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大量地名往往蕴含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发展和研究。广东省的增城县与博罗县位于广州市东部，历史上都属于岭南著名宗教“圣地”——罗浮山所在的地区。
两千年来,两县堪称历史悠久，地杰人灵。然而，历史文献中对于增城县设置的时间以及这一地名的来历，对于博罗县究竟应称“博罗”还是“”，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增城”和“博罗”两个地名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古代历史人文内涵，似乎也未见有专门讨论。此次适逢广东增城举办宋代历史名人崔与之诞辰周年纪念大会,特撰此文，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01
历史上“增城县”建置时间和地名来历的争议
关于增城县设置的时间和地名的来历，历史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
第一,唐代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增城县，“本汉番禺县地，后汉于此置增城县。按昆仑山上有阆风，增城盖取美名也，属南海郡。隋开皇十年属广州”。李吉甫认为增城县为东汉所建置，而其名称则源于上古时期的昆仑山神话。
第二，北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记载增城县，“汉番禺县地，吴黄武中于此置东(官)郡而立增城县,因增江为名。隋初废郡而宣法，属广州。根据《太平寰字记》的记载，至三国吴孙权黄武年(-)增城县才建立而其名则源于增城县境内的增江。该书又记载:“增水,今名增江，源出增城县东北。”
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为唐宪宗元和年间编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编纂。两部书都堪称是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历史地理学名著。然而，由于二者对于增城建置的时间和地名的来历的不同记载，使得后代的大量典籍也因此分成了截然不同的说法。宋代欧阳忞所撰《舆地广记》即沿袭了《太平寰字记》的说法。而主张增城是东汉建立的观点，从宋以来实际上又分出了东汉初年、东汉末年(建安六年，公元年）和笼统的东汉时期三种不同的说法。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考察,我们认为《太平寰字记》的相关记载错误较多。首先,关于增城县建立的时间,南朝刘宋时范晔(-)所撰《后汉书》专门叙述东汉一代的历史。然而，因为范晔尚未完成其书即已被杀害，因此，该书中的《郡国志》等八志，是后人从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中取出来补进去的。而《后汉书·郡国志》即记载东汉南海郡有增城县,并称增城有劳”。南朝梁沈约所撰《宋书》卷38《州郡志四》南海郡所属有番禺、增城、博罗等县,并称:“增城令，前汉无，后汉有。”即增城县的设置应在东汉时期。其次，关于东官郡的设立时间。《宋书·州郡志》记载,东官郡，“晋成帝立为郡,并征引东晋后期成书的《广州记》曰:“晋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立，领县六。”同时,东官郡在宝安县,增城县不属于县东官郡所辖六县。因此,《太平寰宇记》所谓“吴黄武中于此置东(官)郡，而立增城县”的记载明显有误。再次，增城县设置后究竟属于东官郡还是南海郡。根据《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增城县一直属于广州南海郡，不属于东官郡。《隋书·地理志》增城县下注云：“旧置东官郡，废”因此，我们认为增城县属于东官郡，可能仅限于南朝梁、陈时代。最后，《太平寰宇记》认为“增城县”之得名源于其境内的“增江”，我们认为，这可能一方面颠倒了“增城”与“增江”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增城”一名所承载的非常深厚的古代历史人文的内涵。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
02
博罗县究竟应称“博罗”还是“傅罗”的辨析
博罗县设县的历史比增城县更为悠久。《汉书》卷28下《地理志》记载南海郡有番禺、博罗等六县。史书一般认为博罗设县始于西汉。然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认为博罗县是秦朝所置。至于该县究竟应称“博罗”还是“傅罗”,《宋书·州郡志》称:“博罗，汉旧县。二汉作‘傅’字。《晋太康地志》作‘博’。”说明两汉时期均作“傅罗县”，直到西晋武帝太康(-)初年编成的《晋太康地志》，才改称为“博罗县”。《元和郡县图志》卷34记载:“博罗县,本汉旧县，属南海郡。隋开皇十年改属循州。二汉县立名不一，自吴以后，复为博罗。”所谓“二汉县立名不一”，即指汉代称为“傅罗”，而称为“博罗”则在三国孙吴以后。《大清一统志·惠州府》还记载有“故城，今博罗县治”。
所谓“傅罗”的原意,源于古代罗浮山的传说，是指来自于海上蓬莱仙山的一山(指浮山)，从海上飘浮而来与原有的罗山连结在一起。古代“傅”与“附”互通，指附着、靠近。关于罗浮山,形成的传说，目前所见最早的资料之一，是东晋袁宏所著《罗浮记》,其文为:“罗山之西有浮山，盖蓬莱之一阜，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曰罗浮。高三百六十丈，周回三百二十七里，峻天之峰，四百三十有二焉。”
