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刘歆编《七略》立“杂家”类，后世多以为该类目收书不当，理由是杂家不杂，里面收录的书大多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或政治倾向。殊不知，《七略》立“杂家”一类，不仅因为这类书思想驳杂，更是因为这类书都是采摭群书而成，内容来源驳杂，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都是这类性质的书。
所谓“采摭群书”，就是抄录和编排他书资料，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都是涉嫌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如《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取自《月令》，《至味篇》取自《伊尹书》，《当染》篇几乎原封不动地抄录《墨子》卷一《所染》，《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苍子》所载略同。《吕氏春秋》还大量引用老庄之言，许多史实来源于《庄子》，如《贵公》《贵生》《当务》《诚廉》《慎人》《必已》《观世》《离俗》《审为》等篇引用了《庄子》的许多故事。《圜道》论“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直接取自《庄子·天运》的“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庄子·在宥》说“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吕氏春秋·圜道》就说：“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吕氏春秋·贵当》所称“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就是《庄子·骈姆》“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可续”思想的翻版。《吕氏春秋·执一》“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为国之本在于为身”与《庄子·在宥》“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吕氏春秋·任数》“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与《庄子·天运》“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何其相似！《吕氏春秋》有的话更是直接取自《老子》，如《乐成篇》“大智不行，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取自《老子》第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制乐》篇“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取自《老子》第五十八章“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这些都是《吕氏春秋》采摭群书的证据。其他如《淮南子》，仿《吕氏春秋》成书，博采众说，分诸部类；刘向《新序》、《说苑》也是率取古说，分类条列。
“采摭群书”是古代成书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史书的编撰，它不可能像文学作品那样完全凭借作者个人的想象和创造性思维来完成，而是必须建立在前代史料和史书的基础之上。但因为涉及对其他图书文献内容的抄录和编排，必然会引起著作权关系的纠葛。以《汉书》与《史记》的关系为例，有学者认为，《汉书》没有抄袭《史记》，而是在《史记》等系列史料的基础上编述出来的新作品，如葛剑雄先生在就某教授涉嫌抄袭事件接受《重庆晨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从书名上就声明了是对《资治通鉴》的‘重新编排’，怎么能说是‘抄’呢？班固同样没有‘抄’司马迁。说《汉书》抄了《史记》，只能表明对历史学的无知。”[1]
但古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汉书》抄袭了《史记》，如宋代学者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讥讽说：“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2]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甚至这样批评班固：“郑渔仲《通志·总序》不取班固作。西汉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后，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书。固为彪子，既不能保其事，又不能传其业，其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3]清人赵翼也颇嫌《汉书》“多用”[4]《史记》原文。
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5]中，以翔实的事实说明《汉书》篇中袭用《史记》者（实包含采取一些资料者）有61篇，并详述了袭用的各种情形。
第一，从袭用的范围来看，分以下几种情况：①有《汉书》某一篇袭用《史记》某一篇者，如《汉书·张耳陈余传》袭用《史记·张耳陈余传》。②多有《汉书》某一篇袭用《史记》某二篇以上者，如《汉书·张陈王周传》袭用《史记》之《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三篇。《汉书》某一篇袭用《史记》某几篇时，有袭用的比重比较平均的，如《汉书·萧何曹参传》袭用《史记》之《萧相国世家》与《曹相国世家》相当。也有以一篇为主，其他篇为补的，如《汉书·高帝纪》主要袭用《史记·高帝本纪》为主，也多少袭用了《项羽本纪》。③有《汉书》某二篇以上袭用《史记》某一篇者，如《汉书》之《张汤传》《杜周传》《酷吏传》共袭用《史记·酷吏传》。
第二，从袭用的程度或篇幅来看，又有以下几种情况：①全文袭用者。如《汉书·司马相如传》，除个别字句有所增减外，长达七、八千字全都抄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赞语”亦袭用《史记》列传的“太史公曰”，只是删去了最后的一句话。《汉书·郊祀志》除去开头一段序论与昭帝以后部分，其余都是袭用《史记·封禅书》。《汉书·荆燕吴传》论荆王刘贾、燕王刘泽，亦是袭用《史记》相应的“太史公曰”。《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形式上虽有单传、全传之差，但其文字则抄自《史记》相关的部分。②基本袭用者。如《汉书·吴王濞传》基本上是照抄《史记·吴王濞列传》。《汉书·韩安国传》基本上袭用《史记·韩长孺列传》。《汉书·司马迁传》基本上袭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汉书·文帝纪》基本上是袭用《史记·孝文本纪》。《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亦基本袭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惠景间侯者年表》的有关部分而成。③部分照抄而又有所增删、新添、改动。如《汉书·李广传》基本袭用《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有关文字，但有所增补，而其所附《李陵传》，则是重新写作。《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基本上袭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稍有增写、删改。《汉书·公孙弘传》基本上袭用《史记·平津侯传》，而又有所增补续写。《史记·西南夷列传》主要记西南夷七国的地理情况与汉朝的关系。《汉书·西南夷传》基本袭用《史记》的有关材料，然后续写而成。
《汉书》与《史记》的关系问题及《吕氏春秋》等“杂家”类图书的成书过程，用今人的眼光来看，确实涉嫌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都不成为问题，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中国古代文献生成的一种重要方式——编述。
