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接上之前的文章，继续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自觉确立时期，
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莫基时期，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东观汉记》与《汉纪》两书。《东观汉记》是东汉一代自光武帝至灵帝时的史书，是太史令官修的史书。前后经班固、李尤、边韶、马日禅等数次断续。草成后，汉桓帝曾诏令蔡琶修之，而蔡邕则因涉及董卓谋叛而获罪，他曾自请刖足以允其修撰史书，但司徒王允怕他写谤史，故不仅不许，还杀了蔡进。故《东观汉记》始终是一部不太完整的书，但在当时仍能与《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汉纪》则是荀悦所作。《汉纪》发展了《春秋》、《左传》的体例，开创了编年体断代史体例，这是荀悦对史学的一个贡献。因在其之后有晋人袁宏作《后汉纪》，所以此书亦称《前汉纪》。此外，这时期尚有七种散佚的“汉书”，再加上东汉人赵晔著《吴越春秋》，无名氏撰《越绝书》，又开创了编写地方志的先例。所以将汉代作为中国史学的确立时期，应当是非常之精当的。
《东观汉记》汉以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籍数量急增，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成书的。《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中纪、传九十卷，是南朝宋人范哗撰写;志三十卷则由晋人司马彪所撰。《后汉书》记载了东汉一代的史事。其体例基本上同于《汉书》，但没有“表”，“志”缺《食货》、《艺文》、《河渠》。人物传记中既有论，又有赞。列传人物以类相从，不以时代为序。司马彪所撰的“志”，则集中保存了东汉一代典章制度的史料。《三国志》六十五卷，是晋朝时的陈寿所撰。陈寿在蜀汉时，曾任蜀观阁令史，因不愿附和宦官黄皓，屡遭遣黜。西晋王朝建立后他任著作郎，官至平阳侯相。
《后汉书》时人称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三国志》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其体例仅设纪、传，而无志、表。该书叙事简要，剪裁得当，后人将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为“前四史”。《宋书》一百卷，是南朝时梁人沈约所撰。他是一位诗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从记言官一直做到尚书令。沈约在《宋书》中记载了南朝刘宋一代的历史，其体例有纪、传、志，无表。志中又缺《食货》和《艺文》。《宋书》的特点在于保存的史料较丰富，但叙事好忌讳;又因沈约作为一名诗人又是齐、梁间的文坛领袖，故偏重文人历史，书中多录文章辞赋。这也可以说是《宋书》的一大特色。《南齐书》六十卷，是南朝梁人萧子显撰写。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很有才学。齐亡后，虽然梁武帝颇器重他，但萧子显作为亡国之人不免优谗畏讥。
于是他发愤而著《南齐书》。《魏书》一百三十卷，由北齐人魏收编撰。魏收出身官僚家庭，以才学著称，故深受朝廷重视，被委命修撰国史。魏收作《魏书》时，在北齐为官者中有很多是北魏大官僚的子孙，他们为了能给自己的祖先写篇好传，往往向魏收行贿，故时人多攻击魏收给行贿之家作好传，于是《魏书》又有“秽史”的名声。但《魏书》在记载南北朝时北魏一代的历史时，其编撰体例有其独到之处，如新创了《官氏志》和《释老志》。《官氏志》记录了鲜卑统治集团诸部姓氏名称由来和所改汉姓名称以及有关官制;《释老志》则评述了佛教的起源及北方佛教的流传情况，并保留了北魏王朝对待佛教政策的许多有关材料，它对研究我国佛教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除上述五部正史外，比较突出的史学著作还有西晋常凉的《华阳国志》，它记载了巴、蜀开国以来的历史，提供了研究四川地方古史不可缺乏的史料。此书之所以名为《华阳国志》，是因为四川为古梁州之地，而《禹贡》中则有云“华阳黑水惟梁州”之故。另外，西晋谁周的《古史考》，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也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