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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姓”是中古时期江东本土士族的统称，其多兴起于汉末，在六朝政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孙吴到东晋，这些士族虽然大多在建康出仕，然其家族重心往往还在乡曲。但进入了南朝之后，他们普遍把家族重心转移到建康，家族成员开始向建康迁徙。在此过程中，作为个体的吴姓士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生活地理空间的变化导致他们在社交范围、价值观念、知识获得等方面都和前代有所不同，而这些不同又直接反映在了他们关于家园认同的文学书写中。在这些转变中，吴姓士人的地方性趋于模糊，逐渐融入都城社会之中。
关键词：都城社会；南朝；吴姓士人
作者：李傲寒，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陈引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5期。
目录
一、吴姓士族向建康的迁移及社交范围的变化
二、都城社会与吴姓士人的知识获得
三、岁暮归何处：吴姓士族故土认同的变化
四、结语
”
中古时期江东的土著世族被称为“吴姓”，或称为“江左旧姓”。自汉末他们就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影响力，晋陆机《吴趋行》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李善注引张勃《吴录》曰：“八族：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也。四姓：朱、张、顾、陆也。”《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条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中亦有“三国之间，四姓盛焉”之说。这些吴姓世族作为江南土著，数代生活于斯，与乡曲的关系较远离故土的侨姓更为紧密，故其谋求仕进的同时，也大多与本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自南朝开始，随着他们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其中不少家族都逐渐把本族的重心置于建康，家族成员开始向建康迁移。这种地理空间的变化对家族内部个体成员的社交范围、知识获取途径和知识结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影响。历南朝四代，在作为个体的吴姓士人身上，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转变。在经过这些转变之后，他们的身份也从乡里领袖变为了京城士人。而这些吴姓士人转变的过程，又是与都城社会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他们逐渐融入都城社会的过程，就是他们转型的过程。
本文旨在探究都城社会对南朝吴姓士人转型的影响，希望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勾勒出两者的关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吴姓士族向建康的迁移及社交范围的变化、都城社会与吴姓士人的知识获得、吴姓士人有关都城和乡曲的文学书写。
一、吴姓士族向建康的迁移及社交范围的变化
吴姓士族作为南方的土著家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经常在京求仕，但与乡曲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孙吴之时，有不少吴姓士族即在建康长期居住，然他们家族的重心仍在乡里，他们不仅在乡里广有田产，部分家族成员也会居住在乡里。及至晋宋，这种家族形态还是比较普遍的，不少家族都在京师和乡里同时拥有田宅，子弟少居乡里，成年后才会到京城。而在他们在京从宦期间，也经常会插手乡里事务，如《宋书·顾觊之传》所载其替子焚券事，《潘综传》所载其乡人秘书监丘继祖、廷尉沈赤黔察其为廉吏事等。可见其虽居京城，依然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影响力。
