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谈到：“笔记小说与野史笔记同是笔记文体，它们都是随笔记录和不拘体例的简短散文，但笔记小说偏重于记叙故事，具文学色彩，野史笔记偏重于记载史料，具史学色彩。”《齐东野语》是周密随笔记录的散文集合，其中的一些士人传记叙述得生动有趣，如《朱芮杀龙》《王宣子失诰命》《王公衮复仇》等。
这一部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而在涉及重大史实的记录时，讲事实重出处足以补史传之缺，如《绍熙内禅》《诛韩本末》《张魏公三战本末》《景定行公田》等，这一部分具有浓厚的史学色彩。由于《野语》中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各条目的叙述笔法也多有差别，所以对其性质的界定也颇多不同之见。本章谨从目录学著录和作者的主观认定两个方面来对《野语》的性质进行界定。
目录学著录
年版的《辞海》中将笔记定义为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并明确指出《野语》的性质是笔记。笔记这一名称的出现。
最早见于《南齐书丘巨源传》曰：“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其中“笔记”为动词，是随笔记录的意思，并非文体。最早以笔记命名的著作是宋祁的《笔记》，内容包括释俗、考订、杂记三类，但这也并非最早的笔记体著作。
笔记从一开始就与小说混杂在一起，而小说与史传的界限又常常模糊。古代的目录学中没有为笔记体作品单独立类，具体的笔记体作品也被分散著录在子部小说家和史部杂史类。对具体笔记体作品的目录著录进行考察，借助目录学家对作品的归类，判定作品的性质和把握作品的特征。《野语》是周密的一部随笔杂记，在传统目录著录中或入小说家或入杂家，通过对其目录著录情况进行梳理和考察，可以作为确定其作品性质的一个重要参照。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中将《野语》归入小说类，另有“笔谈”“笔记”“琐录”“闲话”等字眼命名的作品也多归在小说一类。周密的另一部笔记《癸辛杂识》紧接《野语》之后，也著录在小说类别之下。对此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齐东野语》一条中指出“今观其书，所记南宋旧事为多，皆兴亡治乱之大端。其言竅，其事确。其询官名精，其定舆图审。其涉礼乐，词义亦极典赡；他所称举，旁闻曲证，亦不苟于记述。
与其所作《癸辛杂识》好录琐语者不同。”又于《癸辛杂识》一条中明确指出“多记琐事杂言，不及朝廷大政，故今不与《野语》同入杂家，而入之小说。”周中孚认为《野语》与《杂识》是性质不同的两部作品，《杂识》多记琐事杂言，《野语》多记朝廷大事，故其将《野语》列在卷五十六子部杂家类。
而《杂识》列在第六十四卷子部小说家类。这不仅拉开了《野语》与小说类作品的距离，而且间接肯定了《野语》记载的求实特征和可信性。《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六十中著录《齐东野语》二十卷，与苏轼《东坡志林》、罗大经《鹤林玉露》和岳珂《裎史》等笔记类作品一起放在杂说一类。《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中也将《野语》归在子部杂说类。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中《野语》被列在卷十九子部杂家杂纂一类。《文渊阁书目》卷二将《野语》放在子杂一类。
由此可知起初小说的写作者地位不高，作品的内容价值也不被肯定，整体上处于主流之外。鲁迅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小说部著录之书的考察，得出“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的结论，也即小说虽有意接近史书但又有失客观。
目录学发展到清代己经相对成熟，集大成的目录学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将小说分为三类：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但鉴于《野语》中所记载的“朝廷大政”，将其列入杂家而非小说家，与同为周密笔记的《癸辛杂识》相区别。
就《野语》的著录情况来看，《千顷堂书目》将其著录在小说家，其余的目录学著作则多著录在杂家。杂家是界于子部和史部之间的一个折衷分类，无法进入史部的作品会退入杂家，从而使史部容纳的作品更纯粹，但又不可与小说一类同日而语。多数目录学家将《野语》划归杂家的做法，也是将其与道听途说的小说文体拉开了距离。
