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统一以前，我国古代名号除了源于夏国号的区夏、有夏、时夏、诸夏、华、诸华、华夏及另成一系的地域的中国与文化的中国外，还有两大类名号，也时常见于典籍的记载：
第一类，是据历史传说而称我国全境为禹迹、禹甸、禹服等，以及九州、九有、九囿、九围等；
第二类，是依天地观念而称我国全境为四海、海内、天下等。
上述这两大类名号，自秦统一以后，仍然或频繁或偶然地为人所使用；有的作为习惯用语，还沿袭至今。本章先说第一类，即禹迹、九州等。
以“禹迹”指称全国，如唐张说《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应制以题坐右》诗：“文明遍禹迹，鳏寡达尧心”，又五代晋朝的《武功舞歌》:“百川留禹迹，万国戴尧天。”以“九州”指称全国，所见更多，如唐王昌龄《放歌行》:“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南宋陆游《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清龚自珍《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郭沫若《满江红·赞雷锋》有句：“二十二年成永久，九州万姓仰英烈。”值得注意的是，“禹迹”与“九州”在诗中还往往成对出现，如北周庾信《羽调曲》:“九州攸同禹迹，四海合德尧臣”，明胡翰《吕梁硔》:“鸿飞九州野，吾愿观禹迹。”那么，为什么会有禹迹、九州这类名号？禹迹、九州又为什么往往成对出现呢？细说从头，这里面不仅联系着复杂的历史事实，而且还夹杂着屡变的神话传说……
第一节 古史的神话传说与神话传说中的禹
禹迹等名号的来历，显然与禹有关。禹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国家夏。夏以后的商、周有文字记载与实物遗存，而夏以前的时代则只有神话传说。神话作为原始时代的产物，本是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蒙昧认识和野蛮生活的反映，然而一到传说，便把神话历史故事化了。而这类故事又大体总是美好的，因而在后世人的心目中，遂成为确实可信的历史。
然而传说也不一定完全无据，起码可以说有当时历史的影子在内。以春秋战国时代为例，杀伐连年，社会动乱，人们感于时事，以为今不如古，便制造出尧、舜、禹三代揖让而升、垂拱而治的故事，以寄托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但古史的发展，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想了解古史的真面目，就必须避开传说的空想。
重新认识古史的代表学说，有五四运动以后以顾颉刚为宗师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的中心观点是：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即是造史的很好比喻。关于这一点，顾颉刚说大体有三个意思：
其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其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位“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位“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又成了一位孝子的模范。
其三，我们虽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如我们虽然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但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按顾颉刚的上述观点，是对唐刘知几、清崔述、近人崔适诸家学说的系统与完善，又得到了钱玄同、胡适诸家的赞同与补充。由古史辨派的细密考证，尧、舜、禹之为传说人物，遂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观点。
《古史辨》书影
关于禹的传说，顾颉刚曾经指出：
由戎的宗神禹，演化而为全土共戴之神禹，更演化而为三代之首君。
传说中禹的事迹，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如《山海经》鲧腹生禹，《国语》禹致群神于会稽，《汉书·郊祀志》禹封禅于会稽，《墨子》禹道死葬会稽，等等；而影响最大者，则是治洪水与分九州二事，与此相关的禹的传说，“乃为中国之《创世记》耳”。
关于《创世记》，《正名中国：胡阿祥说国号》有这样的“通俗”描述：
读过《圣经》的朋友都知道洪水与诺亚方舟的故事，没有读过《圣经》的朋友也肯定听说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见载于《圣经》的《创世记》里，说上帝耶和华看到他创造的世界变得一团糟了，就决定毁灭所有的人类，只留下为人虔诚、与人和睦相处的好人诺亚一家。于是上帝告诉诺亚造一条大船，那船长四百五十英尺，宽七十五英尺，高四十三英尺，这跟现代的远洋轮船差不多大。诺亚又捕捉了许多动物放在船上，然后上帝就让暴雨连下了四十个昼夜。洪水汹涌澎湃，淹没了整个地球，只有诺亚方舟漂浮于汪洋大海中。等到洪水消退了，诺亚一家和他带上方舟的动物，是这场可怕的洪水后仅存的生物，并一直繁衍至今。