而及至齐梁之时，吴姓士族渐渐将家族的中心置于京城，家族成员开始向京城迁移。关于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胡宝国在《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一文中有比较细致的讨论。胡氏虽然以侨姓士族为讨论主体，但他将转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南朝皇权的复兴与士族对皇权的彻底依附，这一结论对侨、旧同时适用。而对于吴地旧姓而言，迁居的过程往往又与其家族地位的上升有关。然而对每一个家族而言，情况又略有不同。在迁居的过程中，有的家族因为地位较高，一直以高门自居，主动选择在建康生活；有的家族虽致力于维护与乡曲之间的联系，但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仍然造成了家族分化。
前者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吴郡陆氏陆慧晓支。此支陆氏可谓累世高门，慧晓为晋太尉陆玩玄孙，四世为侍中，时人目之金、张，但其少年时仍居乡里，《南齐书》本传载：“以母老还家侍养，十余年不仕……慧晓与张融并宅……（刘）琎，清介士也，行至吴，谓人曰：‘吾闻张融与慧晓并宅，其间有水，此必有异味。’”后历清显，至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陆慧晓出仕后，在京师购置了园宅，其园宅在临近东冶的汝南湾。《景定建康志》：“汝南湾……齐陆慧晓、刘宅并在湾前。”慧晓有三子：僚、任、倕，《梁书·张率传》：“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可见其子幼时并未还乡，而是长期居住在京邑的。此后陆氏族人多居建康：倕从子厥曾预竟陵王西邸之游；厥弟绛辞官后随父居京邑，遇萧遥光之乱，坐死；从孙云公（云公为厥弟子）自幼便随陆倕在京师游宴，《梁书·陆云公传》：“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既长，好学有才思。”云公子琼更是闻名京师的神童，《陈书·陆琼传》：
琼幼聪惠有思理，六岁为五言诗，颇有词采。大同末，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琼时年八岁，于客前覆局，由是京师号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敕召见，琼风神警亮，进退详审，帝甚异之。
可以发现，此支系在陆慧晓之后大部分家族成员都是定居京师的，在侯景之乱爆发前，很难发现他们和故乡有什么联系，并且似乎其在故乡也没有什么宗族势力，明显他们是将家族发展的重心放在京城。
吴郡张氏张裕支迁居京城的过程是另一种类型。此支张氏最初是颇具地方性的，在本郡势力很强，广有部曲，家族中的部分成员借此依靠军功自达。与陆氏不断强化自己文化高门的形象而留居京师不同的是，张氏一直比较注意保持与地方的联系，但经过数代后，其家族仍与地方渐趋疏离。
张裕之前此支张氏虽为旧族，而位望不显。后张裕因在刘宋建国中有佐命之功而“出内所历，莫非清显”，后因脚疾出为吴兴太守，旋解职归家，本传言其“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以为居止，优游野泽，如此者七年”，俨然地方豪族之态。张裕诸子多自幼生活在建康，言行举止已受到侨姓高门的影响。张裕子演善于清言，为颜延之所赏，后张演子张绪更是风流名士，少时即被张镜称为“今之乐广”，后终老于京师。然此时张氏在乡里还是颇有势力的，张镜弟张永在刘宋时以军事自达，在家乡亦颇有部曲，至其子张瓌时“宅中常有父时旧部曲数百”，后张瓌正是凭借这些人诛杀了企图在吴郡起兵反对萧道成的刘遐。刘遐时为吴郡太守，被诛杀后居然“郡内莫敢动者”，可见张氏在吴郡势力之大。张瓌多以豪强自居，“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余人”，晚年“屡启（齐）高宗还吴”，后终得“归老乡邑”。然其子张率则幼长京邑，以文采自命，少年时就被沈约、任昉等称赏，本传载其“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适值任昉在焉，约乃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由此与昉友善。”率弟盾亦颇具名士风气而甚清贫，“身死之日，家无遗财，唯有文集并书千余卷，酒米数瓮而已”，可见其在家乡已没有产业。张瓌弟张稷虽然与兄长一样以军功自显，但却与本郡联系甚寡，他年少时因为清贫“求为剡令”，显达后曾为吴兴太守，被征为仆射时，途经本郡，“乡人候稷者满水陆。稷单装径还京师，人莫之识，其率素如此”。及至梁陈之际，此支张氏至高位者惟有张种一人（张辩孙），然亦为一士人，且甚贫，本传言其“仁恕寡欲，虽历居显位，而家产屡空，终日晏然，不以为病。太建初，女为始兴王妃，以居处僻陋，特赐宅一区”，与其祖的乡豪面貌已经相去甚远。
