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历史，认识中国与邻近各邦的历史互动正是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实现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重要法宝。尤其是在国际局势愈发充满变数，外部敌对势力步步紧逼的当下，团结周边友好国家，唤起共同历史记忆，抵制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多方面入侵，必然要求各个正义国家，无论大小，紧密团结。东南亚的古老王国柬埔寨也是我国的“老铁”，而且鲜为人知的是，这份友谊已经跨越两千多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中柬两国的友好即印证此句千古名言。在新的共同利益追求下，两国的地缘关系必将导向更加坚实的未来。
中国有哪些铁哥们？常说的“巴铁”已被大众耳熟能详，甚至已经成为了中文里的一个新生词汇。实际上，东南亚的古老王国柬埔寨也是我国的“老铁”，而且鲜为人知的是，这份友谊已经跨越两千多年。去年三月，中国赴柬埔寨抗疫医疗专家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向周边和东盟国家派遣的第一支抗疫医疗队伍，柬埔寨也成为获中国医疗专家支援的首个东南亚国家。
今年二月，柬埔寨军队和巴基斯坦军队是首批接收中国疫苗的外军兄弟，体现了老铁们之间的深情厚谊。近几年，柬埔寨在南海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中国，某些西方国家和日本“心有戚戚焉”，醋坛子打翻一地，在柬埔寨国内国外散布谣言称这是因为“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很多，用钱收买柬埔寨”，然而事实是日本长期以来对柬埔寨的经济援助是超过中国的，但即便在日本援助多于中国的时期，中柬关系也是牢不可破，柬埔寨同样也支持中国的南海立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以及实际生活中，都将一个中国原则落到实处。
同样，美国的霸权在全球威名赫赫，但依然没有动摇中柬关系的基础。有着华人太太的柬埔寨现任首相洪森看清了某些国家经济援助背后的附加条件，深刻认识到中国没有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对于柬埔寨这样一个还很贫穷的小国，在外交上即便是有一些“左右逢源”也是无可厚非，但这些都不曾影响它与中国的“老铁”关系。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友好和平外交的不断展开，重建传统的国家友谊，打造积极地缘外交关系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探究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历史，认识中国与邻近各邦的历史互动正是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实现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重要法宝。
尤其是在国际局势愈发充满变数，外部敌对势力步步紧逼的当下，团结周边友好国家，唤起共同历史记忆，抵制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多方面入侵，必然要求各个正义国家，无论大小，紧密团结。而在同中国拥有长期交往历史和共同灾难记忆的东南亚地区更是如此。
在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中，柬埔寨扮演了重要而友好的角色，从早期部落时代的初步接触到公元后两国的长期交往，来自官方的朝贡交流和民间的商业贸易从未因朝代更迭而中断，反而将合作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人民跨越中国南海架起了包括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和移民迁移等多种内容的友好桥梁。
在新的共同利益追求下，两国的地缘关系必将导向更加坚实的未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中柬两国的友好即印证此句千古名言。更应从历史中发掘两国政府与人民创造的文明辉煌，共同走向国家与民族的复兴。
01官方友好的朝贡往来
就历史来看，古代中国对外交往随着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便具备了相应的物质条件，尤其是向西南方向的不断开拓，中南半岛的历史发展便和中国得以交汇。汉承秦制，自武帝时期起，中国便进入了大规模同周边各国进行交流的历史时期。《汉书》中已对汉朝使者到达中南半岛沿岸地区进行交往有了明确记载。