至于“中国之《创世记》”，即所谓的“大禹治水”，而记载“大禹治水”较为系统全面、影响也较为广泛的史书，当推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所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按《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第二篇是《夏本纪》;《五帝本纪》首黄帝，《夏本纪》首禹。黄帝、禹本非完全的信史，但传说也并非无据，况且黄帝葬桥山，禹崩会稽，有冢可据。司马迁作为史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遂整齐百家杂语，“择其言尤雅者”，并结合自己对山川的考察与对长老的访问，著成《五帝本纪》与《夏本纪》。在《夏本纪》中，司马迁述禹道：
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
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赐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通读《史记》关于禹的上引记载，禹迹、九州等名号的源始已经相当明白；九州、四海、天下之为互文，也可见出大概。
然则禹迹、九州等名号始自何时，仍是需要考索的问题。
汶川大禹雕塑
第二节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史记》关于禹的上引记载，乃是综合西周以来的古史传说而成。而按照顾颉刚等人的考证，周朝人心目中最古的人即是禹。盖在西周时，周人已认定禹是首出奠定山川、敷布土地者，凡后人所居，皆禹之迹，禹治水，足迹遍全国。以此，禹迹成了全国的代称，广被当时人所知的天下：
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迹），四方攸同。
洪水芒芒（茫茫），禹敷下土方。
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迹）。
这样的天下，按照《尚书·禹贡》的记载，包括了从黄河北岸到长江北岸的27座山，弱水、黑水、河水、汉水、江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9条水，简而言之，就是禹迹踏遍的山山水水、全国各地。
南宋《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
禹迹所指的天下，又可称为九州。《左传·襄公四年》魏绛为晋侯引《虞人之箴》: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茫茫无际的禹迹啊，被划分成了九州，开通了条条道路，人民有了居住的房屋与祭祀的宗庙，野兽有了丰茂的青草，他们、它们各有住处，遵守道德，互不干扰。由此也可以看出，禹迹是被划分为九州的，禹迹的范围就等于九州，禹迹、九州本是相互关联的一对名号，而以禹迹与九州代表天下，又是西周以来通行的看法。
九州一名的出现，则稍晚于西周时出现的禹迹。春秋时铜器叔夷钟（据考作于公元前年）铭文云：
这是说成汤受了天命，便享有禹的九州，住在禹的地方。九州即指成汤的天下。
洪水的传说，联系着我国上古文明滥觞于黄河流域。夏、商、周三代的统治民族均播迁。流转于黄河上中游（夏、周）或黄河下游（商）。夏已经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周更以擅长农业著称，而黄河流域自古即多泛滥之灾，洪水的传说盖缘此而产生。上面已经说过，周人认为首出治水的人物为禹；而随着时代的推移，自燧人氏、颛顼以至尧、舜、鲧，都莫不治洪水，于是洪水的传说变得愈加纷歧。随洪水而来的传说，是划分九州，九州的传说也因之复杂起来，并有了九州疆域的划分及各州名称的拟定，即九州从一种空泛的名号，逐渐变成传说中实有的制度。
关于九州的划分及各州的名称，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好几种说法：
其一，《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禹贡》以山川地形划分九州。
其二，《周礼·职方氏》：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是《职方》以方位与地形划分九州。
其三，《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是《尔雅》以地形及国家方位划分九州。
其四，《吕氏春秋·有始览》:“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是《吕览》以重要国家的位置结合山川地形以及方位划分九州。
以上四说之异同，列表比较如下：