张氏渐与本郡相疏离可以说是地方大族在长期两处家居状态下几乎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此支张氏由名位不显到世历显贵后，其家族重心显然是渐渐移到建康的，其子弟受到侨姓高门的影响，亦与乡里社会发生了隔阂。同时做到在京师“少知名”“有清誉”和在家乡“颇营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史传中多次提到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张氏一族中人物的品评，如《南齐书·张融传》：“张氏知名，前有敷、演、镜、畅，后有充、融、卷、稷。”再如《陈书·张种传》：“时人为之语曰：‘宋称敷、演，梁则卷、充。清虚学尚，种有其风。’”从这些评论可见，当时社会主流所认同的，多是自幼生长在建康、颇受名士习气熏染的人士，而安定地方、富有家财部曲的乡里土豪并不被京城人士所肯定，常为清议所讥，这种舆论的引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张氏家族重心的变化。
生活空间的变动必然伴随着社交范围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族人间的相对疏离。对居于地方的大族而言，族人之间的联系颇为紧密，经常共同行动，如《南史·沈庆之传》：“诸沈为劫首者数十人，士民悉患之。”再如《梁书·沈瑀传》：“起为振武将军、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有时家族间会共享资源，《陈书·顾越传》：“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但当其迁居到京城之后，这种族人之间的联系明显疏远了，有些作为一家之主的士人开始主动分家，如《南齐书·张岱传》：“岱初作遗命，分张家财，封置箱中，家业张减，随复改易，如此十数年。”不少家族都不再聚族而居，如陈代沈炯曾上书文帝，请求归养母亲和叔母，他在上表中特意提到是因为叔母的儿孙都已亡故，因此自己也需要赡养叔母，所谓“两家侍养，余臣一人”。如果没有分家，应该不会这样表述。族人间关系的改变与吴姓士族向首都的迁移是相伴相生的，而两者又都可以视作官僚化带来的结果。如果其子弟均能通过比较稳定的渠道在官僚体系中取得禄位以延续家族，那依靠家族的共同的财富积累抵御潜在风险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族人间的疏离在所难免。而当吴姓士族在建康居住的时候，与其居所相邻的可能是侨姓大族，如《景定建康志》：“汝南湾……齐陆晓慧、刘宅并在湾前”。居所的相近促进了他们的交往，如《南齐书·张岱传》记载的颜延之钦敬张镜事：“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议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翳无言声。后延之于篱边闻其与客语，取胡床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宾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复酣叫。”
生活地域的变化同时带来了价值取向的改变，这种价值取向的改变也使得吴姓士族在社交选择上有所改变。纷繁复杂的都城社会使吴姓士人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家族和家族原先生活的地域，因此其追求也有所不同。魏晋之时，士族均特重乡论，这与其能否获得舆论支持和任官资格密切相关。士人大多是先在地方上获得支持与肯定，在乡里拥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后才能取得任官的资格，故士人非常在意自己在乡里的声名和与乡里之人的联结。及至南朝，随着吴姓士人向京城的汇聚，乡论虽然仍有一定效力，但对士人的约束有所下降。因此，士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时会因为个人选择而不顾及乡里情谊。《南齐书·虞玩之传》载：“孔逷字世远，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学。与王俭至交……俭为宰相，逷尝谋议帷幕，每及选用，颇失乡曲情。”王俭一向颇恶吴人，与吴郡张氏、余姚虞氏间多有龃龉，但孔逷为依附他，却不惜损害乡里利益。