《野语》在目录学上的分类著录，肯定了其所记内容的严肃性和相对真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野语》记录的客观立场。但也须说明的是今人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中认为笔记小说是文学作品，属于小说的文体范畴。
并将《野语》划归到国史派笔记小说一类，国史派收录记载朝野轶事琐闻的笔记作品，这些作品具有笔记、小说、补史三种特质。今人萧相恺的《宋元小说史》中将《野语》划入轶事小说一类，张兵《宋辽金元小说史》中则将其划入志人小说一类，肯定《野语》具有的文学性特征和作者周密的小说家地位。
作者界定
宋代士人读书很多，拥有很高的学术修养，重视经术策论，喜欢评论时事。闲暇之余或随笔记录朝野之事，或叙写见识闻见，或思古鉴今考订史实。经夏承焘先生《周草窗年谱》考证，周密四十五岁南宋灭亡，《野语》是其“入元以后，抱遗民之痛，以故国文献自任”而写就，这种为国存史的崇高使命也决定了其资料选择和执笔记录过程中的严谨态度，故夏承焘先生称《野语》为“野史巨擘”。
就《野语》的撰写目的来说，周密重在保存故国史料，还历史以最原始的样子。就《野语》的资料来源来看，周密选择的态度非常审慎。《野语自序》中谈到“泰、禧之间，大父从属车，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闻目接，岁编日记，可信不诬。”其家中大父、外大父都是朝中大臣，其父亲也博学多识，熟悉台阁旧事。其家中所存资料都是记录当时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周密对其真实程度非常自信。
除此之外，周密还亲自收集史料，在记录里也时常交代其史料的来源。卷十八《二张掾襄》之事从襄州、顺化老卒处听说，卷十九《贾氏前兆》之事也是亲从沈士圭处听闻，《安南国王》一则故事得之陈惟善，《向氏粥田》得之于向氏子孙。卷十六《三高亭记改本》、卷十三《火浣布》和卷十《吴郡王冷泉画赞》中所载之物，周密都曾亲见。而卷十八《章氏玉杯》中如实记录自己并未见到玉杯，只是从元毖舅氏处听到。周密所记录的内容多讲明出处和来源，可知其选择鉴别材料的求是态度。
就《野语》的执笔态度来看，周密在感叹“直笔之难久矣”的同时，也努力做到不以文害辞而隐没事实。
史官即使据有充足的史料，在记录之中仍不能完全做到秉笔直书，所记录的历史难免与史实相出入，而周家资料多为亲历者耳闻目接，足可与史官之记载相参证。第二卷《张魏公三战本末》记载富平、淮西、符离三次重大的战事，其中提到了一些其他史书和评论，以相互参照。
《富平之战》提到《西事记》中对张浚的评价，还提到《秀水闲居录》中对富平之战做的总结。《淮西之变》中提到《退朝录》《挥麈录》中对淮西之变也有记载。《符离之师》中提到《赵鼎传》《刘氏日记》《何氏备史》《涧上闲谈》《张魏公列传》《潘远纪闻》《莱公纪事》中对符离之战的总结记录。由此可见周密《野语》中在记录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是以史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
另外，周密在《野语》卷十四《食牛报》和卷十八《宜兴梅塚》中都提到了“小说”一词，通过对其语境的考察，亦可得出作者对于小说这种文体的看法。《食牛报》中主要讲述的是食牛肉而遭受报应之事，周密在评论中谈到：“余闻其说异之，且尝见传记小说所载食牛致疾事极众，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宜兴梅塚》中有“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私之，后其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
由此两处语境可知周密提到的传记小说多讲述奇闻异事，应类似于志怪小说。听到故事比较离奇便可直接联想到传记小说，又对其中内容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据此可以推知，周密潜意识中的小说文体多是用来记录奇闻异事，内容具有随意性和虚构性。
而《野语》的写作初衷、资料来源和执笔态度都是以史料汇编的标准来完成。因此，就周密的主观意愿来说，《野语》当以史学著作视之，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入小说一类。
《齐东野语》的特征