按四种九州说，一般认为《禹贡》的时代最早。《禹贡》一篇，属于《尚书》中的《夏书》，古人认为这篇文献是禹治平洪水、划分九州、依据九州土地的肥瘠状况而制定贡赋等级的记录，故名《禹贡》，而《禹贡》九州，也就自然成了禹治水后所划分的九州。然而西汉以前，另外三种九州说也被认为是禹九州，这就露出了破绽：四种九州说，不仅所取的州名不同，划分原则也很不一致；如果四种九州都反映了客观事实的话，那么它们理当一致。为了弥缝这一破绽，后世学者解释：这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具体来讲，《汉书·地理志》始以《职方》九州为周制，东汉李巡始以、三国魏孙炎继以《尔雅》九州为商制，加上夏制的《禹贡》九州，经学家遂合称为“三代九州”。《吕氏春秋》因为不是儒家经典，所以经学家并未为之立说。
南宋《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然则当禹九州已变得不那么空泛的时候，战国时传说中的古史已上延到了黄帝与神农，汉时更有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于是划野分州的时代也就溯源到了黄帝，并产生了尧、舜十二州的说法。如《汉书·地理志》谈沿革，劈头就说：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中国的文化真是太过古老！一切事物推其源始，都要说得十分久远；而在后世所精心构筑的古史传说体系中，黄帝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华夏民族的老祖宗，许多事物的发明权都要归功于他，许多典章制度也须由黄帝首创，“画野分州”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话虽如此，黄帝却毕竟过于缅邈。黄帝是如何划野分州的，也实在难以说清。比较而言，禹置九州，有名列五经之一的《尚书·禹贡》的详细描述，自然使人深信不疑。进之，禹之前为尧、舜，如禹一样，尧、舜也治水，那么也应当分州，《尚书·尧典》即说“肇十有二州”，西汉谷永、东汉班固都解释成“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即在禹置九州之前，尧时已有十二州，《史记·五帝本纪》略同：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肇十有二州，决川。
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东汉马融说：“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按照这样的解释，十二州是就禹九州再分置并、幽、营三州，恰与谷永、班固之说相反。马融之说多为后世经学家所采用，当然也有反对的，如唐贾公彦《周礼正义》即称：“自古以来，皆有九州。惟舜时暂置十二州，至夏还为九州。”
其实，十二州的说法源于九州说是很明显的，合前述四种九州说，虽然州名不一，总数却正是十二，即《禹贡》九州加上幽、并、营三州。这样，十二州的说法也不过是为了填补多种九州说所造成的漏洞而已。更求之，十二州说的背后还有着历史的真实。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除京师附近七郡外，分境内为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与交趾、朔方十三区，各置刺史一人，巡察境内地方官吏与强宗豪右，称“十三刺史部”，习惯上也称“十三州”。是十二州的传说，乃因汉人影射武帝所置的十三刺史部而起。尧、舜时代之不存在十二州，正如武帝置十三州，一样真实可靠。
十二州说产生于西汉而影射武帝置州的真实，那么产生于战国的九州说，是否也有着某种历史的真实呢？答案是肯定的：九州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统一的向往，是学者们为未来统一时代所设计的政区划分方案。童书业指出：
春秋而后，各大国努力开疆之结果，所谓“中国”愈推愈大，渐有统一之倾向，于是具体区划“天下”之需求乃起；《吕览》、《禹贡》、《尔雅》、《职方》等书始有具体之“九州”制度。“九州”之名各书所载不同，略有四说。……其各州地域，各书所载亦略不同，大致以《吕氏春秋》之说最为近古，以其较少托古之色彩也。……由此知“九州”制度之背景，实为春秋、战国之疆域形势。
其实九州的具体名称，也有力证明了九州由空泛到实在、由模糊到清楚的历史背景，“实为春秋、战国之疆域形势。”
如以《禹贡》九州为例，冀州得名于冀国，春秋时冀国为晋国所灭，所以冀州范围与晋国范围相当；徐州得名于徐国，春秋时徐国为吴国所灭；扬州缘于越国，扬、越二字音近义同，战国时越国为东南霸主；荆州得名于楚国的别称荆国，春秋战国时楚为南方大国；雍州得名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县），春秋战国时秦国在此建都多年。另外，青州属于东方齐国的范围，“东方色青，乃五行说既起后之规定”；兖州属于卫国的范围，得名于沇水，沇水是济水的别称，济水是战国时代江、河、淮、济“四渎”之一；豫州在春秋战国时属于周天子周国之地，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师东都所在，常安豫也”，意即居中的天子希望安闲舒适；至于梁州，属于战国时代秦国新开拓的疆域范围，即汉中、巴蜀之地，秦人架有栈道通达，而梁即有桥梁沟通之义。如此看来，《禹贡》九州的具体名称以及方位、范围、背后的相关国家，都是春秋战国时代情况的反映，也就是说，如果不到战国时代，学者们是无论如何也设计不出这样一套州名的。