由此可见，居于京城的吴姓士人与同郡人士间的交往不如在乡里时密切，或者说，其社交圈并不限于同郡，志趣相投和利益需要成为了他们选择社交圈时最重要的考量。南朝时期在建康的众多社交圈都是不限地域的，如萧子良的西邸之游、任昉的龙门之游等，吴姓士族和侨姓士族均可加入其中。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中曾对“竟陵八友”的交往行为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正是这种在都城中形成的文学集团促进了南北士族的融合。在交往的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吴姓士人和侨姓士人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如陆倕与任昉交情甚笃，曾作《感知己赋》，沈约在《怀旧诗》中也对王融、谢朓、庾杲之等人颇为追念。对于长居京城的吴姓士族而言，京城社交圈取代了以地域为纽带的乡里联结，提携后辈的名流也由二陆这样的乡里领袖变为了沈约、任昉这类京城社交圈中的核心人物。
因为三吴的内部差异性，三地士族迁居的进程是有所不同的，吴郡多孙吴旧门，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永嘉之后犹仕宦未绝，且在地理位置上距离建康较近，故迁居较为普遍，其家族风貌的变化也最为典型；而吴兴士族兴起较晚，虽然也有如吴兴沈氏沈林子支那样自宋初就定居京邑的情况，但也有不少族支与乡里关系仍比较密切；而会稽士族虽然在宋齐之时屡有高官，但如山阴孔氏、余姚虞氏等却逐渐趋于地方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吴地江左旧姓之外，有不少渡江之后定居在都城之外的士族，也出现了向建康迁移的现象，如居于江陵、南郡、会稽的高门世族和居于襄阳、京口的次等士族，南朝后期政治、文化生活中，这类人与吴姓人士一起，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向京邑迁徙的过程，就是其家族地位上升的过程。但他们迁徙的时间线和吴地江左旧姓略有不同，往往与某一方镇势力的崛起有关，如京口次等世族的迁徙主要发生在晋宋革命前后，襄阳豪族向建康的迁徙则与元嘉之后雍州势力的兴起有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吴姓士族在向京城迁徙的过程中家族重心和家族成员社交范围的改变。这些改变对于吴姓士族的家族发展模式和家族成员的精神面貌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吴姓士人家族重心的改变使得他们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乡里大族的行为习惯，而这种行为习惯又反过来促进了家族重心的进一步变化，在两者的反复作用下，他们逐渐与乡里疏离。
二、都城社会与吴姓士人的知识获得
在中古士族的发展过程中，学术文化对于门第的保持与延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陈寅恪及以钱穆为代表的新亚学人均从学术文化的角度对士族权力的来源有过阐释。士族往往认为自己的优越性并不在于世代簪缨，而是因为自己拥有学术知识。而在士族看来，学术文化不仅关乎知识，还关乎道德，因此对维持家族稳定和体现自身价值都颇有意义，是家族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自汉末丧乱以来，学校屡次废弛，朝廷在很多时候无暇于教育，中央官学“有育才之名，无收贤之实”。因此，家族多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载体，相当一部分士族的学术知识都是来自家学传承。在文化普及率极低的中古时期，这无疑使得士族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在此背景下，吴姓士族所获得的知识，也同样是来源于家族内部和乡里社会。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虞翻《奏上易注》）
乡里年少，相率受学。道虔常无食，无以立学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资给，受业者咸得有成。（《宋书·沈道虔传》）
