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贺去世十多年后，杜牧为《李贺集》写下序文。序文中写道：“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这段文字可谓以意象论诗，不同的意象置身于不同的场景，便呈现出不同的品格，用以比拟李诗的特征。若翻译成白话文，此段大意便是：“云烟的连绵不足以形容他诗歌的变幻多姿；水面的辽阔不足以形容他诗歌的博大情怀；盎然的春日不足以形容他诗歌的脉脉温和；明净高洁的秋日不足以形容他诗歌的风格特色；狂风中的帆船桅杆和战场上的骏马不足以形容他诗歌的英勇无畏；陶制葬具以及铸有篆文的钟鼎不足以形容他诗歌的淳朴古雅；鲜花丽人不足以形容他诗歌的才情哀艳；荒颓国都倾圮的殿宇不足于形容他诗歌的哀愁幽怨；张嘴的巨鲸和跳跃的大龟、牛头之鬼和蛇身之神不足以形容他诗歌的虚幻诡诞。”
在钱氏看来，杜牧以意象来比拟李诗“诗品”，带有铺张色彩。不过，从“风樯阵马”到“牛鬼蛇神”，则非常切合实际，并无过誉。但是“风樯阵马”之前的四个排比则流于虚浮不实，为排比而排比。一般来说，品评者与被品评者如果处于同一时代，毕竟时间轴拉得不够长远，彼此距离较近，应该来说彼此看得更清楚。但是在贺贻孙看来，杜牧的这段序文存在夸饰成分。对于“风樯阵马”之前的“春和”“秋洁”“绵联”“迢迢”“时花美女”等赞誉，杜牧已经将它们使用在替别的诗人所作的序文里，这些虚幻缥缈的赞美在李贺这里不过是套话模板而已。英伦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dge）创作《忽必烈汗》（KublaKhan），也有以诗意之笔来评论诗歌的过往背景。
在补订部分，钱氏大量笔墨用于杜牧式“诗品”评论诗歌的传统。“诗品”入诗，赞美某人的诗歌如何如何，这一传统始于《诗经》的“吉甫作颂，穆如清风”。紧接着，钱氏从杜牧评语的铺张，关联其他诗人诗作的铺张。当然，李贺的诗歌也有铺陈的特点，前文《李长吉诗》已有论述。铺张扬厉的手法常用于七言律诗，因为活动空间大，容纳的意象元素自然也多。在结构对仗中，意象铺陈流淌。比兴之用，有浅有深。浅者游于言表，深者则契风骚之旨。若李商隐之《锦瑟》，便深得比兴三昧，一唱三咏。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诗品”入诗，却理逊于词，虽铺陈设象，不过是辞藻飞扬的四言佳作，意旨却非上品，且常有难通之处。正如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ButlerYeats）所言的“以镜照镜”、“以象拟象”，意象堆叠过多，未必叠加出一篇佳作。铺张扬厉的一个常见弊病便是遮没“栋梁”与筋骨。清代纪昀有“秋坟鬼唱鲍家诗”之句，而“鲍家”之“鲍”——鲍照的风格“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浮艳”可以李贺类比。他们二人感情抒发的奔放，用句语调的急切，以及文辞的美艳华丽，令人惊心动魄，恍惚令人听闻郑卫之声。
笔者以为，文理兼工的少之又少，从“文理相宣”到“理不胜辞”和“理胜于辞”，为文之道则从中庸滑向了两极。《南齐书》中的“文学传论”写道：“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换句话说，理胜于辞，便导致迂曲晦暗。结合前文《李长吉诗》中的李贺诗有“理”及无“理”之辩，李贺俨然成了一个特例，他在文辞铺张扬厉的同时，却营造了奇而诡的诗歌境界。套用钱氏结尾的一句话，李贺“鬼才”之名“谅非偶然矣”。