然则向往统一而区划天下的九州，又何以要说成是由大禹所定呢？简而言之，这是要“托古改制”与弘扬“正能量”。
我们知道，在农业经济占优势、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先秦时代，人们很尊敬有丰富经验、见多识广的老年人。而处于这种“老就正确”的思维定势下，很容易使人向往过去，向往古代。以此，思想家们提出一项政治改革的设想，政治家们规划一项政治改革的方案，都需要托古，即把当前的设想、方案假托于古代，说这种改革不过是恢复古代已经实行过的制度而已。因为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中，古代有尧、舜、禹那样的圣君，有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这样的圣君与盛世所实行的地方制度，也是尽善尽美、整整齐齐的——大禹时代即是如此。
当然，具体到选择大禹九州作为未来制度的原因，又在于古史传说、历史记忆中的大禹形象，可谓充满了“正能量”。如墨子称道曰：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可见大禹为了治平水土，真是备极辛劳。这样的备极辛劳，换来的则是后人真挚有情的感恩感念，如《左传·昭公元年》记周景王派遣刘夏出使，在洛水入黄河处，面对着滔滔河洛，刘夏感叹道：“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多么美好啊，大禹的功劳，他光明磊落的德行照耀千秋！倘若没有大禹治平洪水，我们早就化成了鱼鳖！孟子也赞美道：“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大禹疏通了九河，然后“中国”的人们才有了收获、有了粮食。
相对于大禹治平洪水、拯救土地、造福万民的丰功伟绩，战国时代的统治者们就非常不堪了，其时列国割据，“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人民痛苦流离，社会混乱异常，真是今不如古。于是学者们——无论是儒家学派的孔子、孟子、荀子，还是法家学派的商鞅、申不害、韩非，以及其他学派的大师们——都主张大一统而反对分裂。而为了证实这种大一统思想的正确性，许多学者又沉思不已，各就其所知的大陆勾画蓝图、划分区域，并且告诉当政者和天下庶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统天下，自古以来就有由中央政府划分好了的地方区域——比如大禹的九州；统一以后的疆域划分，就应当恢复大禹九州的政区制度，以方便政府的管理与人们的居住——而这，就是多种九州在统一趋势日渐明朗的战国之世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背景。
遗憾的是，公元前年秦灭六国，虽然完成了统一的重任，然而战国学者们设计的规模与名称俱备的九州，却没有被秦始皇帝采用，秦朝分天下为36郡。到汉武帝时，尊重经学，才汇合《禹贡》和《职方》的记载再加上自己的决定而实行了州制，然而不是九州，而是十三州；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再到东汉晚期，州变成了一级行政区，却又引发了魏晋南北朝约年的大分裂。
长沙岳麓山禹碑
而从此以后直到明清，作为行政区的州制也一直存在，今日还能找到这方面的痕迹，如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等市的设置，即是明显的例证。
总之，九州制开始酝酿并成型于春秋战国，而实现于汉代。在历史的演进中，它似真而实假，由假而化真。当它还是一种理想时，它代表了全域，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又一个名号；当它经过变形、成为一种现实时，它的原形——九州，仍是秦汉以后中国的一个代称。
第三节 禹迹、九州的“孪生兄弟”
如上所述，禹治平水土，人民得以安居，九是虚指的极数，在地理上后来多谓八方（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加中央，于是禹迹、九州成了全国的代称；又因禹治平洪水，显露出许多块陆地，人们得以安居在这些陆地上，所以这些陆地被合称为禹迹，禹迹是由许多块陆地、也就是“水中可居”的州组成的，所以禹迹也被称为九州，而且禹迹与九州这两个名号还往往成对出现。
进而言之，分析禹迹、九州这两个名号，“迹”指禹之足迹所至的范围，“州”本指水中可居的陆地，后来演变成九个理想中的大行政区。也就是说，“迹”、“州”这两个字是通名，与“禹”、“九”这两个专名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指称全国的专有名词。而从理论上讲，若“禹”字加上与“迹”字义同义近的通名，或者“九”字加上与“州”字义同义近的通名，也就可以构成与“禹迹”、“九州”义同义近的、指称全国的专有名词了。事实也正是如此，禹迹、九州有着众多的孪生兄弟，它们都是指称全国的古老名号。兹各举例证若干如下。
禹甸：《诗·大雅·韩奕》：“奕奕梁山，惟禹甸之。”《诗·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惟禹甸之。”毛《传》训甸为治，禹甸即禹治理过的地方，郑《笺》：“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丘甸之，即把土地分成丘、甸，两者的关系是四丘一甸。后人用此义，遂称中国九州之地为禹甸，如宋方夔《苦热》诗：“谁是苍生霖雨手，普将禹甸酿西成”；清王式丹《南中书事》诗：“禹甸埴坟殊广大，蛮方节钺漫纷纭。”
