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ientChineseNationalThoughtsandWisdomofHandlingtheRelationsAmongEthnicGroups
谢翔，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物流学院讲师；王文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阶段性成果（18ZDA）；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18AMZ）；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阶段性成果。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频繁。以“华夷”二元为核心的民族思想就是民族关系的一种反映，不同时代“华夷”民族思想在处理族际关系时充满了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成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文化能够绵延不断、生生不息，一直发展到现代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与处理族际关系的智慧问题，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族际关系；民族思想；华夷一体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民族思想的一部分，是民族之间交往关系的一种反映；从民族思想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古代中国“华夷”二元民族思想，充满着处理民族关系的智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与处理民族关系的智慧问题，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商周时期的“华夷”思想与“华夷互变”族际关系的智慧表达
按照传统的中国历史王朝顺序，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出现。一般学术界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现的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与夏朝有关，其地理位置大约是后来九州中的冀州，因此夏朝的疆域主要在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面积仅仅不过10余万平方公里。但是关于夏王朝更加具体的历史，因为没有文献支持，所以难以记述。从商、周时期开始，多民族中国就开始有了“华”和“夷”的民族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最初的民族思想，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中产生的，充满了政治智慧。根据《礼记》中的记载，“夷”是一个“复数”，因此，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多，必然就有民族间的区别与划分，于是也就有了“华夷之别”。但是在多民族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国家特定的历史情景当中，“华夷”民族思想是在发生变化的。特别是发展到了近代，在世界近代化潮流中，“华夷一体”发展为中华民族思想，而中华民族思想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被费孝通先生概括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商、西周时期，“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分类，所以有了“五服”观念。关于五服观念，《国语·周语上》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具体来说：甸服是“天下”的中心，“天子”居住，“天子”在这里主持祭祀天和祖先；侯服是与“天子”有血缘关系的人分布的地区，侯服地区的华夏人必须参加祭祀；宾服是一般诸侯分布的地区，宾服地区的华夏人也要参加祭祀；要服是具有朝贡关系的边疆民族，不一定参加祭祀；荒服则是更加遥远的边疆，荒服地区的民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说“荒服者王”。“五服”理论，实际上是以“华”为中心的多民族中国民族分布的空间观念，即“华夷”都共同生活在中华民族最早的生存空间“天下”当中，所以《诗经·谷风之什·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最初处理民族关系的智慧表达。在“五服”观念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早期分布的文化圈层结构锥形。《尚书·禹贡》记载，以“天子”居住的王畿为中心，每里为一个圈层，即甸服里之外为侯服，侯服里之外为绥服（即《国语》的宾服），绥服里之外为要服，要服里之外为荒服，荒服就可以认为是最外面的圈层，具有了边疆的意味。用现代的学术观点来看，具有“文化圈层分析思想”或者是“差序格局分析方法”的含义。
由“五服”观念反映出来的文化圈层现象告诉我们：文化圈层中的所有“华夷”都是一个共同体，都共处于一个“天下”，没有“华”就没有“夷”，反之，没有“夷”就没有“华”。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的逻辑，也是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华夷”民族思想是多民族中国族际关系的基点，华夷关系构成了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面。
因为“华夷”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所以“华夷”之间也是可以互相变化的。在“华夷有别”和“以华变夷”民族思想指导下，诸多民族开始从夷变为华。对此，《荀子·儒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当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华夏族在文化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华夷互变”的思想表现为“用华变夷”，具体就是学习华夏族的文化后“由夷变华”。《孟子·滕文公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陈良，楚产（按，即土生土长的楚国人）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这说明陈良虽然是个楚人，但是通过学习“华文化”，是可以变为“华”的。显然，在“华”的心目中，南方的楚人，最早也是“夷”。故《诗经·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说明楚人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在《史记·楚世家》当中，楚国的国王熊渠自己都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强大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已经变化为“地道”的华夏族，而且还成为“合纵连横”政治格局当中纵的“纵长”。《史记·楚世家》记载说：“苏秦约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纵长。”更加夸张的是，楚国居然还敢“问鼎中原”。因此司马迁说：“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台，求周之九鼎。”鼎是华夏族的象征物，承载着厚重的华夏族文化。楚人对于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