宋代一些地理学著作还不能说很好地解释了“博罗”地名形成缘由，例如，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征引《郡国志》称:“循州有博罗山，浮海而来，博着罗山，故名。”祝穆撰《方舆胜览》所引《郡国志》与此相同。《郡国志》为唐代地理书,《新唐书·艺文志》等均有著录,已佚。显然，“博着罗山”的说法既难通而且比较别扭。根据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引唐代《郡国志》,实际上应为:循州有博罗山，浮海而来，傅着罗山,故名博罗。
清初粤籍学者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卷3《山语》称:“《汉志》云: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博，傅也，傅转为博也。浮来博罗，罗小,浮博而大之，罗卑，浮博而高之，故曰‘博罗’也。”屈大均称“浮博而大之”与“浮博而高之”，其义虽能通，然仍较嫌牵强。
我们推测，从两汉原有的“傅罗县改变为“博罗县，可能仅仅是源于《晋太康地志》编纂者的失误。“傅与“博”形近极易混淆。晋武帝太康元年()西晋灭掉了南方的孙吴，需要编纂一部反映各地现实状况的《地志》以便于管治统一而辽阔的疆域，因此即着手编纂全国性的地理志——《晋太康地志》。不能排除在经过汉末三国的长期分裂分治后，负责编纂《晋太康地志》的北方司马氏政权的统治者,对于地处遥远的蛮荒海隅之地的“傅罗县地名背后的涵义并不了解,才将“傅罗县””误为“博罗县”，一直沿袭至今。
03
“增城”一名与古代昆仑山神话的关系
关于“增城”一名，“增”，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卷13卷称：“增，益也。从土。”在古代大量文献典籍中，“增”有两种读音，一为zēng,如增加，与“减”相对;二为céng,意为重叠。“增”与”(层)”实际上可以通用，因此“增城”又可称为“層城”。
宋初乐史所提《太平寰宇记》认为增城县地名源于增江是一明显的失误。因为“增城”是古代一个特有名称，而且其最初的也是正确的读音,应为“增(céng)城。“增城”一名，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文献，是屈原的《离骚·天问篇》，其文曰：“昆仑县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何气通焉？西汉刘安所著《准南子》卷4《坠形篇》，极力描述“增城”的神奇景观，称昆仑山“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在其东，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而汉代高诱注《淮南子》和唐初颜师古注《汉书》，二者均认为昆仑山“增城之“增”，既可以解释为“層”,也可以解解释为“重”。因此所谓“增城”，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昆仑山上极高的重叠的宫城。唐张守节所作《史记正义》称:“《海内经》云昆仑去中国五万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广袤百里，高八万仭，增城九重，而九井，以玉为槛，旁有五门，开明兽守之。”
关于“增城”在昆仑圣域中地位的崇高,据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卷1《河水注》也是该书的开篇曰:“三成为昆仑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日樊桐，一名板桐；二日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在《水经注》的很多版本中，“層城”又写作“增城”。“太帝”即“天帝”。可见，昆仑山的“增城”是“天庭”和“太帝之居”或“天帝之下都”因而，增城在昆仑山上是地位最高也是最神圣的境域，南朝道教宗师陶弘景所作《水仙赋》亦称:“若夫層城、瑶馆、缙云、琼阁，黄帝所以觞百神也。”
秦汉时代，在帝王和贵族社会中弥漫着崇尚神仙的风气。根据《三辅黄图》和《艺文类聚》卷63所引《汉宫阁铭》等资料的记载，在汉代长安的皇家宫殿中，即有神仙殿、增城殿、祈年宫、延寿等具有神仙色彩的宫殿。直到南朝宋、齐、梁时期，在都城建康一直都建有帝王的“層城观。
而“增城”或“層城”作为昆仑山特定仙境的代称，也大量地出现在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诗文中，从而与这一时期道教神仙信仰的发展和兴盛相呼应。我们试举两首诗，三国曹魏时期嵇康所撰《秋胡行七首》其七:“徘徊钟山,息驾于層城。徘徊钟山，息驾于層城。上荫华盖，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载长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層城。”陆机所撰《前缓声歌》中有:“游仙聚灵族，高会層城阿。长风万里举，庆云郁嵯峨。”
,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称增城县地名来源于昆仑山上阆风、增城的美名，有其充分的历史依据。那么作为古代昆仑山神话仙境的“增城”为什么会与岭南的地名联系起来呢?
04
“增城”与“博罗”之得名与罗浮山的关系
无论是“增城”还是“傅罗,其地名的形成均与罗浮山的早期神话历史密切相关。法国汉学家苏远鸣(MichelSoymié)和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H.Scafer),都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