禹服：《尚书·仲虺之诰》:“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孔《传》:“仪表天下，法正万国，继禹之功，统其故服。”服指王畿以外的疆土，后世即以禹服称中国九州之地。《南齐书·乐志》载《乐歌辞》:“诞应休命，奄有八夤。握机肇运，光启禹服。”唐许敬宗《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诗：“星次绝轩台，风衢乖禹服。寰区无所外，天覆今咸育。”又唐王维《兵部起请露布文》:“伏惟皇帝陛下，大道先天，至德冠古，……亿兆广尧封之时，郡县加禹服之外。”又清陈廷敬《上御神武门观西洋进贡狮子》诗：“皇威远被海西偏，灵产欣观自九天。王会地图过禹服，帝疆方物集尧年。”
禹域：《禹贡》九州的范围，后人又称禹域，义同禹迹。清黄遵宪《唐韨臣明经》诗：“芒芒此禹域，滔滔彼汉江。”又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茫茫禹域，惟公是赖。”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鲁迅《无题》诗：“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陈毅《送董老出席旧金山会议即日出洋》诗：“百年家国恨，禹域日倾颓。”又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在《募集基金启》中说：“今日一言‘禹域’，畴不思及华夏之不可侮与国土之不可裂者！”
九有：《诗·商颂·长发》：“武王（汤）载斾，……九有有截。”又《诗·商颂·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传》：“九有，九州也。”《礼记·祭法》“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国语·鲁语》作“共工氏之伯九有也”。以九有泛指全国，如西晋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茫茫九有，区域以分”；北周庾信《将命至邺酬祖正员诗》:“我皇临九有，声教洎无隄”；前蜀贯休《行路难》诗：“九有茫茫共尧日，浪死虚生亦非一”；清黄遵宪《感事》诗：“茫茫九有古禹域，南北东西尽戎狄。”又《三国志·蜀志·郤正传》：“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婴丁祸败。”
九囿：北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包牺以来纪》:“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势，财（裁）度为九州，谓之九囿。”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分别区域曰囿。常道将引《洛书》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为九囿。’九囿即《毛诗》之九有，《韩诗》之九域也。”又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昔在唐尧，洪水滔天。鲧功无成，圣禹嗣兴，导江疏河，百川蠲脩；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如此则九囿的出现，可能还早于九州。
九围：《诗·商颂·长发》:“帝命式于九围。”孔颖达《疏》:“谓九州为九围者，盖以九分天下，各为九处，规围然。”毛《传》:“九围，九州也。”唐元稹《月》诗：“迢递同千里，孤高净九围。”唐太宗李世民《过旧宅》诗：“昔地一蕃内，今宅九围中。”唐柳宗元《祭独孤氏丈母文》:“名播九围，望高群士。”又《隋书·西域传·高昌》:“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四表。”
九土：《国语·鲁语》:“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是九土后世理解为九州之土、九州。东汉张衡《思玄赋》:“思九土之殊风兮，从蓐收而遂徂。”西晋左思《蜀都赋》:“九土星分，万国错跱”；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又宋司马光《乞官刘恕一子札子》:“至于十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
九原：《国语·周语》:“汩越九原。”“原”意为“广大而高平”，后世以九原指九州者，盖因禹治平水土，使民宅居。南宋陆游《一编》诗：“死去虽无勋业事，九原犹可见先贤”，《春感》诗：“多病更知生是赘，九原那恨死无名。”
