跋嗣为储君，遂将其母刘贵人赐死，并告其曰：“汉武帝杀钩弋夫人，以防母后预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吾故远迹古人，为国家长久之计耳。”然而这一泯灭人性的残忍行径并没有得到拓跋嗣的认可，无奈之下拓跋嗣远走他乡。可皇位继统问题终究要解决，于是道武帝想到了次子清河王绍，欲故伎重演杀其母贺妇人而立储之。
这当然也没有得到拓跋绍的认可，绍为救其母而与阉者数人踰宫犯禁，趁夜杀道武帝于天安殿。此时北魏政局并没有因为皇位更替而稳定下来，旧主道武帝殒于非命，清河王又是一位“凶佷险悖，不遵教训”的叛逆少年。
清河王篡立君位后，听闻人情不定，企图通过威逼利诱以稳定局势，“绍闻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赐王已下，崔宏独不受。”此举并没有得到崔宏等诸位公卿臣僚的认可，听闻道武死讯，“唯阴平公烈大哭而去”，肥如侯贺护更是“举烽于安阳城北，贺兰部人皆赴之，其馀诸部亦各屯聚。”一时间“朝野恟恟，人怀异志。”齐王拓跋嗣在这人心思异常的动荡时刻悄悄返回平城，以北新侯安同为内应一举平定了拓跋绍的叛乱事件践登帝位，是为明元帝。
三、总结
汉化道路艰辛，这是道武帝也没办法预料到的，其变革乃至对抗是需要历经数百年的。世事变幻莫测，政治尔虞我诈，加之滥服寒食散，促使道武帝晚年志虑不清。
为传位于子不惜将疆场上那套肆意杀伐之威搬上庙堂，“于是人情各怀危惧”。尤其对拓跋宗室的猜忌滥杀（卫王仪叛走被杀即是典例），致使包括常山王在内的近三十几名拓跋宗室成员为避政灾而拟出奔柔然，又“子贵母死”非常之策的实行，使道武帝最终被自己亲儿子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