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的上古交情你赠我菩提,我馈以稻

菩提树原产印度,据说大约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唐代《封氏闻见记》中写道:“娑婆树一名菩提,叶似白杨,摩伽陀那国所献也。”

这里的摩伽陀那国就是古代中印度,《梁书·诸夷列传·海南诸国》有更早的记录:“(中大通)六年(年)八月,复使送菩提国真舍利及画塔,并献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菩提树

印度:最早将佛教传入中原的国家

据史料推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逐渐流传入中国的。有三个历史典故,可作为引证。

①伊存授经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记载:

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

说的是在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天竺国的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当时的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一次佛教初传被称之为“伊存授经”。

②项日感梦

汉牟融《理惑论》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汉明帝永平年间,皇帝梦见一位神人,那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次日,皇帝问群臣,知道了那神人正是西域天竺国的“佛”,于是“遣使者张骞等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并在洛阳城西的雍门外建造了佛寺。

③白马驮经

永平八年(公元65年),蔡、秦等人“西天取经”,在大月氏国遇到了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两年之后的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和蔡、秦等人一起,用白马驮佛经、佛像回到国都。次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西雍门外兴建了“白马寺”。

白马寺

《魏书·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这里的“身毒国”就是古人对印度的称呼,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带来了印度人,中原人才开始了解印度和佛教的知识。

东汉时期,佛教盛行于东海地区,结合文献与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佛教摩崖造像可以推测,佛教艺术会不会从海路传入中原?

据《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载,西汉南洋航路“船行”可至黄支国,“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西汉王朝的使节曾经抵达的“已不程国”即“师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

中外学者也基本认同,黄支国就是印度康契普腊姆。

东汉时期,中国和天竺(印度)之间的交流非常困难,海路便成为古印度与古中国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中国钱币“半两钱”在斯里兰卡等地出土,说明这种经济联系在秦代或西汉初期已经形成。

在考古中,也有印证当时海路畅通的证据。

在广州、广西的西汉墓葬曾出土多尊陶俑,这些陶俑的形象明显与中原人的特征不同。这些陶俑高颧厚唇,下颌突出,体毛浓重,服饰方面往往缠头、绾髻、上身裸露或披纱,女性侍俑则下体着长裙,这些特征与东南亚某些土著民族相似。

然而从另一些陶俑深目高鼻的特点看,则又与南亚及西亚人相似。这些形象特异的陶俑,也可以作为反映西汉时期南洋海路航运畅通的物证。

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刻中发现“璧流离”刻画,“璧流离”是一种圆形中孔的玉璧,在当时被当做奇珍异宝,“璧流离”很可能来自古印度。据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研究,梵文俗语Verulia或巴利文Veluriya,汉译作吠瑠璃、毘瑠璃、鞞瑠璃等,而这些称谓正是古印度名长期沿用的,说明由古印度等地输入物资的海路保持畅通,使得人们未能淡忘这种宝物在原产地的称谓。

虽然缺少佛教通过海路传入中原的直接证据,但作为一种合理的推测,值得继续研究。

印度: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

古代的中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开放许多,不仅与印度等亚洲国家保持稳定的文化经济交流,甚至通过印度与西方国家建立交流关系。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到:

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说的是永宁元年(年),掸国派遣使者来汉进献,献上了乐曲与幻人表演等事宜。掸国位于现今的缅甸境内,而这里的“大秦”并非中原秦国,而是所谓的“海西”。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又称黎轩、犁靬、犁轩,泛指古代罗马帝国,包括现今的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叙利亚及埃及一带。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与东方往来既通过陆路也通过海路,而海路似较先开通,陆路就是丝绸之路。“海西幻人”可能是经由海路来到中原的古罗马杂技演员。

那这些来自遥远的西方中土世界的艺术家,是如何辗转来到中原的呢?

《魏略·西戎传》中有关于“大秦道”的说法,作者当时已经认识到海西幻人的来路大约有三条,即:西域陆路;交趾海路;海陆兼行的益州、永昌路。益州在现今云南晋宁东,永昌在现今云南保山东北,这两个地方与掸国很近,海西幻人通过海路进入掸国,并与掸国一同从益州、永昌进入中原地带,完全说得通。

然而,海路航行之艰险,成为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严重阻隔。因此,大秦无法与中国取得直接联系,《后汉书》记载:

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大秦与安息、天竺这两个国家做生意,要通过与这两国家才能买到汉朝的商品,因此大秦与汉的往来,要经安息、天竺中转。

那当时的中原人如何去往大秦呢?

《水经注·河水一》中有记载:“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迳西行,极大秦也。”迦那调洲,在现今的马来半岛或缅甸沿岸或印度西岸。当时中原人前往大秦,往往海路与陆路交替进行。

中国:让稻香飘满印度

在世界范围内,水稻是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

而对于水稻的起源,有学者指出,欧洲很多语言中“稻米”一词的由来为梵语vrpīhi,有人认为这一词源关系反映了水稻自印度西传的过程,而且暗示其起源地也在印度。

然而人们注意到,中国的水稻品种较印度更丰富。我们可以观察到,印度栽培的几乎都是米粒狭长的籼稻,中国不仅有籼稻还有粳稻,并且延伸培育出了大量品种。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碳化水稻

水稻原产中国的说法得到考古发现的支持。

河姆渡文化是确定的稻作文化,距今已经有约七千年的历史。上山遗址出土的大量稻壳年代确定为1万年前,玉蟾岩遗址出土的一粒炭化稻谷年代则为1.2万年前。中国南方是已知最早驯化水稻的地区,先于恒河流域诸遗址。经过更细致的工作,许多学者承认,最早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野生稻,经驯化后产生粳稻,随后与黍等粮食作物,与桃、杏等果品,经由史前交通线路流传到印度。

通过粳稻与野生稻的杂交,在恒河流域开始了籼稻的培育。籼稻在向四方传播的过程中,又再次传回中国南方。

对稻作文化的起源地点和传播路径的探索,描绘出了中印早期交流史绚丽的文化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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