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视角，有小、中、大三种。
小视角，比如钱锺书与聂绀弩之诗文论争。
据罗孚说，钱锺书曾赠文怀沙诗一首，有一联写的是：
非阡非陌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非阡非陌非道路”一句，典出《南齐书·张融传》。张融在《门律自序》里写道：
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
“亦狂亦侠亦温文”一句，则是借用清人龚自珍的文笔：
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聂绀弩在文家看到此诗，第二天就送来了一首七律《题〈宋诗选注〉并赠作者钱锺书》，诗曰：
诗史诗笺岂易分，奇思妙喻玉缤纷。倒翻陆海潘江水，淹死一穷二白文。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吾诗未选知何故，晚近千年非宋人。其中“真陌真阡真道路，不衫不履不头巾”一联，正是应和的“非阡非陌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
而后，钱锺书知晓了此事，对此颇有微词，他说：
数十年前文君殷勤攀结，强我赠诗，我因窃取龚定庵句（“亦狂”云云）而以张融语为出句。是所谓聂君之联实出于我（或与我暗合）。此文于出典既不尽不实，又与事实乖违，想系为文君所误。我不存此应酬牵率之诗，即归之聂君可也。如原联出于我，则我该打手心也；试思“道路”二字平行连绵之词，“头巾”则“头之巾”，二字而为主属之一词，岂可作对乎？
有趣的是，在钱锺书批评聂诗的十多年前，聂绀弩在写给舒芜的信中说：
钱锺书能一眼看出某人所作出自某人，据我的经验，也只是信口而出。他说我的诗得力于黄道周，真是鬼话。明末姓黄的我知道一个黄星周和他的一首诗，就是你介绍的那一首，后来又在明末遗民集中碰到过（还碰到几个桐城老乡）。至于黄道周，远不如李卓吾、金圣叹那么熟悉，几乎连有没有此公也不知道。钱公真是读了一肚子诗，装满了一肚子统绪之类，见到谁的诗就能立刻看出它像谁的什么，这自然是一种本事，但要以之论尽天下，却很有危险的。
当世博览群书如钱锺书者不多，但喜好臧否如钱锺书者不少。
钱夫人杨先生说，你们是读得太少，想得太多。
中视角，比如张居正评百姓立毁生祠一事。
时任万历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在给苏松巡按的信中记叙了周如斗的故事：
嘉靖间有周如斗者，巡按苏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誉，将应征钱粮既请停免。士民悦之，为建生祠。奏留再历，遂超陟苏松巡抚。及为巡抚，则钱粮征发，百责攸萃，不复能行其宽贷之政。将以前免停逋赋，复行征派。于是士民怨之，毁其生祠。
张居正对此总结说：
欢虞之术易穷，众庶之欲难厌也。况此中人情叵测，众庶难调。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庶得无咎无誉耳。
当然，张居正是肩扛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大阁老，他的此番言论自然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
然而，百姓给地方大员立生祠一事，究竟是出于一己私欲吗？
有明一朝最出名的哲学家是王阳明，他有个朋友也是哲学家，名字很好听，叫湛若水，对此评论道：
生祠非古也，其衰世之志矣乎？
有民盗者在民，将曰：“时盗曷去？”诸计之已几日几月几年矣。“其久割我矣。”其去也，民将相率逐盗焉，且掷之石，且扫之迹。惴惴焉，惟恐其复来尔也。
湛若水认为，古时的官员尚德，所以百姓不知其善。今日的官员尚力，而百姓终于醒悟，大搞生祠，不过是在纪念一个时代的腐朽而已。
以上明朝官场诸事，皆载于美国学者施珊珊的论著《小天命》一书。
如此看来，老子所言非虚：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大视角，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序言中所说：
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
对尼采而言，绝对客观的事实真相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可企及，因此客观知识也就不再可能。
就这样，后现代人一下子回到了康德之前，回到了休谟的时代，甚至于回到了高尔吉亚的时代。
据说，休谟的哲学著作之所以开始获得大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