九牧、九伯：《荀子·解弊》：“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唐杨倞《注》：“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抚有其地则谓之九有，养其民则谓之九牧。”牧为州长官的名称，天下分为九州，则九牧代指九州。《周礼·掌交》“九牧之维”，郑玄《注》:“九牧，九州之牧。”《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后汉书·孔融传》:“以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唐李贤注：“以九州之人养千八百君也。”南宋陆游《送黄文叔守福州》诗：“议论前修似，声名九牧传。”又《左传·僖公四年》:“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九伯者，九州之方伯，即各州诸侯之长，或以为九伯指散列九州之伯，即统言天下诸侯。后世遂偶以九伯指九州，如北宋王安石《谢知州启》:“谢守论功，当为九伯之冠。”
九服、九畿：《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即方千里的王畿以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九等，每五百里为一等，由内而外依次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服，服事天子也”，“诸侯皆服事于周，……故称服也”。九服也称为九畿，据《周礼·大司马》，以国畿为中心，向外依次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畿。郑《注》:“畿，犹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为界，有分限者。”按九服、九畿也是先秦时理想中的一种区划，其范围包括了诸侯领地及外族所居之地，后来泛指全国。南朝梁沈约《法王寺碑》：“济横流而臣九服，握乾纲而子万姓。眷言四海，莫不来王”；《宋书·武帝纪》：“王略所宣，九服率从”；又《周书·文帝纪》诏：“朕所以垂拱九载，实资元辅之力；俾九服宁谧，诚赖翊赞之功。”顺带可以提及，除九服、九畿的名号外，还有类似的三服、五服的说法。《逸周书·王会》:“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为要服，方三千里之内为荒服”；《尚书·禹贡》所记为甸、侯、绥、要、荒五服，每服四方各五百里，唐孔颖达《疏》:“五服之名，尧之旧制；洪水既平之后，禹乃为之节文，使赋役有恒，职掌分定。”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周之九服，即禹弼成之五服分为九者，故云禹迹。”以此，三服、五服也可以代称全国。
九共：《尚书·舜典》之《书序》曰：“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西汉伏生称《九共》是述诸侯来朝，各言其土地所生，人民好恶，为之贡赋政教。后因以九共泛指全国。章炳麟《中华民国解》:“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
九域：《礼记·祭法》“共工氏之伯九州也”，《汉书·律历志》引《祭典》作“共工氏之伯九域”，是九域即九州，用以泛指全国。《晋书·孙惠传》:“今明公名著天下，声振九域。”东晋陶潜《赠羊长史》诗：“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又北宋有《九域图》、《九域志》，都是记载全国疆域的地理图志。
九隅：犹言九州。《逸周书·尝麦》:“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西汉王褒《九怀·匡机》:“弥览兮九隅，彷徨兮兰宫。”
九方：九方即中央加八方，可以指称全国，如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七励》：“情苞六合，德贯九方。”六合指天地四方，也泛指九州的天下，《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又李白《古风》诗：“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九垓：犹言九州，指兼该八极的九州地面。《国语·郑语》:“故王者居九垓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孙吴韦昭注：“九垓，九州之极数也”，《说文解字》“垓”字引作“天子居九垓之田”。晋葛洪《抱朴子·审举》:“今普天一统，九垓同风。”南朝梁简文帝《南郊颂》:“九垓同轨，四海无波。”
九区：犹言九州，泛指全国。东汉刘騊駼《郡太守箴》:“大汉遵周，化洽九区。”西晋陆机《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九区克咸，宴歌以咏。”元王冕《悲苦行》诗：“安得壮士挽天河？一洗烦郁清九区。”
九野：《后汉书·冯衍传》:“疆理九野，经营五山。”野指界线或范围，九野即谓九州地域。魏曹植《汉高祖赞》诗：“朱旗既抗，九野披攘。”唐王勃《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皇业未昌，九野被豺狼之毒。”宋苏轼《江上值雪》诗：“霍然一麾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
九壤：犹言九州。魏曹植《文帝诔》:“朱旗所剿，九壤被震。”《晋书·乐志》:“洋洋玄化，润被九壤。民无不悦，道无不往。”西晋束晳《补亡诗》:“恢恢大圆，芒芒九壤”，《文选》唐李善注：“九壤，九州也。”
