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积薄发，深入浅出
——读王伯祥《史记选》
赵生群
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选文20篇，皆为纪传之精华，采用多种重要版本，结合《汉书》等相关文献对《史记》文本作了细致精确的校勘，对作者生平，作史宗旨，《史记》体例，文学、史学成就及各篇作意概括深刻精当，鉴赏深刻，注释准确详密，异彩纷呈，时有新见，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王伯祥《史记选》校勘
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出版于年4月，年10月再版，至今仍在重印。王先生学养深湛，识见不凡，《史记选》选目精当，鉴赏深刻，校注准确详密，异彩纷呈，时有新见，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最近重读此书，获益良多，同时还感受到一种治学精神：作者是以专家的身份，以研究的态度在做这项普及性的工作。这里谈一谈自己最近阅读此书的一些粗浅认识，主要就校勘、注释方面谈些看法。本文引用原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2版、年12月第1次印刷本为据。
一选篇与解说
《史记选》共录文20篇，皆为《史记》名篇，历来为人们所瞩目，作者在《史记选序例》中对此也有很好的概括和分析，此不赘述。
《史记选》中《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孙子吴起列传》诸篇，分别说明了《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不同的体例；而其他各篇第一个注释，则是一篇之解题；文中对涉及《史记》各方面的情况，亦随文说明。其中多有精当之论。试略举数例：
如：《项羽本纪》题《注》介绍了“本纪”体例（顺便也提及表书等），“本纪专叙帝王当国的事，乃是帝王的传记”，“它的作用相当于编年的大事记”（第22页）。《陈涉世家》题《注》说：“世家与‘本纪’、‘列传’并称，也是司马迁所创史目的一体，用来记载诸侯传世事迹的。”（第76页）《孙子吴起列传》题《注》：“古书中凡记事、立论和解释经典的文字都叫做‘传’，并不限于专记一人的事迹。专记人物为一传的，便是司马迁作《史记》所创始的列传。列传有记一人的专传，有记数人的合传，也有‘以类相从’的类传。”（第页）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是《史记》的主体，也是《史记》人物传记的集中体现。关于此三体是首创还是因袭，前人各据所见，追本溯源，或以“纪”“传”“世家”之名（如“禹本纪”、《吕氏春秋》“十二纪”之类），或举书传内容与《史记》纪传内容相似者以为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记选》避开争论，抓住《史记》纪传的本质特征，结合《史记》的实际情况，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说明“本纪”“世家”“列传”的含义，着重指出《史记》之“传”与古书泛指书传的差异，明传记之内涵，说明司马迁纪传体开创之功；并且分别列传中专传、合传、类传三种主要类型，可谓要言不烦，切中肯綮。
又如：《项羽本纪》“太史公曰”《注》：“太史公曰以下皆司马迁论赞之辞。论赞自是史中的一体。史家撰述，本主叙事，不须议论，其所以在篇末另缀论赞者，大抵为总结语，或特地阐明立篇之意，或补充篇中所未及之事，很像《离骚》篇末‘乱曰’云云。自太史公创立此体，后世史家，都沿用不改。与后世一般的史论不可等同看待。”（第67～68页）古代史传，无论赞一体。《左传》《国语》发论，假君子以称之，《公羊》《穀梁》二传则云公羊子、穀梁子，都是随事而发，偶一为之。《史记》论赞，就内容而言，或评论人物事件，或补充传文，或概括一篇作意，或阐明作史之方法，或总结成败得失，或纠正前人谬说，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司马迁作史，始创论赞一体，篇末有赞，十表之前各有序，也有个别篇目于文中议论。自此以往，诸史群起仿效。《汉书》《晋书》《新唐书》《宋史》《金史》《明史》曰赞；《后汉书》《北齐书》有赞有论；《三国志》曰评；《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周书》《隋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称史臣曰；《南史》《北史》《清史稿》曰论；《南齐书》《旧唐书》称史臣曰，又称赞曰；《新五代史》《新元史》则以“呜呼”发论赞之端。二十六史之中，只有洪武年间所作《元史》无论赞，实际上是皇帝干涉的结果。《修纂元史凡例》云：“历代史书，纪、志、表、传之末，各有论赞之辞，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示意。”［1］注文言简意赅，肯定了司马迁的创造之功，并揭示出《史记》论赞的内容、特点及其影响。
《史记》的一些重要问题，作者也随文交代，各得其宜。如：《史记》一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后人多有续补。《陈涉世家》“褚先生曰”《注》介绍褚少孙相关经历，顺带交代了《太史公书》残缺、褚少孙续补等相关问题。《史记》中有两个韩信：一为故韩襄王之孙，从汉王破项羽，封于颍川。徙太原，为匈奴所围，屡使使求和。帝疑而责之，信遂亡走匈奴。汉遣柴武等击杀之。《史记》有《韩信卢绾列传》。另一韩信名声显赫，其人先为齐王，徙楚王，后贬为淮阴侯。《史记》有《淮阴侯列传》。两韩信同时，极易混淆。《陈丞相世家》“属于韩王信”《注》辨而明之，使读者不致误解。《史记》与《汉书》都有《游侠传》，而司马迁、班固对游侠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司马迁作《游侠列传》，是因为侠士富有正义感，讲诚信，乐于助人，“义者有取焉”。而班固则认为游侠身为平民而“作威作惠”，是“奸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2］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游侠列传》标题《注》：“真正的游侠，必然要具有不失信，不背言，而能救人于患难，助人于穷困的条件，才能当得起‘尚义任侠’四个字。假使一味好勇斗狠，恃强行暴，无原则地蛮干，那只是流氓行径，太史公所谓‘盗跖居民间者耳’，万不能牵混起来，相提并论的。”（第页）注文对游侠侠义精神的揭示，对《史记》所载游侠急人之难、救人厄困特点的概括，完全符合司马迁的原意，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原文。《滑稽列传》标题《注》：“这是专叙滑稽人物的类传。……滑音骨，流利；滑润。稽，阻碍；留滞。话语流利，正言若反，辩解敏捷，没有阻难，叫做滑稽。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并不是油腔滑调，言不及义，一味引人发笑。”（第页）司马迁之所以要写《滑稽列传》，《太史公自序》有明确的交代：“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3］“以道之用”，即合于大道，有道之用。《滑稽列传》：“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4］幽默诙谐的外衣下，包裹着严肃的主题，正是《史记》所写滑稽人物的特点。注文讲解标题“滑稽”之读音、内涵，区别以戏谑调笑、插科打诨为特征的“滑稽”人物，以明写作之宗旨，都相当精到。
二校勘
重视校勘是《史记选》的一个重要特点。《史记选》原文采用张文虎校定本，利用蜀本、百衲本、黄善夫本、汲古本、武英殿本、会注本加以校勘，也有少数地方参校了凌稚隆《史记评林》本、孙月峰评本、徐孚远《史记测议》本，对《汉书》《战国策》等重要文献也多有参考。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王念孙、张文虎等人的校勘成果，也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