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龢，南朝宋泰始年间书法家，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中书侍郎廷尉。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时人以比高凤。据《唐书·艺文志》载，虞龢著有《法书目录》六卷，已佚。今传其《论书表》一卷，文末云：“六年九月中书侍郎臣虞上。”可知此文作于明帝泰始六年（），唐窦蒙《述书赋注》云：“宋中书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论古今妙迹，正行草楷，纸色标轴，真伪卷数，无不毕备。表本行于世，真迹故起居舍人李造得之。”即指此文。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王献之书法
《论书表》以叙述评论二王之书为主。宋明帝曾下诏寻求二王遗迹，并令虞龢与前将军巢尚之、司徒参军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孙奉伯等四人整理二王书迹，评其品第，以供赏玩，可见当时对二王书法的重视。
虞龢对二王书的肯定基于他对书法发展的认识，他说：“古质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论书表》，下同）可知他不墨守书论中贵古贱今的成见，而肯定了书法艺术求新趋变和人心爱美的特征。他以为二王书法的出现正是这种发展趋尚和人们审美心理的体现。
王羲之黄庭经
王献之书法2
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拟，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
钟繇、张芝与王羲之、王献之相比，则前者古质，后者妍美，而以大王与小王相较，则献之更趋妍丽。虞龢显然肯定了这种艺术发展的趋势，他以为钟、张二王“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可见其中并未有轩轾之分，也未以时代论高下。这与后来梁武帝萧衍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不同。
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王献之书法3
虞龢以为由质趋妍是时代发展的自然趋势，是符合人们的审美要求的这种态度表现了南朝重视绮丽华赡的审美趣味。虞龢对书法代有发展的论述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几与他同时的王僧虔评历代书家时也说：“亡曾祖领军冾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又说：“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论书》）都肯定了变古求新的作用，也主张不以古今定书法之优劣，与虞龢之论相类似。
王羲之圣教序
王献之书法4
虞龢所谓的“妍”即与羊欣、王僧虔所说的“媚”意义相近，是指书法流畅悦怡、妩媚动人的美感。如他评王献之书云：“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子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这种主张与羊欣称献之“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采古来能书人名》），与王僧虔评谢综“书法有力，恨少媚好”（《论书》）等说法一起体现了南朝书论尚美的祈向，对于妍媚风尚的肯定自然导致了对二王新书体的普遍重视与祟尚。
王羲之黄庭经
王献之书法5
对于二王书法优劣的评论是书论史上之一大公案。自羲之身后的一百多年中，一般论者都以为父子各有所长，父不能兼子，子也未能胜父。上引虞龢与羊欣的评语中即体现了这种意见。王献之晚年能在其父笔法的基础上进而取法张芝的草书，推陈出新，自成新体，张怀瓘《书议》中说：“子敬才识高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宣，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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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书法6
由于这种新体书甚得流丽秀逸之美，契合于南朝人的审美趣味，故被推重，一时效法者众，如南朝宋的大书家羊欣就亲炙献之，以能传大令之法著称，时人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在齐代被视为主持书坛的王僧虔也推重献之，《书断》上说他“祖述小王”，宋文帝誉其为“迹逾子敬”。据《南齐书》本传上说：“泰始中，出为辅国将军、吴兴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献之善书，为吴兴郡，及僧虔工书，又为郡，论者称之。”可见世人也以之比子敬。当时对王献之书艺的推祟于此可见，故清代阮元说：“晋宋之间，世重献之之书，右军之体反不见贵，齐梁以后始为大行。”（《南北书派论》）梁武帝萧衍始以为献之不及乃父，风气遂变，至唐太宗起而尊羲抑献，后世遂以羲之为百代不可企之顶峰。然于宋齐之时，子敬之地位较之羲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本文中引羊欣的话说：“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意谓张芝的草书字体不及羲之，当然更不如献之了，言下之意显以为大令胜右军。
王羲之兰亭序
王献之书法7
虞龢以“妍质来区别古今不同的书风，显然注意到了二王书体的差别。当时就有人认为右军之体“微古”而目大令之书为“今体”。萧子云《南齐书·刘休传》曰：“羊欣重王子敬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休好右军笔法，因此大行。”《文章志》曰：“献之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绝时伦。”可见时人即以古今不同与质妍之异评论二王之书。虞龢对二王书的评价正体现了时代风尚，其中不仅可以见到当时对二王书的态度，也反映了时人竞趋妍美新变的祈尚。
虞龢《论书表》中还记载了一些有关二王的趣事轶闻，虽未必全部可信，但对了解他们的生平与个性足资参考，这些轶事后来被采入正史，流传极广，也体现了《论书表》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