这种以家族和地域为载体的学术传播方式使得吴姓士族所秉持的学术往往与侨姓有别。而进入南朝之后，虽然这种以家族地域为中心的文化传承方式依然存在，但随着建康文化中心的繁荣和吴姓士族向建康的迁移，知识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家族和地域的局限，当然，在打破局限的过程中，个体情况有所不同，而南朝“知识至上”新学风的影响、“文学”入仕的发展等均在其中起着关键的引导性作用。在知识传承中家族与地域的局限被打破后，吴地旧姓的重要知识来源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建康的社会资源与社会网络。
与知识传承有关的社会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书籍和名师。而这两类资源，在建康都很丰富。当时的建康许多世代为官的高门士族都拥有大量的藏书，在分割遗产时，书籍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如《宋书·王昙首传》：“兄弟分财，昙首唯取图书而已。”名流如崔慰祖、王僧孺、任昉、江总等人家中也都有大量的藏书。而在吴姓士族中，对于身居高位者而言，在原本藏书颇丰的建康收集书籍进行阅读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如《南齐书·陆澄传》：“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梁书·沈约传》：“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而对于家境比较贫寒的士人而言，入京观书则亦不失为丰富知识的佳径，如《南史·沈麟士传》：“麟士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
与书籍相比，建康所汇集的名儒无疑更为重要。南朝自刘宋以来，历代多重视对中央官学的建设，广招大儒充任学官，尤其是梁武帝不仅多次驾幸国学、策试学子，还屡屡广延明贤执教于国学。除了发展国子学之外，宋文帝和梁武帝还都曾大力扶植学馆。这些学馆一时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如梁武帝在天监四年设立的五馆就吸引了相当多的学生入京求学：“天监四年……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玚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而当时在建康，除了江东本土的学者之外，也有不少北来的大儒，如崔灵恩、卢广等，这些学者的汇集大大丰富了建康的学术资源。
在此背景下，可以发现，及至齐梁，许多吴姓士族虽有家学传承，但依然进京求学，高门可为国子生，余者或入学馆，或入私学。
如以天师道著称的钱塘杜氏，自东晋杜子恭便长于此道，三吴士庶多敬信之。杜子恭的玄孙杜京产，亦专修黄老之术，他长期在会稽始宁县讲学，孔觊、顾欢、孔稚珪等均与之交好，在诸多吴姓士大夫中颇有影响力，永明十年，孔稚珪、陆澄、虞悰、沈约、张融等曾联表荐京产。其子杜栖亦传其业，但同时也颇好儒术，建元年间，京师著名的学者刘前往会稽为武陵王讲学，杜栖“躬自屣履，为生徒下食”，后杜栖前往京师求学，《南齐书》本传：“栖出京师，从儒士刘受学。善清言，能弹琴饮酒，名儒贵游多敬待之。”周颙曾致信京产极言栖之学业精进，竟陵王萧子良也对其大为赏识。杜栖颇通礼学，何胤以之为学士，掌婚冠仪。
再如以精研礼学著称的山阴贺氏亦有入京求学之举。山阴贺氏作为江东著名的儒学大族，自西晋末贺循就开始钻研三礼，《三国志》裴注引虞预《晋书》言其“好学博闻，尤善三礼”。东晋草创，定制礼仪，循有力焉。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山阴贺氏，自晋司空循，至孙道力，曾孙损，玄孙玚，玚子革、季，及从子梁太府卿琛，六世以三礼名家，为南土儒宗。”然及至梁代，山阴贺氏虽依然传承家业，但入京求学者颇多。《梁书·贺玚传》：“玚少传家业。齐时沛国刘为会稽府丞，见玚深器异之……还，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扬州祭酒，俄兼国子助教。”《陈书·贺德基传》：“贺德基字承业，世传礼学……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贺玚和贺德基都有良好的礼学修养，但仍然皆前往京师求学，可见当时建康丰厚的学术资源对吴姓士族的吸引力。
对于家学较为薄弱的士族而言，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前往建康求学就更为重要了——在京师可以接触到乡里社会中无法获得的许多资源，故史籍中多有外地士子游学京师的记载，如《陈书·戚衮传》：“戚衮字公文，吴郡盐官人也……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而当时盐官其实是有乡校存在的，但这些士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学术资源，仍然前往京师求学。