几乎在同一大的历史环境下，北部内陆的丝绸之路、南部海上的贡贸活动乃至在西南方向同中南半岛各民族、部落、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都得到了初步开拓和发展。进入公元1世纪时期，扶南王国①在今柬埔寨境内建立，成为这一东南亚国家的滥觞。当地湿润的气候条件及河流冲击形成的平坦地形使得农业得以快速发展，而丰富的亚热带物产和滨海的地理位置为商业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由于朝贡体系尚未完全成熟，两国的商业交往主要依靠来自马来亚的转运商人间接进行。但不可否认，两国的商贸联系已经初步建立。及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鸡。”东汉亦回赠礼物。[1]这是两国第一次有记载的朝贡往来。至此以后，两国朝贡贸易不断，自东汉至唐代以前，有记载的官方朝贡活动多达27次，其中又以南梁为最，共有11次。（见表1）[2]
表1：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天监二年(年)的朝贡，梁武帝下诏，授扶南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以“安南将军”和“扶南王”的荣号。这是中国对柬埔寨扶南有记载的最早的政治认同。[3]如果从行为上来确定，双方正式的朝贡关系可能应该确定于更早的三国时期。在《三国志·吴书·吕岱传》中，“扶南”作为当时柬埔寨的国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书中。“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
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4]这段史书记载充分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中柬两国乃至中国同东南亚在相当早的历史时期便建立了贡贸关系；其二，在收复交州九真郡之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是通过“宣化—传檄—遣使”这一非暴力的文明方式进行的。事实上，在朝贡体系这一外交制度中，中柬两国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都保持着文明而友好的交往。
在唐以前的早期封建时代，扶南国与中华的官方贡贸主要集中于奢侈品及奇珍异宝上，如《晋书·扶南传》载：（扶南人）又好雕文刻镂，食器多以银为之，贡赋以金银珠香。[5]到南齐时期，扶南进贡“并献金镂龙王坐像一躯，白檩像一躯，牙塔二躯，古贝二双”的记载。中国则回赠“绛紫地黄比率纹绫各五匹”。[6]尽管这类早期朝贡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影响社会经济的重要效果。但中柬双方在奠定了未来大规模商业贸易的基础的同时，更是通过封贡互动寻求了政治上的相互需求。中华天朝通过朝贡国的尊重与学习得以确立“天下”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固性。
相对的，朝贡国得以接受来自中华文明发达的文明成就并实现自身政权在朝贡体系中的合法性确认。在潘慧琼副教授著作《唐前中柬朝贡关系考述》中将中柬之间朝贡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三点总结，即：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宗教交流。双方在获取政治认同性建立良好外交关系上具有首要的一致性。从这一点来看，扶南国对中国早期朝代的朝贡活动实质上是两国的外交礼物而非片面的贡品索取，遑论中柬双方均是本着友好交流的目的建立了早期的政治与外交联系。在这其中，两国官方的传统友好印象早已是入木笔墨，一脉相承了。
公元7世纪，中柬两国都迎来了自身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时代。隋唐相继，中国步入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国家安定、生产繁荣、对外广泛交流。唐王朝在广州开设市舶司管辖同南洋诸国的贸易，其中便包括了同真腊②（柬埔寨）的海上贸易。需要指出的是，真腊在中国秦汉时期就已存在，并长期作为扶南国的属国出现在历史中，《后汉书》称为“究不事”，《隋书》首先称为真腊。《唐书》称为吉蔑、阁蔑，在此后相当的历史时期（至明代中期）统称为真腊。
大约公元7世纪初，真腊灭其宗主扶南并成为柬埔寨历史的主要国家。真腊基本继承了扶南和中华的朝贡关系，这一时期也是后来柬埔寨鼎盛时代吴哥王朝的文化萌芽期，两国的频繁交流为其后来的鼎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经“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两大繁荣期的唐王朝基于繁荣的经济基础，开展了范围广大，规模空前的对外贸易活动。更重要的是，基于唐朝开放的文化风气和两国长期的友好交往历史。来自真腊的朝贡贸易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新的发展。
纵观整个唐朝，真腊国的朝贡次数有增无减达到18次之多，其中大部分都有详细的记载。（见图表2）[7]
表2：
通过史料统计可见，真腊所进行的朝贡除了进献奇珍异兽外，开始遣使进行政治交流，共有三次被记录为政治交流而非奢侈品进献。这一方面展现了真腊国自身政治制度相较于扶南时期有所发展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