古代的目录学分类中，《野语》曾被归入小说家，但更多的是被归入杂家，这是对其史学价值的一种肯定。加之周密撰写过程中贯注的求实精神和史学态度，《野语》中的记载当十分可信。《野语》记录了宋一朝朝廷大政、军事边防、风俗习惯、天文历法、读书考证、士人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尤其是记载了众多士人的轶闻轶事。二十卷条记录中，有条是对士人逸闻的专门记录，另外在其他方面内容的记录中涉及士人轶闻的还有69条，几乎占到整部笔记的三分之二。在这些士人记载中，体现着《野语》记载的史学特质和文学笔法，还可看到作者客观求实的记录立场中渗透的情感评价，这也使得《野语》中的士人风貌有别于官方文献和其他笔记。
《野语》作为野史笔记中的巨擘虽然未能归入史部，但其史学价值和史学特质都得到了充分肯定。还须说明的是周密作为宋末元初一位诗词文兼擅的文学大家，拥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记载士人轶闻的过程中，不仅注重记录事件的真实性，还尽可能使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在具体士人条目的记载中，周密时常引用士人的诗词作品，以展示士人真实的精神世界。
如卷十一《滕茂实》一条中将滕茂实的经历叙述得跌宕起伏，不仅加入“冠裳迎谒，拜伏号泣”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而且还引述了滕茂实所作的五言诗。通过其中“敛我不须衣，裹尸以黄旛，题做宋臣墓”的句子，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不惧生死、忠君报国的杰出士人，使历史人物得以立体化呈现。最后明确交代史料的来源，即“余访之北方记录，得其实焉。”卷一《放翁钟情前室》、卷十五《曲壮闵本末》和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等众多条目都是如此，可为参证。
通过对《野语》近三十年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前辈学者亦是从文学和史学两大视角切入研究。从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多从《野语》具有的史料价值进行考察，如四川大学刘静的博士学位论文《周密研究》，其中不仅将《野语》明确界定为史料性笔记，肯定其保存重大史实、人物传记、民俗神话和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史料的价值。
还以《野语》为主要依据探讨周密笔记中所记历史人物的价值和意义。从文学角度对《野语》进行详实论述的是广州大学方勇的硕士论文《周密〈齐东野语〉研究》，其中选择从叙事和文本观念上来分析其文学特性。尤其在谈到《野语》中叙事的故事性、传奇性、抒情性、通俗性等特征时，多依据文学色彩较浓的士人记载来进行论述。这些事实充分证明《野语》所具有的史学和文学双重特质。
在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史》序言中，曾提到宋代历史前详后略，北宋的国史记载非常详细，但南宋的记载相对简略，尤其是南宋后期更是少有记载。《野语》中多记南宋的史料，并且多处可补史缺，这使其在宋人笔记中具有更突出的地位。
对《野语》的撰写目的、资料来源和执笔态度的论述来看，周密确实是站在客观补史的立场上进行史料的搜集撰写。在对其中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评价时，也尽力做到与事实相符、不偏不倚。对人物的记载则还原其所处的生活环境，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展示生活状态中活生生的士人，而且多不作直接的道德评价。
结语
《野语》中寄予着作者对当时政治现状、社会风气和士人心态的深刻思考，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周密的主观评价，所以《野语》又不只是一部简单的史料汇编。在行文中周密常以“余按”和“余”的形式抒发自己的议论，畅叙自己的见解。卷五《作文自出机抒难》中评论到“大抵作文欲自出机抒者极难，而古赋为尤难。”
虽是戏语，也可见周密不是听风即雨，不辨真伪之人。还如卷十八《近世名医》中周密对少数“名医”察夫脉而知妻死，未孕而知产亡者的辛辣嘲讽。周密对其所记的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或是在记录中直接抒发，或是将爱憎倾注在叙述过程之中。由于时代的局限，其思想中难免会出现一定的谶纬观念和封建迷信，但仍在最大限度上秉持着客观求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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