如果说学术资源对吴姓士人的吸引主要体现着对既往学问的传承，那社交网络则是吴姓士人接受新知识和参与新知识产生的重要途径。南朝时期的建康，是各种新兴文学思潮的发源地，京城中所流行的文学样式，代表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如谢灵运自永嘉太守去职后，虽然隐居在会稽郡始宁县，但其在始宁创作的诗歌，却迅速传至建康，通过社交网络引起了众士人的传抄，《宋书·谢灵运传》言其“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在接受大量知识的基础上，新的文学样式也就在其中产生。如齐永明年间，讲求音律对偶的永明体出自竟陵王在鸡笼山附近的西邸，《南齐书·刘绘传》：“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当时在西邸之中的吴姓士人有沈约、陆厥、张融、陆慧晓、张充、陆倕、孔休源等人，他们也都被归入了“京邑人士”这个范畴内。其中沈约、陆厥二人对音律各有自己的见解。陆厥曾致书沈约讨论音律，沈约亦有复书。吴姓士人可以和侨姓士人一同讨论音律，说明此时他们在诗文用韵方面已经趋于相同了，不复有“音楚”之讥。这种变化，与他们在社交中积极学习音律以避免吴语对创作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唐长孺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之异同》中提到了南北之间学风的隔阂，这种隔阂，最终在南朝时被逐渐消解，而消解的关键，就是吴姓士人知识获得渠道的改变。知识获得渠道的改变往往意味着知识结构的变化，随着吴姓士人利用都城的社会资源和社交网络获得知识，他们在知识结构上与侨姓士人之间的差异渐渐不是那么明显了，对于长期在京城生活的吴姓高门而言，西晋吴姓士人入洛时遭遇的知识隔阂在他们身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地方进入京城的次等士族而言，他们地位的上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乡里或家族中获得的文化教育，但当他们进入京城后，他们的子孙往往也会迅速融入京城的文化环境中。南北士人间的隔阂，最终在都城社会中渐渐瓦解。
三、岁暮归何处：吴姓士族故土认同的变化
西晋灭吴之后，有不少吴姓士人至洛阳求仕，他们的作品中常有去乡怀土之叹，如张翰的《思吴江歌》，陆机的《怀土赋》《思归赋》《吴趋行》，陆云的《与陆典书》《答车茂安书》等。他们日夜思念的故土就是体现家族荣耀的郡望所在，亦是其早年生活的乡里。及至南朝，吴姓士族虽仍以郡望自矜，但其在主观上认同的“家”却从先祖生活的吴地变为了京邑。如果说生活空间和知识获得渠道的变化都是从外在的、物质的角度显示着吴姓士族在南朝的转型，那通过诗文所展现的吴姓士族故土认同的变化则验证了这种变化同时发生在精神层面。
自普通元年到普通三年，陆倕屡有外任，先是在南徐州为云麾晋安王长史，后又为寻阳太守、行江州府州事。陆倕此前曾担任吏部郎，参选事，本失意于外任，兼之在寻阳太守任上又有不快，故多有思乡怀归之叹，其《思田赋》正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岁聿忽其云暮，庭草飒以萎黄。风飗飗以吹隟，灯黯黯而无光。独展转而不寐，何增叹而自伤。于是踟蹰徙倚，顾景兴怀。魂茕茕以至曙，缀予想于田莱，彼五亩其焉在。乃爰洎乎江隈，出郭门而东骛，入溆浦而南回。尔乃观其水陆物产，原隰形便。林薮挻直，丘陵带面。临九曲之回江，对千里之平甸。风去其已开，日登桑而先见。听啁唽之寒鸡，弄差池之春燕。临场圃以筑馆，对轩而凿池。集游泳于阶下，引朝派于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杂青莎之靃靡，拂细柳之长枝。感风烛与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胸而无心，必行难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绝仁以弃智。忽学步而学趾，又追飞而厉翅。瞻鹿囿而窃高，仰疆台而慕义。历四时于游水，驰三稔于申臂。望归流而载怀，情郁悒其何置。