宋代学者周密在总结《汉书》与《史记》关系时说：“班孟坚《汉书》，大抵沿袭《史记》。至于季布、萧何、袁盎、张骞、卫、霍、李广等赞，率因《史记》旧文稍增损之，或有全用其语者，前作后述，其体当然。至如《司马相如传赞》，乃固所自为。”[6]这里周密提出了“前作后述”的说法。所谓“述”，即编述。《说文》解释为：“述，循也。”但这种因循并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所创造的继承。它要求述者对前人的作品有个消化、吸收、领会的过程。在领会的过程中，可能还有所增益，使之更加完整；或有所删订，使之更正确。而对于那些隐晦的道理，还要作一番探微素隐的工作。《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遵循的正是“编述”的方法。它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内容兼儒墨，合名法，集众家之长，涉及治国、哲学、政治、道德、军事、艺术、经济、历史，甚至做人、养生等各方面，各篇都有精心拟定的标题，在体例上整齐有序。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也曾大量参考引用先秦古文献。据今人张大可先生在《史记研究》一书中以《史记》本书考校，司马迁所见古书即达种，其中“六经”及训解书23种，诸子百家及方技书52种，历史地理及汉室档案20种，文学书7种。他凭借古代已有的文献典籍，用裁剪、熔铸的方式加以改编，使之成为贯通古今的通史。例如，他依据《尚书》写成夏、商、周《本纪》；依据《左传》和《国语》写成列国《世家》；依据《论语》写成《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其他如《孟荀列传》、《老庄申韩列传》，也都是从诸子百家的书里，通过提要钩玄的工夫总结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班固也只是编述了《史记》的相关内容，算不得“抄袭”。
其他历代“正史”的编撰也无不采摭和借鉴前人的史作，如范晔《后汉书》之前，已有不下十部有关东汉历史的著作，如东汉刘珍等奉敕修撰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人谢承《后汉书》、晋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还有薛莹《后汉记》，张莹《后汉南记》、张璠《后汉记》、袁宏《后汉记》等。范晔《后汉书》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再以华峤《后汉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各家之长。陈寿撰《三国志》以前，也已出现了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等。《三国志》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房玄龄等人的《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沈约《宋书》参考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递撰的65卷本《宋书》，对之进行了增删补订甚至直接沿用。萧子显《南齐书》之前，已经有沈约《齐纪》、刘陟《齐纪》、吴均《齐春秋》和江淹《齐史·十志》等可资参考。姚思廉《梁书》依据的材料有谢昊的《梁书》、许亨的《梁史》、刘璠的《梁典》、阴僧仁的《梁撮要》、萧欣的《梁史》等。姚思廉《陈书》的史料来源除了其父姚察所编旧稿外，还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魏收《魏书》采摭北魏邓渊《代记》、崔浩《国书》（一称《国记》）编年史、李彪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之外，还参考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李百药《北齐书》在其父李德林旧稿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王劭《齐志》、崔子发《齐纪》、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等成果。令狐德棻《周书》的撰写参考了西魏史官柳虬等所写的官史、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以及唐初征集的家状之类。魏征等《隋书》参考吸收了王劭《隋书》的有益部分。李延寿《南史》直接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北史》则以《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为基础删订改编，同时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刘昫《旧唐书》参考了吴兢、韦述等人的《唐书》、贾纬《唐年补遗录》等内容。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借鉴了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史作。薛居正《旧五代史》的编撰以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为底本。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材料多本自《旧五代史》，兼采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脱脱等《宋史》以宋朝编年体实录和纪传体“国史”为基础，还参考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私家撰述；《辽史》有辽耶律俨的《辽实录》、金陈大任的《辽史》和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可资参考；《金史》除依据张柔所献金实录外，还参考了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宋濂修《元史》有《皇朝经世大典》《元典章》《后妃功臣列传》可供参考。张廷玉《明史》是参考了官修的《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私撰的明史，如万斯同《明史稿》、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赵尔巽《清史稿》参考了《国史列传》《东华录》等成作。
除参考别家既成的史学著作外，历朝起居注、实录、奏议、诏令、时政记、日历、律令、会要等官方档案史料，以及历代碑记、志铭、谱牒、笔记、逸史、文集等私家资料，更是历代史书编撰的主要资料来源。从史书的成书规律来看，史书的撰著是一个长期性的累积过程，涉及作者众多，且采摭前人已有成果是普遍现象，因而势必引起非常复杂和纠葛的著作权关系。
参考文献：
[1]屈弓．两场官司引出学术爆料．重庆晨报，-02-03-A11.
[2]（宋）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
[3]（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中．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书》移置《史记》文．北京：中国书店，：15.
[5][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75.
[6]（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0·史记多误．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明杰，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文献学和中国图书文化史。近十余年来，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项；著有《宋代版本学研究》《中国出版史（古代卷）》《中国古籍版本文化拾微》《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简明古籍整理教程》《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镜头下的民国教育（-）》等，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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