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青山育翠，黑土藏金，是资源的“金三角”，其开发历史也非常悠久。随着古滇国的离奇消亡，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文化发生断裂，云南文化的中心开始北移，朱提因其交通孔道的特殊地位而异军突起，成为早期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华阳国志》载：朱提“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记录下当时朱提文化的盛世时光。它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闻名全国的朱提银铜文化。
提梁铜壶昭通博物馆藏
汉代在西南大力开发矿产，云南冶铸业随之兴起，其中尤以朱提（今昭阳、鲁甸一带）银、堂琅（今东川、会泽、巧家一带）青铜冶铸业的发展为最快。汉时的朱提银矿，可能就是牛栏江边鲁甸县的乐马厂，开采究竟始于何时，载籍已经无考。《汉书·地理志》朱提县注：“山出银”；《续汉书·郡国志》也说：“朱提，山出银、铜。”可见最迟在西汉晚期，朱提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大银矿却是不争的事实。王莽时改革币制，通用货币分金、银、龟、贝、钱五类，统称“宝货”。其中官定“银货二品”与钱币的比值，据《后汉书·食货志》载：“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值千。”唐代颜师古为之作注说：“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将银质货币分为两个等级，而昭通产的朱提银就是最高等级，没有之一。从中可见，“朱提银”被规定为全国通用货币，不仅是它的产量很高，足敷全国通货之用，更重要的是其质量之佳也驰名全国，因而价格为其他地区所产银的一倍半。
朱提五铢钱张希鲁先生题跋
由于朱提银名气太大，“朱提”一词后来甚至成了白银的代名词，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清高的文人墨客在其文学作品中，常以之代替难以启齿的“阿堵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赠崔官立之》诗中有：“我有双饮盏，其银出朱提”。延至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宫梦弼》中另有这样一段描写：“女一日入舍中，及见断草丛丛，无隙地，渐入内室，坐埃尘中，暗觉有物堆积，蹴之连足，拾视兼见朱提。”
藏鉴证朱提银发展历程的石碑
但由于过分开采，加之开采技术粗糙，到了三国时期，朱提银的产量就渐渐萎缩。《后汉书·郡国传》犍为属国下注引《诸葛亮传》就提到：“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朱提银虽然仍与汉嘉金相提并论，但开采和冶炼已不足以供国用。天长日久，朱提银便慢慢淡出流通，成为一种“江湖”传说。
“建初元年”双鱼铜洗洗内
年昭通刘家包包的“梁堆”曾出土银一块，重达2公斤以上。另一传世品称“朱提银块”，于光绪年间（年）在洛阳白马寺出土，方形，有“提”、“银”二字依稀可辨。清代端方《陶斋吉金录》图谱中载录时题为“汉朱提残砖”。后其几经辗转周折，年国家文化部从香港重金将其购回，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由于前所未有，当时定的级别很高，为一级品中的甲级，即绝品。只是后来这一银块的真实性却引发众多争议，还成为两汉白银研究中的一大历史悬案。
骑鹿铜俑昭通博物馆藏
此外，朱提地区的铜矿开采也非常早。《南齐书·刘俊传》载：蒙城（今昭通境内）“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可见其规模之大。在东汉时期，本区已成为全国青铜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品以传世朱提、堂琅洗最具代表性。洗是一种盛水之器，类似于如今的洗脸盆，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使用，到东汉时因产于朱提、堂琅两地而得名，按一定规格成批生产，行销于全国各地，收藏也遍及南北，名重一时。朱提、堂琅铜洗上的纹饰工艺精巧，多采用双鱼纹和鱼鹭纹，线条流畅，栩栩如生，寓意“富贵有余”、“吉庆有余”。其款识多为纪年及产地，如“朱提造”、“堂狼造”字样。传世朱提、堂琅铜洗上的纪年始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止于灵帝建灵四年（公元年），都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表明这一个世纪的时间正是朱提青铜文化鼎盛发展的时期，这也与汉代朱提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东汉以后，朱提地区在冶金方面又有一个伟大的创造，那就是白铜的发明。白铜是铜镍合金，《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堂琅县，……出银铅白铜”；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说：“白铜出云南”。后白铜经波斯传入欧洲，称为“中国石”。法国的耶稣会教士杜霍尔德在其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写道：“最特出的铜是白铜，其色泽和银一样，只有中国才有，也只见于云南省。”在重利鼓惑下，欧洲多方研制，直到公元年才提炼成功。可见镍和铜镍合金的发现是云南对世界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朱提文化也在世界文化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