小赋依次写下岁暮不归的感怀、对故园的想象、仕宦中的艰难、去家日久的忧郁，其开头描写秋冬时节寒冷凄清之状的句子“岁聿忽其云暮，庭草飒以萎黄。风飅飅以吹隟，灯黯黯而无光”，可以使人联想到陆机《思归赋》的起首“节运代序，四气相推。寒气肃杀，白露沾衣。嗟行迈之弥留，感时逝而怀悲”及陆云《岁暮赋》中关于秋冬之际万物萧瑟的描写“时凛戾其可悲兮，气萧索以伤心。凄风怆其鸣条，落叶翻而洒林。兽藏丘而绝迹兮，鸟攀木而栖音。山振枯于曾岭兮，人怀惨于重襟”。岁暮思归，本来就是魏晋文学中的常见主题，陆机陆云兄弟羁旅游宦，故对这个主题更是多有涉及。而陆倕赋中写自己因思乡而辗转不能寐的句子“独展转而不寐，何增叹而自伤。于是踟蹰徙倚，顾景兴怀。魂茕茕以至曙，缀予想于田莱”，亦在陆机的《思归赋》中有可以对应的书写：“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昼辍食而发愤，宵假寝而兴言。”在反复叙写岁暮伤怀之后，陆倕笔锋一转，开始惦念起故土的田园。与现实中的萧瑟不同，想象中的田园是属于春天的，到处充满着勃勃生机。这种与现实进行对照的想象，也存在于陆机的《怀土赋》中“念庭树以悟怀，忆路草而解颜。甘堇荼于饴茈，纬萧艾其如兰”，而这样的描写显然不符合现实，陆倕的故园此时不会春意盎然，而陆机故乡的恶草也不会化为芝兰，这些文本中呈现的画面，显然来自透过情感滤镜的投射。
陆机入洛之后，久违故土而仕宦曲折，故其作品中常常通过繁复的叙述层次反复渲染浓重的乡关之思，其《怀土》《思归》《行思》诸赋都是如此。陆倕此赋，亦是采取这种结构，而在具体描写上又多有承袭。这种异代同调的呼应，显示了相近的情感。然而，虽然陆倕与前辈在情感上相近，其情感的现实指向却是不同的：陆倕所怀念的故园并不在陆氏郡望所在的吴郡，而是在作为南朝都城的建康。其“望归流而载怀”句，言所思之地沿江水可达，故当为建康。类似的例子还有谢朓的“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从诗题中显然可见其中的方位信息，是在自新林到板桥的途中回望建康；及谢灵运《撰征赋》中行至广陵所写的“怨归流之难濯，羡轻魵之涵泳”，亦是经冶城、石头、江乘之后回望建康所感。而《思田赋》中所写“乃爰洎乎江隈，出郭门而东骛，入溆浦而南回”也明示了陆倕想象自己沿着长江一路向东，至石头津附近进入秦淮，然后向南至汝南湾附近的故宅中。其实陆倕幼年时曾在吴郡生活，然其对建康的归属感却如其祖辈对于吴郡一样强烈。这种强烈的归属感当源于其少年时就活动于建康的文士群中，深受都城学风的影响，故自认为是京邑人士。可见当吴姓士族逐渐融入建康社会，其乡土认同亦在发生着改变，他们怀念的故园，已经逐渐从其郡望所在变成了其生活交游的都城。
正因为如此，当吴姓士人的乡土认同发生变化时，他们不再以辞家游宦为苦，即使岁暮不能返乡，居住在建康城郊的别业里也颇为逍遥自在。如朱异的《田饮引》即是写其在岁暮同宾朋悠游饮宴，全诗节奏颇为畅快，充满自得之感，毫无陆机在《思归赋》中对于时序的敏感焦虑：
卜田宇兮京之阳，面清洛兮背修邙。属风林之萧瑟，值寒野之苍茫。鹏纷纷而聚散，鸿冥冥而远翔。酒沈兮俱发，云沸兮波扬。岂味薄于东鲁，鄙密甜于南湘。于是客有不速，朋自远方。临清池而涤器，辟山牖而飞觞。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闲谈希夷之理，或赋连翩之章。
朱异作为梁武帝后期的重要权臣，在建康有多所宅院，极尽奢靡。在诗中，他特别提到自己的居所“面清洛兮背修邙”，极力渲染他的园宅位于在当时权贵聚集的青溪、潮沟一带，将其视作一种身份的体现。朱异年少时虽曾居于钱唐乡里，但其在都城的如鱼得水使其迅速融入建康社会。据年在陕西泾阳县出土的《周故司成大夫杨州刺史朱使君墓志》，知其第七子干在侯景之乱中远赴江陵追随元帝，而其妇袁氏则携其第八子辗转避难，最终留居会稽。可见朱氏才经两代，就已经将京城作为家族归属之地，在京郊经营园宅的同时并未在钱唐广置产业。梁陈之时，如此选择的吴地旧姓颇多，他们一般不再像晋宋时的前辈那样虽在建康为官，但仍然在故乡投入大量资金置业，而更愿意在京邑购置大量产业，如梁时贺琛就在资金充裕后在京师“买主第为宅”；陈时孙玚宅在青溪大桥之东，而其居则“颇失于奢豪，庭院穿筑，极林泉之致”。
素与陆倕交好、曾赏识过朱异的沈约，作为齐梁之际的重臣兼名士，亦在建康郊区有园宅。萧齐永明之后，道属昏诐，沈氏仕途屡有波折，位于淮左的郊园带给了他一定的心理安慰，其《行园诗》即是写其岁暮在园中游赏，看到“寒瓜方卧垄，秋菰亦满陂。紫茄纷烂熳，绿芋郁参差。初菘向堪把，时韭日离离”，虽为深秋，却无萧索之态，全然是一派丰收之景，沈氏对此颇为满足，因此发出了“荒渠集野雁，安用昆明池”的感叹。沈约入梁之后，位望通显，又在钟山附近的燕雀湖畔购置了园宅，以此作为终老之地，并于天监六年写下了《郊居赋》。在这篇作品中，沈约亦把这座自己精心选择的郊园作为岁暮所归之处，言“路将殚而弥峭，情薄暮而逾广”，于是“咏希微以考室，幸风霜之可庇。尔乃傍穷野，抵荒郊，编霜菼，葺寒茅。构栖噪之所集，筑町疃之所交”。然此时之岁暮并非完全实写，更多的是指自己已至暮年，欲将东郊的园宅作为栖迟之地。沈氏在赋中亦曾提起过陆机“陆兴言于世网”，是为用陆氏“世网婴我身”之意。陆氏以离乡赴京为进入世网之中，但沈约将退隐于京郊的园田视为脱离世网。这固然是因为两者的人生规划是有所差异的。
