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夏汉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院宋代文学与文学地理学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词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江西省文联委员、江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江西省文艺学会会长等。研究方向为文学地理学、宋代文学与江西地域文化等。
中国诗歌自诞生之日始，就烙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众所周知，中国有一部开创古代诗歌创作源头的诗集——《诗经》，这部诗集就与地域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十五国风，更鲜明地涂抹上了当时十五个诸侯国的“地方”色彩。可以这样说，十五国风与地域有着“血肉难分”的关系，这也使得《诗经》的地域性特征得以凸显。从地理的角度观察，《诗经》应该是中国诗歌地理的源头。???????
一有学者将十五国风（也就是将这十五个不同地域的乐歌），分成了五大诗歌区域：一是南区（《周南》《召南》《陈风》），其中二南主要在南阳（今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和南郡（今湖北江陵）一带（二南后来被楚国所吞并，所以有学者一般认为《周南》、《召南》当为《楚辞》之源），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多为女性劳动、恋爱和思夫等，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写礼俗的，如庆祝新婚、恭贺多子等等。陈地主要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和安徽亳县一带，其作品多半与恋爱婚姻相关。二是西区（《秦风》《豳风》），秦原居甘肃天水，后来逐渐东扩，并占据陕西一带，平王东迁之后，西周王畿和豳地均归秦。豳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秦风》中的作品以尚武精神和杀伐之音为多。宋朱熹在《诗集传》卷六中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豳风》则主要表现的是豳地农家生活，反映农夫辛勤劳作的情景，其作品《七月》，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三是北区（《魏风》《唐风》），魏的地域范围在今山西芮城一带，唐的地域范围在今山西中部，后称晋。宋朱熹在《诗集传》卷五中云：“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对于唐风，朱熹在《诗集传》卷六中是这样评说的：“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四是中区（《邶风》《墉风》《郑风》《卫风》《王风》《桧风》《曹风》），邶和墉皆为卫邑名，故同属一地；郑的都城在新郑，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河南郑州一带；卫的地域范围在今河北磁县、濮阳，河南安阳、淇县、汲县、开封、中牟等地；王即为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迁至洛邑，即今河南洛阳一带；桧的故都在今河南密县与新郑之间，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密县、新郑、荥阳一带；曹建都陶丘，即今山东定陶西北其地域范围在今山东菏泽一带。关于这些地方的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前代学者多有论述。五是东区（《齐风》），齐的范围主要在今山东中北部，建都于临淄。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是这样描述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故《齐风》善于夸饰，宽缓阔达，节奏疏宕。十五国风这种地域特色的形成，当与那个时代的采诗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子就曾指出：“《邦(国)风》，其内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1]此后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2]“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3]“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4]而这种采诗制度对后世仍有影响，如秦、汉时期就延续了这种采诗制度，并在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官署——乐府。后人把这些经过搜集整理的诗歌称作“乐府诗”。“乐府诗”也是继《诗经》《楚辞》之后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由于“乐府诗”有不少作品是采集于民间的歌谣，因此在诗歌文本上，这些作品都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一样，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正如班固所言：“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5]所以，从这个层面上看，《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乐府诗”。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部与《诗经》并称的的诗集，这就是《楚辞》。这部诗集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诗经》十五国风中，人们竟然寻找不到“楚风”的“身影”，这不能不让许多人感到疑惑。为此，历代学者对这个疑问都作了探索，并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当属《周南》《召南》即为南方之作（这“南方”自然包含了楚地）。毛亨在解读《周南·汉广》时是这样说的：“《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6]朱熹在解释“二南”时也曾说：“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7]毛、朱二人均认为“二南”所收作品，大多产生于南国，而且其中部分篇章也带有“楚味”，这似乎也可看成是楚歌之代表，但是绝对不能以楚风名之。即便如此，“二南”的风格及特征，都对后来《楚辞》的出现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当是毋庸置疑的。