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枞阳人。年9月至年6月就读安徽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年9月至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任职于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11月，晋升为副教授，年6月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士族兴起与史学繁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学界关于士族研究与史学研究两方面的各自成果均是十分丰富，不胜枚举，但门阀士族与史学的关系似乎一向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同门阀士族与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地位，同士族与史学长时期、多层次、多范围的互动都极不相称。门阀士族有着鲜明的文化属性，积极参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建设，成为当时史学撰述的主力军，并在史学撰述中深深烙上自身的印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独特发展道路的形成。门阀士族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对治士族或治魏晋南北朝史学来说，都不应小觑。
杂传和谱系，实际上均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的史学撰述类别，但在这一时期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著录杂传撰述有部，合亡书计部，部数列史部13类之首。谱系撰述见录于《隋志》的有41部，合亡书计53部，在史部13类中也居于中流。这些杂传与谱系撰述绝大多数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成就。作为时代记忆的史学，无法回避其所处时代的影响。杂传与谱学撰述的兴盛，都不纯粹是一种学术自身的变动。有意者也往往将杂传、谱牒撰述视为探讨士族与史学关系的接筍之处，其观点可以瞿林东为代表，即认为“家史、谱牒和别传的发展，都是门阀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形式”。有学者认为杂传和谱系撰述在东晋南朝呈衰兴相替这一有趣态势，谓“撰写杂传最盛行的阶段是东汉到东晋”，“进入南朝，由于皇权的加强，由于门阀士族制度的凝固，士人不再热衷于人物品评，与此相适应，杂传的撰写明显减少，代之而起的则是谱牒之书日渐增多。”又谓：“晋宋以后的基本趋势是杂传减少，谱牒日盛。”这个结论，无疑也注意到了东晋南朝史学发展与士族旨趣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么，东晋南朝史学发展中是否真的存在杂传与谱系撰述交相兴盛的状况？换言之，南朝时期杂传撰述是否确乎已经衰落？东晋谱系撰述成就是否真的远逊色于南朝？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关系又究竟具体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全面审视，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二、东晋南朝杂传撰述及其与门阀士族的多重联系
1、东晋南朝时期杂传撰述的持续繁荣
对于《隋志》著录的杂传，逯耀东经过研究认为：“不论在著作的数量，或对于杂传形成的概念方面，都显示出杂传是魏晋时代新兴而又非常流行的历史著作形式。”这个结论有其合理性，但似乎也有尚待商榷之处。同样是《隋志》，其“杂传”小序详考杂传之源流，曾明白说道：“又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又言：“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由此可见，至少是在两汉之际，杂传撰述即已出现，后来也是有一些继作问世的。若只是因为这些作品亡佚便否认其存在，断言杂传为魏晋时期新出的史学撰述形式，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勉强。另外，就杂传写作形式来说，也显然不可能与正史传记人物方式有太多的出入，何况逯先生自己也承认杂传实是正史发展所出的一个旁支。不过，从《隋志》著录唐初可见的杂传撰述来看，这些杂传撰述大部分出自魏晋南北朝史家之手。据章宗源和姚振宗考证，《隋志》尚未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杂传不在少数。又，逯耀东曾考证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也发现其中所征引仅别传一项就有89种是《隋志》所未著录的，沈家本则考证刘孝标共引魏晋时代杂传种，而其中有91种不存于《隋志》，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时期杂传撰述之盛。杂传在魏晋时代相当流行，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近年来学界对魏晋杂传的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