沈约欲终老京师，固然有和陆倕、朱异相似的原因，如恋栈不肯去位、维持京城交际圈等等。但《郊居赋》的文本也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深层的原因，沈约在赋中花了不少篇幅追溯了自己的家族的历史，其中，他特意提到了祖父沈林子见用于刘裕后迁居京城之事：“迁华扉而来启，张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以此作为自己家族的重要转折，而在《宋书·自序》中，他也曾提到此事。在沈约看来，这是家族仕宦通显的开端。沈约出自吴兴沈氏，而吴兴郡在南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多盗贼、好巫术著称，吴兴大族中多有率部劫掠乡里和信巫淫祀之举，因此颇遭高门鄙视，而沈约所在族支遭遇的两次劫难或多或少与吴兴地方风气有联系。第一次劫难是因为沈约高祖沈穆夫崇信天师道，追随孙恩作乱，导致几乎阖门被诛；第二次是沈约的父亲沈璞因卷入太初之乱被杀，而刘劭因为巫蛊之事，对吴兴人颇为亲近，其宠幸的严道育、沈怀兴等人都是吴兴人。吉川忠夫曾经在《六朝精神史研究》中推测沈璞颇得刘劭信任可能也与此有关。因此，对于祖先得以离开吴兴被赐宅京邑和自己在京郊立宅，沈约是有一定的自得在其中的，在他看来，家族离开被普遍认为民风不佳的吴兴而定居京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家族地位的上升。因此，自己和子孙得以留居京师，就是对家族光荣的延续，这与陆机渴望的年迈之时落叶归根，“辞官致禄归桑梓，安车驷马入旧里”，当然是不同的。沈氏虽然亦在吴兴有所经营，但这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在沈约的意识中，其家族的荣显还是要在建康实现的，因此他对建康表现出了强烈的归属感，希望暮年可以在建康郊外的小园中度过。
从齐梁以后吴姓士人的创作中不难发现，随着他们的家族向建康的迁徙及其社交圈和知识来源的变化，他们已经把建康作为“故园”，作为心灵归属，作为终老之地，这种意识变化的背后，是家族经营重心和郡望所在的分离，在此过程中，他们身上的地方性特征渐趋模糊，逐渐融入了建康社会。
四、结语
围绕着建康社会在吴姓士人转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探讨了三个问题：吴姓士人向建康的迁移及在此过程中社交圈的变化；建康学术资源和社交网络对吴姓士人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获得途径的影响；“岁暮归何处”背后吴姓士人对于建康的心理认同。前两个问题可以看作是对转型推动力的探讨，后一个问题更近于对结果表现的描述。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效控制乡里和通过传承家学以保存文化是士族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依凭这两点，士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独立于国家权力的资本。而吴姓士人将家族重心置于建康及其在此过程中知识来源的改变，则是对这两条优越性进行了消解：家族重心的改变，使其对乡里的控制下降；通过中央官学和以权臣贵戚为中心的社交网络获取知识，则意味着其家学在知识传承的过程中重要性相对下降。这两点的转变逐渐削弱了吴姓士人的独立性，使其由兼具维护乡里和传承文化双重责任的乡里领袖，逐渐转变为了积极融入建康社会的风流才士，而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命运和国家的联系也愈发密切。
当然，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吴姓士族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中央化倾向，但其过渡性的特征还是相对明显的，他们和乡曲之间还没有完全失去联系，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死后往往会回乡安葬，关于这一点，胡宝国在《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中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可以说，这种对以往习惯的延续是过渡性特征的显著表现。
为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