九宇：义同九州。唐李白《古风》诗：“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隋书·音乐志》:“四海之内，一和之壤。……九宇载宁，神功克广。”清刘震《祖龙》诗：“六国邱墟九宇恢，更张周典见雄才。”
九县：义同九州。《后汉书·光武帝纪》:“九县飙回，三精雾塞”，唐李贤注：“九县，九州也。”《梁书·元帝纪》:“九县云开，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谁不载跃。”又南宋文天祥《己卯岁除》诗：“日月行万古，神光索九县。”
九廛：犹言九野、九州。《宋史·乐志》:“帝奠九廛，孰匪我疆；繄我东土，山川相望。”
九纲：犹言九州。《南齐书·陈显达传》:“神武横于七伐，雄略震于九纲。”
九夏：犹言九州华夏。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制书：“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
按以上这些名号，“出生”的年代有早有晚，早者如禹甸、禹服、九有、九囿、九围等，或与九州同时代，甚或早于九州；晚者如禹域、九垓、九区、九野、九壤、九宇等，“出生”的时间尚未及详考。然则笔者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禹迹”、“九州”会有如此多的孪生兄弟？而且“禹迹”一类的名号，其使用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胜过“尧封”、“舜壤”一类的名号？
第四节 “创世记”的人文意义
“禹迹”、“九州”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孪生兄弟，可从一般与特殊两个方面的原因去理解。
一般的原因在于，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流行复古思潮与创新时尚。因为复古，一些旧名号被重新使用起来，而且被赋予了更加明确或复杂的含义，如禹甸、禹服、九有、九围、九土等；因为创新，许多新名号又被造立出来，从而使得诗歌文赋的形式与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如九垓、九区、九野、九壤、九宇等。
特殊的原因在于，大禹治水的人文意义与“九”这个数字的特别象征。
先说“九”这个数字的特别象征。如上所述，“九”不仅代表虚指的极数，是极多的意思，在中国文化中，“九”还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吉祥的数字。《易经》以“九”代表乾坤万物，《黄帝内经》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九月九日是两个最大阳数的重叠，所以称为“重阳节”，中国古代品评人物，也分“九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与此相关联，以“九”这个数字配上合适的字眼，作为中国的名号，也就寄寓了神圣的意味与吉祥的祝愿。
再说大禹治水的人文意义。水是生命的源泉，人类的古老文明大多傍水而居。古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发源于恒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两河流域，概莫能外。然而，傍水而居尤其是傍着平原地方的大江大河而居，也容易遭受洪水的袭扰乃至灭顶之灾，于是能否解决洪水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早期文明能否维系、能否发展的关键所在。于是我们看到，世界诸多的民族都有洪水与治水英雄的神话传说，其实这类神话传说都有历史的影子或者依据。具体到我们中国，最富影响的洪水与治水英雄的神话传说与历史记忆，就是大禹治水；而“禹迹”、“九州”这两个沿用至今的古老名号，则形象地彰显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
位于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交界处的黄河禹门口，传说为大禹治水时拓宽整治的
再上升一步来说，大禹治水的人文意义还在于：此前人类只能被动适应的自然世界，变成了一个有主动奋斗、有历史记忆、有血有肉的人文世界；自然经济为主、缺乏行政管理的生活，开始向农业经济为主、政区有序管理的生活演进；部落联盟、选贤任能的社会状态，逐步变为统治权力、家族世袭的国家体系。如此等等，于是大禹成了中国先民与大自然既搏斗又适应的象征，成了华夏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标志，乃至成为开创中国疆域的偶像、中国“国家”的奠基人。而从这层意义上说，治平洪水、划分九州、传位于启的禹的历史与神话，正是中国的“创世记”，这样的“创世记”，较之《圣经·创世记》里诺亚方舟的故事，又更加积极、主动、充满“正能量”；再由这样的“创世纪”中凝练出来的“禹迹”、“九州”及其众多的孪生兄弟，也就非常恰当地成了我们祖国古老而雅致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