元人祝尧就曾明确地说：“然骚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楚乃有骚，何邪？愚按，屈原为骚时，江汉皆楚地，盖自文王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其民被先王之泽也深。风雅既变，而楚狂‘凤兮’之歌，沧浪孺子‘清兮浊兮’之歌，莫不发乎情，止乎礼义，而犹有诗人之六义，故动吾夫子之听。但其歌稍变于诗之本体，又以‘兮’为读，楚声萌蘖久矣。”[8]正因为《楚辞》与“二南”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楚辞》在文本上同样深深地烙上了地域的印记。关于这一点，宋人黄伯思在《校定楚词序》中认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9]黄伯思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楚辞》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地域特征，而这种地域的特征实在就是对《诗经》十五国风地域特征的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还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距今余年前，中国诗人的创作就与地域有着自觉而又密切的关系，地域性特征已然成为他们诗歌作品中的重要元素或标志。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诗歌在进入诗人个体创作之初始，就与地域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楚辞》的诞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代诗人与地域的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就如同文化基因或文明密码，牢牢地附着在诗人的灵魂中，并形成了诗歌创作传统。这种传统绵延数千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创作。中国的古代诗人，一路行走，一路创作，他们的作品既留下了诗人行走的足迹，同时又在他们的作品中，深深地刻下了山河江湖、城市乡村的印记。像这类事例在中国历代诗人的作品中真可谓俯拾皆是，举不胜举。在这里仅仅看一些诗人诗作的题目，便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如：谢灵运《入彭蠡湖口》、李白《望庐山瀑布》、苏轼《初入庐山三首》、陆游《游山西村》、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等等，这些自然景观经过诗人生花妙笔，便成了魅力无穷的文学景观。再如王勃《滕王阁》、王之涣《登鹳雀楼》、崔颢《黄鹤楼》、欧阳修《寄题沙溪宝锡院》、苏轼《题西林壁》、黄庭坚《登快阁》等作品，原本这些人文景观或许很普通，但是，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后，这些看似普通的人文景观，便增添了一层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从而使得这些人文景观，演变成为著名的伫立在城乡山林之间的诗意浓郁的文学地标，虽然历经数千年，这些地标建筑多有损毁，但是，对于这些地标建筑，历代都极为重视，往往是屡毁屡建，从而使得这些地标建筑永远存续在广袤的大地上，同时也永远伫立在人们的心间。
二
我们说，《诗经》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地域视角，是因为《诗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因此，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在解读或评论《诗经》时，特别是在解读或评论国风时，很自然地就会将目光聚焦在地域上，换言之，以地域的视角来阐释《诗经》，这已是先秦、两汉评论家们所采用的重要批评方法之一。也正是从他们的《诗经》批评开始，地域视角便成了后代文学批评家们代代相承的文学评论传统。在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便是吴公子季札，他在对《诗经》十五国风解读时，地域意识就显得十分明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曾经记录了吴公子季札的这段著名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10]季札曾接受过六艺等的严格训练，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听完一曲演奏，他便能立刻说出作品中的意蕴和地域特点。当然，季札这段话的意义还不仅仅在这一个方面，更有价值的是，他这段话是第一次以地域视角对《诗经》（其实也可扩展为文学）进行系统的评论，这段评论实际上就是《诗经》地理学（亦即中国文学地理）之先声。吴公子季札评《诗经》的年代，距离《诗经》成集的年代并不遥远，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认为，以地理视阈来观照文学作品，是伴随着中国第一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而产生的。季札的这段著名评论，在《诗经》研究和古代文学批评领域至少还有这样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对后代文学评论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后代文学批评中的地域观照，或直接或间地接受这一评论的影响，因而使得文学批评的地域观照得以延续和拓展；二是在季札之后的《诗经》研究中，地域的观照尤为显著，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传统，即《诗经》地理学的构建和确立，且在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其基本框架已经构建形成，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古代文论特色的《诗经》地理学。以地理视阈来观照文学作品，当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源头之一。而且，肇始于春秋之际的这一源头，在其后的发展中仍是绵延不断，一直浸润着中国文学批评这块沃土。这里首先应该提到一位重要“接棒者”，他就是班固。他那不朽的历史巨著《汉书》，除了其史学价值外，还具备多学科的多种价值，如开拓《诗经》地理批评就是其中之一。在《汉书·地理志》中，班固将地理视阈作为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对《诗经》等文学作品作了较为系统的地理分析。因而《汉书·地理志》成为吴公子季札之后，以地理视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